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8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交叉平台联合举办的第1期“人大生命伦理论坛”通过“腾讯会议”平台顺利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研究所所长邱仁宗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雷瑞鹏教授,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贾平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迪副教授等专家学者应邀参加本次论坛。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福玲副教授主持,共计130余人参加线上会议。

雷瑞鹏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对新冠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伦理辩护》。她首先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进行了界定,这一政策是指不管新冠病毒在何处、何时出现,都采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措施和疫苗接种措施,将病毒与人尽可能隔离开。“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等一系列措施,促使病毒没有机会存活在人体内,也就没有机会成为新的变异体,从而保护了人的生命。
雷瑞鹏教授指出,为达到病例清零这一目的,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防止病毒与人接触,因此依照不同的情境采取不同程度的封控(lockdown)甚至封城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一些国外学者对比较广泛的封控(general lockdown)持反对意见。这些反对者认为:“普遍性的封控”是“向下拉平的”平等(levelling down equality),是不符合伦理的,或者是道德上令人厌恶的;它有利于老人,不利于小孩;不能够用成本-效益(cost-benefit)评价,因为人的自由是无价的;强加的封控措施会损害人的自由和福祉;封控对精神健康、身体健康、教育以及经济是有害的。

雷瑞鹏教授分别就这些反对意见进行反驳。她认为,首先,在不否认封控政策的有效方面的同时,需要平衡和权衡受益面与受害面;其次,比较广泛的封控是否是“向下拉平”需要具体分析,因为很多有选择的(只限制老人和儿童自由)封控措施恰恰会造成向下拉平的效应;再次,“向下拉平”并非都是不合伦理的;第四,“成本-效益”(cost-benefit)分析本来就不适用于对公共卫生措施的评价;第五,没有数据和事实作为理性的理由而诉诸情感上的“令人厌恶”是不符合伦理学的。
另外,雷教授指出,有效防控疫情公共卫生政策的评价标准在于成本/效果(cost-effectiveness)分析强调健康结果(health outcomes)、复工复学和国民经济恢复等多元社会效果。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疫情数据以及采取不同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她认为我国的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政策更能在伦理上得到辩护。
雷教授认为,防疫公共卫生的基本伦理问题是如何平衡两大伦理价值: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她指出,在平衡时,我们必须坚持干预的有效性或正效用、(与限制个人自由相比)干预更有相称性、保护公众健康的必要性、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最小、透明性这五项原则。
最后,雷教授指出,动态清零政策是两项措施并举,即既要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措施防止病毒接触人,又要研发疫苗,在人群中广泛接种建立“群体免疫”。许多欧美国家的教训就是他们过分相信免疫的有效性,当疫苗接种在人口中达到一定比例时就放弃了第一项措施,结果造成病毒不断变异引发一波又一波疫情传播。

贾平研究员报告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应对与社会救助政策研究》。首先,贾平研究员基于详实的数据分析了到目前为止全球疫情和经济增长状况。他指出,全球经济未来仍然会继续复苏,但力度会减弱,不确定性会增加。这反映了一些主要经济体遇到问题以及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遭遇困难;Delta和新毒株的扩散带来不确定性,全球疫情可能延续更长时间;政策选择愈加困难,施展空间变小。
贾平研究员对G20及其代表性成员新冠救助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政策的制定要细化,并且要具有人文精神。首先,要重点关注民生问题,对冲新冠疫情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冲击;其次,要让不成比例地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弱势人群/机构得到合理对待或补偿;再次,要遵循共同富裕原则,减少贫富差距,避免新冠疫情扩大贫富鸿沟;第四,要评估农村失业问题,避免农村大量返贫抵消扶贫成果;第五,要遏制大公司利用疫情进行不当牟利;第六,要促进经济转型,努力实现绿色、数字化转型,保障金融安全;第七,要探索融资渠道,关注救助策略和能源、碳排放关系问题;第八,要进一步去除市场壁垒,采取更为优惠的中小企业促进措施。除此之外,贾平主任还就社会救助计划制定、减税、房租减免、货币政策、监督评估机制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政策建议。
邱仁宗教授对雷瑞鹏教授与贾平研究员的报告进行评议。他高度肯定了两位研究员报告的意义和价值,并提出了三点看法:其一,所有口岸均应该设立一个单位用作缓冲地带,以减少国外风险对国内造成的冲击;其二,新冠疫情对国内中小微企业冲击很大,这要求财政工作必须细化以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其三,出现问题仅仅裁撤官员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认真总结经验。

张迪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如何对待胚胎基因经过编辑的孩子?》。他首先对基因组编辑技术进行了简单介绍,基因组编辑是指对生物基因组进行插入、替换、删除等修饰的一系列工具,可以分为体细胞的编辑和生殖系的编辑。2018年11月“贺建奎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人们对三名基因组被编辑过的孩子的关注,他解释了三名孩子被编辑的基因组情况,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有关如何对待这些孩子的伦理学问题,并明确这些问题应基于现有的伦理、法律和人权框架之下进行讨论。
张迪研究员着重从健康影响、HIV和基因组编辑引发的污名和歧视三个方面阐述了孩子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应对原则。他指出,要履行隐私保密的义务,并注意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要依靠立法、科普、意见领袖等方式消除HIV、基因和基因编辑可能导致的污名和歧视。
张迪研究员指出,HJK及相关人员应对三名孩子及其后代的健康负责,但其能力显然不足以承担;政府将肩负更多的责任保护后代;所有涉及孩子的治疗和研究都应当符合现有国际、国内伦理原则和法律法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对三名孩子的最好保护与关心是默默祝福而非公开关注他们。总之,基因组编辑有降低人类对差异的包容性的风险;HHGE存在加深社会不公正的风险;社会应该承担对某些人群的责任;我们应促进对差异的包容,避免价值一元论。

邱仁宗教授肯定了张迪研究员所作的报告,并就此话题做了关于《正确对待基因组经过编辑的群体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指出,鉴于现在世代的人的行动会影响未来世代的人的福祉,并且未来世代的人与现在世代的人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以及未来世代的人也是权利或人权的持有者,因此,现在世代的人(我们及其政府)对未来世代负有道德责任。
鉴于贺建奎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尚不成熟,给孩子的健康带来的更可能是伤害而不是好处,而且这一伤害可能是非常严重但根据现有科技水平又难以测定的。因此,贺建奎对三个孩子的安全、健康和福祉负有首要责任;孩子的父母、相关的审查和监督机构也都负有责任。

《建议》指出,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这三个人及其后代因基因被编辑而可能存在缺陷就歧视他们,希望政府尽可能防止三个孩子及其后代因基因组被编辑而受歧视。《建议》指出,三个孩子及其后代可能会形成一个因其基因组被编辑而受到伤害的脆弱群体,其他人和政府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特殊的保护。《建议》从基因组检查、特殊医疗照顾、信息知情、结婚生育、政策制定和相关机构设立等众多方面提出了十分细化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大家就基因编辑的隐私保护、终身监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论坛在激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