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3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交叉平台、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伦理学与当代社会论坛(第一期):生育伦理问题”通过“腾讯会议”平台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浙江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建论坛》、《中国医学伦理学》、《齐鲁学刊》等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此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院教授、副院长张霄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哲学院教授曹刚与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研究员、主编杨义芹致辞。张霄首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举办“伦理学与当代社会”系列论坛的背景和初衷。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申报的“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获准增列。“应用伦理”将成为哲学门类中的一个新学科、第一个专业学位授权点。为推动“应用伦理”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交叉平台与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共同主办“伦理学与当代社会”系列论坛,希望为从事应用伦理研究的专家同仁搭建一个交流对话平台,共同推动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张霄主持开幕式
曹刚在致辞中追溯了人大伦理学与《道德与文明》杂志的悠久渊源,并将伦理学与当代社会系列论坛的主办方们之间称为“天作之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去寻求确定性。伦理道德在社会结构的诸种确定性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传统的伦理学理论与道德规范体系不能完全为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提供确定性的力量,我们必须立足时代进行更多的反思、研究与建构。由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育伦理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伦理学在其中不仅要发挥规制的“刹车片”作用、引导的“方向盘”作用,还需要寻求平衡和稳定的道德力量。

曹刚致辞
杨义芹在致辞中表示,伦理学与当代社会系列论坛的主办方们之间不仅是“天作之合”,更是“强强联合”。作为国内最早创立的伦理学专业学术理论期刊,《道德与文明》杂志不仅是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还坚持关注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力图成为伦理学家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严肃发声的平台。伦理学与当代社会系列论坛每一期都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跨学科交流。

杨义芹致辞
第一场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付长珍主持,《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编辑部副编审冯书生评议,共有五位发言人报告。

付长珍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研究所所长邱仁宗报告的题目是“生殖技术、伦理学与政策”。为避免概念意义的模糊,邱仁宗建议使用“生殖”概念来讨论相关问题。生殖仅仅是通过某种方式产生新的人。生育是产生后代的相爱行动。它不仅意味着生孩子的行动,而且还包括一起养育后代的一系列活动。生殖伦理学要研究的实际上就是围绕生殖的伦理问题,而围绕生殖的伦理问题主要就是围绕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生殖技术是遗传专业人员为病人解决不要孩子或要孩子的问题。这种在医患关系内的医疗服务具有社会含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生殖技术服务于它的人口政策。由此,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领域,即人口政策的伦理问题。人口政策的基本伦理问题包括“一个国家或一个世界有多少人口合适?”以及“从义务论角度评价怎样使人口达到理想的规模?”。邱仁宗在报告还提出了“个人的生殖行为是否应该受他人影响?”、“在促进个人生殖的行动中,国家的非家长主义干预的限度在哪里?”、“在促进增加人口时是否应该多考虑脆弱人群?”等伦理问题。

邱仁宗报告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肖巍报告的题目是“人-非人动物胚胎嵌合的伦理问题”。肖巍将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研究的伦理争论分为“因跨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物种界限而产生的道德混乱”、“嵌合体孕育物道德地位的不确定性”、“嵌合体孕育物可能引发强烈的直觉反对”、“嵌合体孕育物的尊严问题”等四个方面。肖巍主张,在应对人-非人动物胚胎嵌合体胚胎研究伦理风险时要首先遵循科技伦理等基本原则,并基于具体的文化情境来反思有关人-非人动物胚胎嵌合体研究的认知问题与道德抉择。肖巍最后强调,所有生物都处于历史范畴进程之中,人类的科学技术离不开人类实际体验的范围,科技进步需要以人为中心。每个人都是历史产物,都被历史和时代所塑造,人-非人动物嵌合体这种新的生物实体也如此。生物学的进步取决于它与各种领域的拉锯,以及被不同领域的挑战之中。每个人的思考都是关系中的思考,社会文化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关系。伦理学的研究体现了人类对生存方式的追问,也构成人类对于自身和他物认知形式的基础。

肖巍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报告的题目是“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石佳友指出,在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的讨论中,存在争议的是体外(in vitro)的冷冻胚胎(cryopreserved embryo)。对于体内(in utero)胚胎则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关于体外冷冻胚胎的法律地位,目前有如下几种立场:主体说、客体说、折中说以及渐进主义。石佳友在报告中依次介绍美国部分州、欧洲部分国家、ECHR以及中国针对该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阐述“14天规则”的争议以及中国的选择。

石佳友报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王艳槟报告的题目是“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挑战”。王艳槟指出,现代辅助生殖技术日新月异,卵子冷冻,卵巢移植在技术上已无壁垒。面对女性生育年龄后移、整体生育指数下降的现状,王艳槟分析了有关刺激生育的相关讨论,包括对卵子冷冻是保护生育力改善生育率还是后延生育年龄,造成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进行了探讨。卵子冷冻等辅助生殖技术在技术层面已相对成熟,但仍面临着诸多伦理挑战,法律法规上也欠缺相关制约。

王艳槟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报告的题目是“From ‘making love’ to ‘making baby’——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困惑”。雷瑞鹏通过梳理从自然生殖到人工辅助生殖的转变,辨析辅助生殖技术伦理争议背后的基本概念分歧和哲学问题。雷瑞鹏在此次报告中重点讨论了自主选择与最佳利益问题。有关自主选择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有关不孕者的自主选择问题,妇女是否由于家庭压力而被迫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其次,自主选择的限制问题:哪类人群拥有或不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限制这种自主选择的权利?在辅助生殖技术上进行自主选择的限度等待。最后,何种真正个体的自主性是可能的和实际的?有关最佳利益的讨论中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当事人的最佳利益,涉及身体、心理、精神和经济代价等方面。第二,对未来孩子的最佳利益,例如如何判断一个孩子最好出生还是不出生?第三,涉及非同一性论证,例如可能患病不让出生的孩子与后来出生的健康孩子不是同一个孩子。第四,监测的重要性。

雷瑞鹏报告
在评议环节,冯书生针对就上述报告中涉及的伦理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理论的历史性、情境性与文化地域性,体内胚胎与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与争议,反思生育伦理问题过程中“从个体到群体”与“从群体到个体”的不同研究进路等方面展开评议。

冯书生评议
第二场论坛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编辑李卓主持,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编辑刘君评议,共有五位发言人报告。

李卓主持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曲红梅报告的题目是“东北地区生育伦理的特征及原因探析”。曲红梅教授指出,生育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指标。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生育意愿、生育效用等方面综合考虑生育态势。东北地区特殊的文化情境和社会风尚对这一地区的生育伦理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女性生育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男孩生育偏好”的否弃以及对子女养育的高度关注等。分析和研究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从综合社会性别和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现有生育态势背后的复杂机制。

曲红梅报告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任丑报告的题目是“生殖技术视阈中的生育权利与生育责任”。任丑在报告中提到,对于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来说,其生育权利和相应的生育责任在自然生殖的范围内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和实在意义。然而,生殖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自然生殖的传统藩篱,给生育权利和生育责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冲击和伦理挑战。尽管应用生殖技术和拒斥生殖技术都会受到谴责和称赞,但是不应当囿于这样的道德悖论而裹足不前。实际上,生育权利内部的冲突蕴含着生育权利对生殖技术视阈的生育责任的诉求。生育责任源自行动者完成事件的因果属性,这意味着生育技术主体必须对其行为后果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主要有三大层面:人类实存律令赋予生殖技术的责任、生育技术自身蕴含的责任以及生殖技术应用的责任。任丑强调,我们应当在把握生育权利和生育责任的内涵和二者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生育技术正当地维系生育权利,勇敢地承担相应的生育责任,进而彰显出崇高无上的人性尊严和道德目的。

任丑报告
东北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健报告的题目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规约”。辅助生殖技术为人类社会的繁衍带来了一定支持,但它也引发了冷冻胚胎处置的道德问题。诸如父母子女关系的多元化、代际伦理关系混乱等伦理风险为辅助生殖技术带来很大的伦理挑战。面对辅助生殖技术善恶兼具的两面性,作为理性的人应该如何行动?王健指出,因辅助生殖技术有为恶的可能性就遏制其创新与应用显然是不明智的;同时,如果仅仅因其有善的成果就无视其伦理风险,任凭它将人类带入一个生育秩序混乱的世界,使其恶的效应逐渐增强,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需要以一种开放的而非保守的道德自觉对辅助生殖技术进行伦理规约,将其伦理风险减弱至当下人际伦理关系可容许的界限内,将道德敏感性置于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之中,实现辅助生殖技术善的维度,减小其恶的可能性是我们应该有的行动方略。

王健报告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梁立智报告的题目是“代孕需求方生殖自主权实现的道德界限”。梁立智指出,除了商业代孕和代孕弃养问题,人们争议可否为了工作或保持身材而花钱找人代孕,其本质是生殖自由与道德界限问题。从意志自由的视角看,代孕需求方享有生殖自主权,即自主选择代孕生殖方式的权利。然而,生殖自主权不仅蕴含代孕需求方的尊严和意志自由,还应包含代孕需求方对后代的养育责任,体现生殖自主权与养育义务的结合。因此,本文以保护后代原则为核心,通过权衡尊重自主与不伤害原则,辨析代孕需求方生殖自主权实现的道德界限,包括代孕技术应限于生理上的不孕者,代孕需求方应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具备养育后代的能力以及与后代有遗传学联系;进而,提出在医学动因的前提下夫精妻卵妊娠型代孕与其他类型代孕的根本区别是道德界限的内外之别,它可以最小化代孕双方的风险,和谐家庭、亲子关系,有利于代孕后代获得稳定的成长环境。

粱立智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院副教授王福玲报告的题目是“生育自由:在权利和义务之间”。王福玲指出,在自然生育(没有出现辅助生殖技术的时期)时期,生育自由被严格地限定为一项消极权利,即政府或他人不得干预个人的生育决定。在辅助生殖技术广泛应用的当今社会,作为消极权利的生育自由逐渐表现出其局限性。生育自由徘徊在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尽管法律条文和大多数学者依然坚持生育权是一项消极权利,而绝不可能是积极权利。但是,作为消极权利的生育权已经悄然萌发了积极的要求。传统生育权概念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需学界对其进行研究和讨论。与此同时,生育权的证成根据也面临挑战。过于或片面地强调生育权的优先地位势必会忽略脆弱人群的权益。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更何况生育行为本身是一种合作。在自然生育时代是两个自由人主体之间的合作,在辅助生殖时代,合作方扩大到辅助生殖机构等。生育自由一方面受到后代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他人权利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限制。这种限制本身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生育自由的实现。然而,我们具体应该如何理解这种限制性条件,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如何理解后代利益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囿于传统、习俗观念。在判断是否对孩子不利时,一方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我们的传统观念。生育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女性的解放。

王福玲报告
刘君在评议中指出,生育权利与生育伦理议题从属于西方哲学的传统语境,与宗教神学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我们在讨论此类议题时不免出现哲学层面上的无根基性。研究者们在生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中要努力突出独立思考与主张,凸显伦理学的独特语境,而不是与技术、管理、法律、社会等论域相混杂。

刘君评议
第三场论坛由《中国医学伦理学》主编王明旭主持,《齐鲁学刊》主编、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昆评议,共有五位发言人报告。

王明旭主持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蔡昱报告的题目是“无根的生育权——重塑权利话语与生育伦理的基础”。蔡昱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在丰县“铁链女”事件中发现了建立在男性生育权的片面膨胀之上的康德所谓的“激情之恶”,和女性生育权和人格的被极度摧毁与根本抹平,即阿伦特所谓的“多余化”。由此,铁链女的生育权连同其他权利被“多余化”了,根本上,她本身作为人而被“多余化”了。这一事件本是明显的恶。蔡昱认为,这类事件体现出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观念已经全然模糊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即本质上是个人的自然权利,个人在死亡恐惧的激情下的自我保存的欲望成为了善恶的尺度(显然,这种自我保存的欲望当然地可以被延伸为自我基因保存的欲望)。申言之,正是霍布斯的出于死亡恐惧的激情和自我保全的欲望的自然权利观念的个人主义的论证模式的深入人心造成了上述局面,即大众的和日常的“权利便是道德与正义”的话语教条。通过对自由和死亡恐惧的重新审视可以揭示建基于霍布斯的论证模式之上的(作为死亡恐惧激情下的自我保全的欲望的)自然权利的盲目性和无根性,它偏离了人之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将人的需要片面化和缩窄化。它非但不是善与正义的根据,其无根性所造成的盲目而片面的追逐反而导向了恶。因此,此种论证模式下的当代泛滥的权利话语将给社会带来混乱。

蔡昱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靳永爱报告的题目是“宽松政策背景下中国女性地位与生育自主权”。靳永爱指出,在宽松政策环境下,家庭因素(如父母和丈夫)在女性生育决策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她通过在性别视角下讨论夫妻权力关系对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的家庭地位、来自丈夫的压力和女性的生育自主权维持。经由研究发现,在女性不想生育二孩的条件下,女性家庭地位更低,来自丈夫的生育压力更容易提高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即女性更容易失去生育自主权;而女性家庭地位更高的家庭,来自丈夫的生育压力则对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影响不显著,即女性更容易维持自己的生育自主权。同时,调查研究还显示,父母的二孩或多孩偏好以及性别偏好会显著提高女性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父母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家庭收入更高的家庭,父母的生育偏好影响更大。这些从实证角度证明了来自父母的代际影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

靳永爱报告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谢广宽报告的题目是“制度伦理与独身女性生育权”。谢广宽在报告中回顾了中国生育控制政策的历史演变,对比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并探讨了制度变迁背后的伦理冲突。谢广宽将我国当前面临的生育形势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性与生殖的分离,体现为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更加成熟;第二,生殖与婚姻的分离;第三,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第四,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对少数群体的关注。据此,谢广宽主张在老龄化、少子化、单身社会发展趋势下,应进一步放宽对公民的生育控制,支持独身妇女的生育诉求。

谢广宽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张迪报告的题目是“技术制造的单亲后代——逝者冻精的伦理学思考”。张迪基于真实案例,从夫妇的自主性、后代福祉、后代尊严和责任等四方面,对逝者精子冻存生子的伦理学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夫妇双方的自愿同意是逝者冻精生子的必要条件,逝者的偏好应有可靠且充分的证据支持。第二,任何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都应将后代福祉置于首位。尽管对后代福祉的讨论会面临非同一性悖论,但可通过非人格利益分析绕过。辅助生殖技术创造的单亲家庭是否符合后代福祉需要依据高质量的证据判断。第三,即使符合后代福祉,逝者冻精生子还需以尊重后代尊严为前提。抚慰心灵、寄托思念可被理解,但不应将后代仅仅作为手段。第四,希望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后代的人群、掌握技术的医务人员、政策制定者、参与决策咨询的专家都应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评估夫妇的自主性,判断技术的使用是否符合后代福祉、是否尊重后代之尊严。尽管类似案件的法院判决支持通过技术制造单亲后代,但基于自主性、后代福祉与尊严等方面,此类判决应接受伦理质疑。

张迪报告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化报告的题目是“精神障碍者生育权的伦理辨析”。陈化指出,生育权利作为最基本的人权,诠释了人类生育行为自然向度和社会向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理性认知生育的现代产物。生育权利的生成逻辑经历了个体自主到他者责任的变迁。精神障碍者因其智力因素导致其生育权利备受质疑,遭遇了“无能论”(理性主义)和“无用论”(功利主义)的诘难。精神障碍者不能承担自己的生育责任,允许他们生育减少社会福祉降低社会幸福指数。功利主义将生育权利工具化会带来社会道德的滑坡,自主的内在价值为证成精神障碍者生育权利提供根本辩护。精神障碍者生育权利的伦理难题在于自我权利与他者责任的不对称性,为超越对于精神障碍者生育权利的“制约性偏见”,需要糅合尊重主体的自主性和合理的家庭主义。

陈化报告
赵昆在评议环节中强调,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在于更好地解释和应对现实问题,为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有益参考。本场论坛的报告内容主要涉及两个角度的讨论:制度与政策的普遍性与个体案例的特殊性与境遇性。这二者密切相关,但彼此分析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赵昆评议
第四场论坛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编辑贾谋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李科政评议,共有五位发言人报告。

贾谋主持
清华大学博士后石珊报告的题目是“单身女性是否拥有平等生育权的几点思考”。基于“三孩”政策出台后,中国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而离婚率却在持续增高的背景,石珊针对“婚生子是否还是必须?”、“单身女性生育权利是否应当被正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否应当让生儿与育儿都‘去家庭化’,并辅以包容环境与政策支持?”等问题展开自己的讨论与思考。

石珊报告
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晨虹报告的题目是“尊严视角下代孕的伦理可能性分析”。张晨虹主张,代孕中的尊严问题只有在清晰的含义中才能得以阐释。普遍尊严和社会尊严构成了人的完整尊严。人的普遍性尊严要求尊重代孕中各主体的尊严,为代孕开辟了讨论的空间。社会尊严包括主观性的自尊以及客观性的社会承认。从自尊出发,生命尊严的优先性以及生命权利的自主边界有助于解决代孕中个体间的权利与尊严的冲突问题。在社会承认的形式中,个体的情感需要以及代孕需求在爱的关系中能够得到最为直接、有效且无私的承认与回应,从而使亲缘关系间以医学理由和利他动机为前提的代孕具有了伦理上的合理性。然而,伦理上的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代孕的现实困境。代孕既需要法律上对代孕权利的普遍承认,也离不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包容与理解。针对当前代孕的承认困境,提出了消极的承认和积极的承认两种消解路径。

张晨虹报告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登皓报告的题目是“‘我们被交出子宫’:协商生育中的性别道德压力差异与有限自主”。张登皓指出,协商生育是一种区别于男性主导生育,女性不得不生育的传统生育理念的新生育理念,指向着一种新生育自由的伦理意识的出现与形成。协商意味着女性在生育决定上的性别平等,具有决定生育的自主性。但出于子宫的女性所有,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催生压力都被转嫁到女性,使女性在生育自由中背负沉重的道德压力。在催生的道德意识形态中,源于“无后为大”的传统不孝观等,男性在协商生育中容易沦陷为催生的俘虏,并借助协商的方式对女性的生育自主形成道德压迫。女性在面对来自家庭、社会与丈夫所建立的催生联盟的道德压力下被迫交出子宫。一种真正体现女性生育自由的协商生育需要改变催生上的性别道德意识形态,使生育的道德压力在性别上实现平等分配,使男性模拟拥有子宫能够使其更好理解生育中的性别不自主。

张登皓报告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姜伟嘉报告的题目是“MRTs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伦理挑战”。姜伟嘉指出,线粒体置换技术(MRT)隶属前沿的辅助生殖技术,优于之前的诸多ART技术,具有纵深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更多的伦理挑战。通过对MRT技术的特殊性进行了梳理,姜伟嘉分析了该技术应用于辅助生育领域所带来的主要伦理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伦理辩护与对策规制。研究发现,MRT技术为卵细胞线粒体功能低下的女性带来生育希望,帮助其成功受孕,同时也导致生殖子代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和卵细胞商品化运作恶境。这两大伦理挑战所体现的内核是辅助生育领域“人格-技术”和“慈善-利益”两对基本矛盾,需要从价值观层面遵循“爱与道义”的生育-技术深度融合,配合伦理和立法重堪辅助生殖技术治理场域的阈限划定以回归生育善根。

姜伟嘉报告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张琨报告的题目是“论精神病患者生育的意愿表达——以奥古斯丁《忏悔录》婴儿的刻画为切入点”。张琨指出,精神病人存在的诸如意志增强、减退、缺乏、倒错、矛盾、违拗等意志行为障碍严重影响了其生育意愿表达的不确定性。此时的精神病人已实质上被异化为婴儿角色,并一定程度上更依赖于面部表情以揭示其内心的真实意愿,因而医护人员对于该种角色转换下的意愿表达评估策略也应当适时调整。对面部表情的分析具有透视意志行为障碍下精神病患者内心世界的可行性,为理解其生育意愿表达提供参考,在意愿表达的特征上,借助象征性互动理论,奥古斯丁《忏悔录》关于婴儿的刻画展示了其意愿表达的三个特征,体现为意愿表达本身具有的无力性、不完全性和矛盾性,意愿表达建立在贪婪和嫉妒的基础之上,主体具有天生的依赖性,这为医护人员理解精神病患者的意愿表达奠定了本质性基础。同时,在意愿表达的欲望上,其所具有的表达欲、统治欲、交互性配合下的交往欲等人性基础,又为检视有关精神病患者生育知情同意提供伦理审查依据。

张琨报告
在评议环节,李科政就上述报告中涉及的人的伦理意识对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的影响、康德尊严观在生育伦理问题讨论中的局限性、如何划定正当权利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以及如何看待人类意愿的一贯性等问题展开评议。。

李科政评议
会议闭幕式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暨《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研究员、主编杨义芹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院副教授王福玲作闭幕总结。

杨义芹主持闭幕式
王福玲在闭幕总结中首先对给予本次论坛鼎力支持的《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交叉平台,以及各位报告人、主持人与评议人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感谢。王福玲指出,这次会议讨论的话题基本上都是辅助生殖技术时代产生和急需我们回应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既有形而上的哲学困惑,更有形而下的实践困境。这就包括老师和同学们在会议中讨论的诸如基本概念辨析、基本原则的理解,胚胎的伦理和法律地位问题,单身女性生育的问题、代孕问题、利用逝者冻精生育后代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在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但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医学问题,而是涉及伦理、法律、医学、社会人口等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也正因此,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对话,多视角的审查。
另外,由丰县“铁链女”事件引发的关于生育权的讨论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它涉及了女性生育权和精神障碍患者生育权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在长期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中,怀孕生子、抚育后代的责任似乎都跟女性天然地画上了等号,尽管在权利意识觉醒的当今社会,这种观念的影响依然非常深远。就此而言,生育权或生育自由的问题与女性的解放密不可分。“铁链女”是一名女性,同时也是一位精神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是我们社会中一类特殊的脆弱人群,理应得到特殊的保护。在生育问题上,何种保护措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需要我们谨慎地处理家长主义和尊重自主之间的关系。

王福玲作闭幕总结
在伦理学中,应用伦理学被视为“显学”。作为伦理学中的显学该如何发展才能真正地、持久地保持“显学”的地位则需要我们共同探索。应用伦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需要放低姿态,而不是对彼此不屑一顾地指责。所谓理论的应用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更多时候越是严谨的理论研究越是感到指导现实时的无力。同时,解决实践问题如果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不对理论本身进行反思,那么,我们能找到的所谓解决方法也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没有坚实的理论作为根基的应用伦理学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这个系列论坛就是想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汇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行业关注实践问题的人士,让理论和实践对话,在秉持严谨的理论研究的同时,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