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建“先行示范区”：新概念蕴含大文章

深圳要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对标的不是具体的经济和贸易制度变革功能，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宏大框架。

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再度领受了新使命。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强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牢记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关于改革开放的新表述、新概念。不同于以往的“沿海开放城市”“保税区”“自贸区”“先行示范区”等概念，深圳要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对标的不是具体的经济和贸易制度变革功能，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宏大框架。

从这个对标可以看出，一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超越以往的改革开放浪潮，将在深圳再度掀起。

“创新驱动”不是单纯经济发展目标

《意见》要求，深圳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深入实施”，这四个字表明深圳要追求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目标。

深圳城市定位是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在此定位下，深圳在高科技企业孵化、空间优化聚集、文化创新、人才引进方面已经多有动作。当下，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区，已被定为深圳创新的重中之重。

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不仅包括行政审批环节的简化、税收政策的倾斜，更包括政治生态、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进步，这本来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应有之义。

进一步细分，党建、民主法治建设、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属于要提升的事项。这意味着，深圳不仅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增强创新驱动，在执政能力、社会发展战略上也要增强创新驱动。这实际上是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同义词。事实上，深圳市今年提出的“十个先行示范”已经透露出了在上述各领域创新发展的端倪。

如果说，过去的深圳经验主要是围绕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的话，那么，新的深圳经验将围绕着经济、执政能力和社会发展这个更广阔的领域探索和积累。

这是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新探索，可以预想，深圳的新改革经验一旦经过积累验证，在今后，就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窗口，上升为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改革窗口。

粤港澳大湾区是扩大改革容量抓手

《意见》强调，深圳在建设先行示范区时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所谓重大机遇，既是指扩大经济发展的容量，同时也可以扩大改革的容量。

粤港澳三个地区有两种制度，三个法制和关税区，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便捷流动，把大湾区的发展潜力彻底整合并解放出来，疏通制度和体制差异是前提。

对于内地九市而言，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才能控制并降低与港澳的体制差异造成的溢出成本。

从这个角度讲，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深圳等内地九市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外部性压力，也为深圳扩大改革容量提供了新的抓手。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为目标，改善优化制度环境，不仅有助于解决深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用地匮乏、人才吸引力不足等发展中继的瓶颈问题，而且可以为今后全国范围的制度层面改革积累经验。

反过来，深圳等内地九市的制度改革红利一旦释放，也可以为今后港澳两区优化产业链条、拓宽发展路径提供新战略空间。

可以说，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新概念里，蕴含着扩大改革容量、提高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促进区域融合等多篇大文章。

写好这些文章，需要唤醒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深改会时强调：“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这是过去深圳奇迹之所以出现的关键，也是今天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徐立凡（专栏作家），原载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