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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哲学杂志》专刊《城市哲学》出版

《东亚哲学杂志》专刊《城市哲学》由张霄、张浩军、Andrea Baldin主编,SDVIG Press出版。本专题的六篇文章各自都介绍了一种当代城市哲学的相关方法。这一系列主题涵盖从司法问题到智慧数字城市发展,从城市空间的性别化使用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专题所提出和使用的概念表现了当前城市哲学的主题,以及哲学方法和城市主题之间联系的进一步跨文化研究的兴趣领域。这些文章的风格和目标各不相同,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更传统的哲学研究文章还有更诗意风格的作品。这也反映了当代城市哲学的范围之广泛。



编辑导言

自本世纪初以来,对城市的广泛而有活力的哲学兴趣一直在稳步增长。这一运动的重点是如何使用和应用哲学概念,并创造用以研究城市环境的方法论。从一开始,这一努力就是一种决定性的广泛的方法,吸引了全球各地和各种文化中的哲学和具有哲学思想的社群参与进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当代城市生活条件的许多相关问题和挑战越来越为当今全球化的文化和经济体所共享,这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趋势变得更加重要。哲学的特定形式与城市有关,且通常发生在城市中,因此城市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哲学事件。(Kochhar-Lindgren 2020)。

近年来,通过在这一主题上专门编辑成册、出版发行,对城市哲学的兴趣和系统研究都在明显增加(Meagher et al. 2020; Nagenborg et al. 2021)。城市哲学研究小组(PotC RG)是一个由活跃在哲学和城市的交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组成的国际开放网络。该研究小组的角色是促进哲学和其他领域学者之间的联系,并巩固哲学和跨学科研究的新分支的地位。在其年度会议后,许多热点问题已在各种国际哲学期刊上发表。例如Environmental Ethics (Epting 2018)、Open Philosophy (Lehtinen 2020),以及Topoi (Simon 2021)。现在,最近创办的《东亚哲学杂志》也加入了此列,在这一专题中刊载了六篇精选论文文章。

城市哲学倾向于泛指一般的“城市”,而非任何特定城市。如果它关注一个特定城市,那么也只是作为关于城市生活形式的更广泛问题的一个案例研究。这是它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城市研究等关于城市的实证研究的不同之处——尽管这些学科间的界限显然是松散的,因为城市哲学家寻求解决当前相关的问题并因此经验性地参与他们的哲学探究。

但是,由于这是《东亚哲学杂志》的专题,人们更想知道具体的亚洲城市背景的动态。毕竟,根据联合国人居报告(United Nations 2020),未来十年96%的城市增长将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城市(United Nations 2020, p. xvi)。这种快速增长造成了亚洲城市的布局和组织中典型且常被误解的经验性“混乱”(messiness) (Hou and Chalana 2016)。

正是这种被感知到的混乱有时会导致“亚洲城市”的他者化,并导致一种特殊本质的东方化概念,这是一种使其与“欧洲城市”完全不同、不可比拟的显著特征。关于非理性空间的幻想和更关注精神而非物质的思想助长了殖民主义的剥削(Lobo 2021)。正如指着“非西方”文化,即使是值得效仿的正面例子,也会导致粗糙的简化,坚持“亚洲城市”的他者性阻碍了对导致这种感知“混乱”的历史社会环境的更细致分析。

亚洲城市爆炸性增长的因素之一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向亚洲外包产业和工作。在欧洲人的眼中,尤其在东亚背景下,看似混乱的东西可能是由中文(以及日本汉字)书写系统塑造的空间逻辑。与欧洲的线性文字相比,中国和日本的汉字是多方向和模块化的,也就是说,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这种从小就被灌输的空间逻辑转化为多方向、模块化发展的城市空间逻辑(Shelton 2012; Li 2014),造成了一种混乱印象,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替代线性的空间秩序。

本专题的六篇文章各自都介绍了一种当代城市哲学的相关方法。这一系列主题涵盖从司法问题到智慧数字城市发展,从城市空间的性别化使用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专题所提出和使用的概念表现了当前城市哲学的主题,以及哲学方法和城市主题之间联系的进一步跨文化研究的兴趣领域。这些文章的风格和目标各不相同,人们可以找到更传统的哲学研究文章还有更诗意风格的作品。这也反映了当代城市哲学的范围之广泛。

本专题的开篇是谢恩·埃廷(Shane Epting)的文章《人们热爱城市,但城市也爱他们吗》,文中伊佩汀思考了多种对于自己所属城市的情感的表达和庆祝方式。这种感情的互惠(reciprocity),即“城市之爱”(urban love),通过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实践、关系和交易的深入研究得到了进一步解释。埃廷认为,在艺术、娱乐和流行文化中,城市被突出描述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才智和创造性兴趣的现象。埃廷试图解释对于由城市生活所构成的实践的爱意表达的进一步共鸣。埃廷的文章恰如其分地提醒了一个可以被强调为本专题主旨的想法:城市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其居民,而任何旨在促进这一过程的讨论都将引导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城市的生活形式。

卡姆斯·古德温(Cammers-Goodwin)的文章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嵌入传感器的3D打印人行桥的案例研究,追溯了数字化如何改变当代城市的性质和用途。卡姆斯·古德温的文章《从从数字化到捕捉”城市性”(Cityness)——传感器和算法能否测定好城市的本质?》提出“城市性”这一价值概念用以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结合了城市生活质量的定量和定性方法。在阿姆斯特丹的德瓦伦区所设置的这座桥成为当前城市所发生的多种发展的象征:城市使用的数据化增长、基础设施创新和通过可持续性交通以达成气候目标而有意增加的轻型交通方式。因此,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或物联网系统(IoT)等数字工具,城市性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ing)成为其他更加定性的方法的补充,用以研究城市建筑环境的宜居性,解释特定城市特征何以显然对城市用户有切实好处,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这类特征的发展。

在《联结时间正义和交通正义——考虑城市正义中时间利用的一个案例》中,玛丽亚·诺德斯特伦(Maria Nordström)关注时间不平等,并将其作为城市正义的一个问题。时间的稀缺性常常被假定为可被转化为在交通出行时间中可能损失的财务资源。此外,可达性(accessibility)曾被普遍认为是交通正义的主要衡量标准。诺德斯特伦主张应该特别关注交通时间的正义及其与交通模式相关的性别议题。由于承担了照料工作(例如带孩子去日托),女性在交通出行上花费的时间所占比例过高,并且她们倾向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行多次路线复杂的出行,以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因此,女性的时间往往比男性少得多。诺德斯特伦最后比较了时间使用作为城市交通正义衡量标准的优劣,并建议应该在城市规划议程中更加认真对待时间问题。

下一篇文章《大流行病是如何改变空间感知的?——新冠疫情防控下的空间现象学》是由阿内塔·科霍托娃(Aneta Kohoutová)所撰写。她专注于正在进行的Covid-19大流行病对城市空间感知的影响。尽管包括公园等公共空间内的社会互动已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这场大流行病为城市空间的全新体验提供了可能。科霍托娃借鉴了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作品,分析了她所谓的空间的“物质层面”(material layer),也就是公共空间中提供文化和社会活动的物体配置。恰恰是大流行病期间所有公共社会和文化活动的突然暂停,为研究和重视空间物质性提供了机会。

杜安·阿利松·潘乔(Duane Allyson G. Pancho)在《直面女性恐惧的空间性,兼论问题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女性在城市空间中所经历的恐惧和威胁的氛围姿态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性别性质变得尤为明显。潘乔通过联系吉尔·瓦伦丁(Gill Valentine)、莱斯利·克恩(Leslie Kern)、艾丽斯··杨(Iris Marion Young)及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的著作,对这些恐惧及其具身性和空间表现的原因做出了解释。物化和压制机制最终限制了女性在城市中的真实空间。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平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这种具有了多种形式的空间压迫对于当代城市中大多数女性来说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潘乔的文章为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经历发声,并敦促城市哲学将女性作为对城市具有完整权利的居民纳入考虑。

一建筑学者小组为本专题提供了一篇联合文章《八个框架内关于人间天堂的对话》,该小组由Tordis Berstrand, Amir Djalali, Yiping Dong, Jiawen Han, Glen Wash Ivanovic, Teresa Hoskyns, Siti Balkish Roslan和Claudia Westermann组成。这篇文章聚焦于一个保留了其生产精致(丝绸)服装和园林的美学传统且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城市——苏州。文章利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园林、诗歌和绘画来分析当代中国城市的经验。此文并非传统的论证性文章:作者们并不以前提和结论的方式来说明情况。相反,它是对话式的散文风格。这种体裁符合现代城市和其古代传统间的对话内容,也符合西方凝视。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2021年5月的“城市哲学24小时”(24 hours of Philosophy of the City)线上会议。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