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雅家属诉陈岚案：精英想象勿踩踏底层尊严

2019年8月14日，王凤雅去世一年之后，其家属诉微博大V、作家陈岚侵犯名誉权案，在上海开庭审理。这将“小凤雅之死”再次带回到公众视野内。

一、被卷入舆论风暴的凤雅一家

要谈这起名誉侵权案，就有必要回溯去年那场围绕小凤雅去世而产生的舆论风波。

2017年，河南儿童王凤雅不幸患上眼部癌症后，王凤雅父母通过网络募捐平台向社会求助，并得到了网友的慷慨相助。

2018年3月，有爱心人士曝料称，王凤雅的父母将善款提现后，并未用于救治王凤雅。

到了4月9日，微博“大V”作家陈岚开始介入此事，她在微博上发布“实名报警”的文章。文章称，“3岁女婴王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

随后，某自媒体跟进发布的文章《王凤雅小朋友之死》称，王凤雅父母用募得的15万善款带着儿子去北京治疗兔唇，却放任女儿的眼病不断恶化。就此，小凤雅的遭遇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网友纷纷指责王凤雅的父母涉嫌诈捐，王凤雅一家卷入舆论风暴中。

不过，2018年5月25日，当地警方表示凤雅一家不存在诈捐行为。而且，据凤雅爷爷及相关筹款平台所称，募捐金额是3万余元，而非网传的“15万元”；在凤雅去世后，善款剩余的1000余元已交给太康县慈善会。

但一年来，围绕这家人“诈捐”、“虐待”、“弃疗”、“重男轻女”的质疑一直未曾停止，给这个农村家庭带来莫大的压力，小凤雅母亲杨美芹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为了清白与尊严，凤雅家人决定起诉这场舆论风暴的始作俑者陈岚，讨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二、这场诉讼是凤雅一家的“尊严之争”

应当说，这起诉讼的最终走向如何，终究要看法律的依法裁决。凤雅家人的诉求是否合理，陈岚到底有无侵犯这家人的名誉，终究要依证据而论。但是，从凤雅爷爷一直强调的“尊严”，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清白与尊严的强烈渴望。

这种渴望，首先源于在舆论场中双方话语权的严重不对等。从去年事件发酵开始，面对网友的指责，凤雅家人就一直在否认与辩解，且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背书。但在铺天盖地的网络声讨中，这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声音就像沉默的螺旋，淹没在被大V带动起来的群情激愤中，缺少同情，匮乏理解，在这一年中的很多日与夜。

有媒体报道称，小凤雅死后半年里，谩骂和威胁声，依旧像个幽灵，通过电话和短信方式，传递到王太友和小凤雅母亲杨美芹那里。而就在开庭之前，凤雅家人的手机上还不断收到谩骂短信。且不论凤雅家人诉求合理与否，这种网络暴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说，网络与短信上的谩骂，还可以选择性忽视，那农村舆论场对他们的冷漠，则彻底将这家人陷入孤立境地。这种与周遭生活环境的被动割裂，与人情冷暖的莫名变化，是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

以前，小凤雅爷爷王太友是真正受人“尊敬”的，走在路上，熟人见到王太友连招呼都不用打，而是先“敬”一支烟，然后再一起聊天说活，如今王太友去地里干活，就只有寥寥数人远远打个招呼，多数人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在熟人社会的农村，对一个朴素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无声的惩罚。现实中，即便农村中会有一些不为邻里所喜的住户，也往往是因为这家人的人品与处事方式不能得到认同。但王凤雅家人不一样，他们的人品此前在村里得到过验证。

他们此时被孤立，仅仅是因为一起未曾预料的意外事件。村民舆论评价的骤变，在他们看来显然是不公平的。某种程度上，摆脱在村民中的负面评价，可能才是他们此番起诉陈岚的更大动机。王凤雅爷爷说，“当我胜诉，陈岚向我道歉时，我就可以拿着判决书，大声宣告我们是清白的了。”这句话所陈述的对象，正是当地村民。

所以，不管法院的判决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尊重这家人找寻尊严的努力，这首先是她们的权利。

三、基于两种生活经验的价值观碰撞

对这次诉讼，前一天晚上，被告人陈岚就在微博上表示，她一定会出庭应诉，她表示此举是为保护“千千万万患病儿童的医疗权和生存权”的理想而斗争；但陈岚口中的“理想”在凤雅家人那里，得到的回应是“毫不理解”。 

某种程度上，正是她所谓的“理想”，才导致了凤雅家人苦苦追寻“尊严”的窘境。两个看起来都极为正面的词汇，在立场对垒的双方那里，变成了一组矛盾体。

凤雅爷爷的一句话，或许道出了真相的某一面：“我们是普通农民，她是城市精英”。农民/精英这个未必准确的划分，清晰地表达了两个群体存在的巨大隔膜，无非是说，陈岚这样的社会精英对凤雅亲人这样的农民，存在较大偏见。

王凤雅事件，其实发展到现在，对其中的细节与纠葛，都缺乏一个权威说法。但是，陈岚甫一介入，就给这家人盖上了“虐待儿童”的戳。她可能是抱有善款被滥用的担心，但在缺少调查的情况下，这种认定无疑是一种武断判定。尽管后来陈岚在微博上向这家人表示道歉，但不久之后，道歉又被删除，足见她心中的隔膜仍未消除。

这种不太客观的想象，来自两个阶层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陈岚作为知名作家，属于典型的精英阶层，她未必能理解农村人面对贫困与疾病时的无助；同样，作为社会底层的凤雅一家，对来自精英阶层的“莫名指摘”，同样会觉得是一种冒犯。

就像奉俊昊新作《寄生虫》所呈现的那样，台阶上层的雇主一家，把下雨当成情趣；台阶下层的宋康昊一家，遇到下雨就如遇灾难，毫无容身之地。基于两种生活经验的价值观发生碰撞，并非不可理解。

但不论陈岚与凤雅一家横亘着怎样的天堑，是非曲直都要归于法律。

只是希望，当下一次类似慈善纠纷发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精英面前，底层的被救助者，能够有更多发言与辩解的机会，而不只是蜷缩在一隅，被误解，被“指控”，被堵塞了任何伸张尊严的机会。

□王言虎（媒体人），原载于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