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欣走了，就别用“事后诸葛式苛责”伤其家人了

9岁女孩章子欣被两名租客带走后遇害，经过警方调查，事实已经比较清晰。但这件事在网上的传播，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

最新的争议因“海葬”传闻而起。有媒体报道，“长辈希望章子欣海葬”，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她一定不喜欢那片海”，“被坏人扔到海里溺死的她，怎么能够海葬”。

章子欣的父亲发出了事后首条朋友圈，辟谣称家人并没有海葬的打算，并称“请不要在我没确认情况下擅自作主发一些没确定的信息”，还说宁可相信“这是一场我的噩梦”。

与此同时，一篇记者手记《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之后，我想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在网上热传。记者写道，部分网友对痛苦的理解实在太过简单，觉得痛苦就是号啕大哭，就是昏倒在地，但他看到的章子欣家人的痛苦是迟钝的，沉潜的，无声暗涌的，“太多的痛苦没有被看见，而更多的痛苦是看不见的”。

事后诸葛式苛责，不过是用完人逻辑绑架受害者

章子欣事件确实有很多离奇情节，其发生逻辑超出了公众经验限定的范畴。公众因此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完全可以理解，因“对未知的恐惧”产生某些猎奇心理，也很正常。

但不管是涉事警方还是章子欣家人，能够提供的信息终究有限。所以，围绕此事的舆论图景最大特点就是，信息需求与供给不平衡。这也催生了很多想象。

有自媒体由此展开了各种联想，以至于警方发布的寻常性结论跟此事的离奇性情节不匹配；有内容平台则“代”章子欣父亲发声，为抢发女童遇难的消息。

章子欣爷爷奶奶相信了那两个租客并将女童“借出”，章子欣父母在孩子失联后离婚，这些情节都被聚焦，成了公众找寻此事的合理解释逻辑的线索。

但舆情扰攘中，也有很多人站在某个制高点上，对章子欣家人进行着道德审判。

他们凭恃着“精英想象”，将章子欣家人套进“底层人之恶”叙事框架里，怪责他们监护失职，甚至把他们想象为共谋；还有的对他们进行事后诸葛式苛责，历数他们的过错，并将“错”当成“罪”来斥责。

通常而言，极端性也意味着难以防范性。这起事件就是极端个案，当地人的还原中，两名租客此前的表现也很“正常”。轻信他们或许算是过失，却跟主观之恶不沾边。章子欣的爷爷奶奶已承受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再从各种细节中找寻他们“不够悲伤”的证据，以此来指证他们的问题，也是秉持“个体不能犯错”的完人逻辑。

而这，未尝不是对章子欣家人的“二次伤害”。

悲剧过后，章子欣一家成了生活教训呈现者

在此事中，公众看上去获得了很多的“信息”，但舆论最终构建的，却是一道鸿沟：一方是大城市居民对事件的解释，另一方则是处于困境中的章子欣一家。

这个可怜的家庭，在悲剧发生后，要承受丧亲之痛，还必须接受许多人的审视。有些人把他们定义为“问题家庭”，好像是他们主导了自己的悲剧一样。这也能降低他们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归因的智力门槛。正如很多人难以解释许多事，就搬出“阴谋论”一样。

公众需要答案，需要“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教训”。这样人们才会减少焦虑，投入到幸福感满满的日常生活中去。

而悲剧过后，章子欣一家的“职责”，则是展现、提供这些教训。他们的人生轨迹会得到重新梳理。

在归纳教训的梳理中，章子欣的爷爷奶奶是“麻木的”，如果他们被骗，他们还应该是“愚昧的”——虽然他们在去淳安的游客心目中是淳朴善良的，但一个稚嫩生命的消逝带来的疼痛必须有一个出口来消释，将章子欣爷爷奶奶想成“不负责任的愚昧长辈”，故事逻辑似乎更能自洽。

在有些人看来，章子欣的爷爷奶奶连捶手顿足痛哭流涕的情节都没，这也是种“罪证”，证明了他们的冷漠，而孙女被带走正是源于这重冷漠。殊不知，至悲无声，诚如采访者说的，“更多的痛苦是看不见的”。

最终舆论场内呈现的章子欣案，出现了离奇的一幕：很多人对事件本身无比关心，却并不关心章子欣家人的感受。他们在那个不幸的小女孩身上寄托了无尽的哀思，却对那个小女孩深爱的家人无动于衷，不但不关心他们的悲伤，甚至还审视、责怪、批判他们。

这种“围观”，缘起是人们在陌生人组成的大都市生活产生的不安全感，担心自己或孩子也遭遇来自不测的伤害。所以许多人急着要总结教训——通过对章子欣家人进行“隔离”（把他们和章子欣分开），把他们变成被注视的对象。

在这种单方面的“凝视”中，围观者最终获得了“治疗”，他们的焦虑感得到了缓解，也能更心安理得地忘记这件事给自己内心投下的阴影。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只是将那份痛苦，留给了失亲却被苛责的章子欣家人自己慢慢消化。

□张丰（媒体人），原载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