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西蒙娜·薇依：《伦敦文稿》
伦敦文稿
[法]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著
吴雅凌 译
华夏出版社 2020
内容简介
《伦敦文稿》是二战期间薇依在伦敦去世以前的文稿集，多数篇目系为法国抵抗组织撰写。1942年冬天，薇依抵达伦敦，她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不分昼夜、呕心沥血地写作。直到隔年4月15日被送进医院，8月24日去世。时年三十四岁。伦敦四个月，薇依留下数量惊人的文稿：《扎根：灵魂的诸种需求》、《伦敦文稿及书信》，含《个人与神圣》《我们为正义而战吗？》《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人类义务宣言研究》《新宪法草案意见稿》《新宪法的基本观点》《这场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反抗的思考》《全面取缔政治党派摘要》等九篇文章和若干书信。《圣事理论》《最后的文稿》，收入《敬爱神的无序思考》。《与法国人民命运攸关的殖民问题》，收入《历史政治文稿》。大多数伦敦文稿内容涉及战争时局和国际形势、宪法政党殖民等战后政府重建工作，以及她长期沉思的哲学与宗教问题。相较此前多属未完成手稿或笔记，这些篇目完整独立，一气呵成，谋篇更成熟，尤其走笔中让人感受到为思想寻求语言表述的专注和灵性领悟。读者或许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学说的纲要”的隐约成形。
作者介绍：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20世纪极具独特性的法国哲学家。她在短暂一生中追问人类最严肃的根本问题，以通透而个性化的文明史观探究政治哲学和宗教思想。她在生活和写作中坚持站在一无所有者的立场。她留下一本又一本笔记，几乎没有什么完成稿，她的文字让人直接贴近一种思想在生成过程中的呼吸喘息乃至泌出的汗珠。
目录
中译本前言：薇依在伦敦
个人与神圣
我们为正义而战吗？
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人类义务宣言研究
扎根：灵魂的诸种需求
新宪法草案意见稿
新宪法的基本观点
这场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
反抗的思考
全面取缔政治党派摘要
与法国人民命运攸关的殖民问题
一种学说的纲要及其他笔记
战地护士分队计划书
圣事理论
最后的文稿
致舒曼的信
伦敦家信
按：以下内容选自《致舒曼的信》第三篇。舒曼是薇依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同班同学，二战中担任伦敦自由法国组织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1942年7月16日，薇依随父母到纽约，并设法去伦敦。这封信是薇依在纽约写给舒曼的。从远离战火的纽约，执意奔赴战争中的伦敦，这封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薇依此行的心路历程。
致舒曼的信
亲爱的朋友：
你的来信带给我莫大安慰。眼下我远离大家战斗受苦的地方，我的痛苦因精神上的孤独而倍加深重，已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确实很像。早在青年求学阶段就是如此。经过某种平行发展之后，如今我们也许比从前更为亲近。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名字之后可以挂上“虔信徒”的称号。我未受洗，不被允许这么做。然而，在我看来，我挂上这个称号并非说谎。（无论如何，就该词的词源意思看，我没有说谎。）我完全信靠基督宗教信仰奥义，以在我看来唯一恰当的信靠奥义的方式。这种信靠方式是爱，而不是断言。当然我归属耶稣基督。至少我乐于相信这一点。然而，基于无可修复的障碍，我留在教会以外。我恐怕这些障碍是哲学层面的，与奥义本身无关，而与几世纪来教会认为必须关注的信条有关，特别是对“不入教必受诅咒”的践行。尽管在教会以外，更准确地说，在门槛上，我却情不自禁感觉自己实际在教会之内。在教会之内的人对我来说总是最亲近。这种精神处境很难定义，也很难让人理解。得用几十页篇幅或一本书才说得清楚……但我现在只能三言两语做交代。
▲ 二战期间法国抵抗组织
我真高兴听说《基督教见证手册》的工作人员是你的朋友。我与那个圈子结下强烈深厚的友情。我相信这代表目前法国最好的东西。但愿他们没有遭遇不幸。非常感谢你向安德烈·菲利普说起我。他的好意让我开心。如果他来纽约，我强烈希望能和他见面。说到能做的事，我很尴尬。我没有专长，特别是没有技术特长。在我们共同具备的普遍教养之外，我一无所长，只除了（如果有用的话）在劳动群众中凭私交获得过的若干经验。1934年至1935年间，我在巴黎周边包括雷诺在内的几家工厂当过一年车间女工。当时我向中学请了一年假。我还留着相关证书。去年夏天我下乡劳动，特别是有六个星期在加尔省的农庄收葡萄。我完全能胜任一切没有技术要求且带有较高效率、难度和危险的工作。鉴于我本人的精神形态，困难和危险是必不可少的。幸好并非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否则一切行动组织将变得无从着手。但我改变不了天性。这是从漫长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蔓延在地球表面的不幸纠缠着我，重压在我身上，简直让我丧失理智。只有亲身承担相当程度的危险和苦难，我才有可能恢复理智摆脱顽念。这是让我能够工作的前提条件。我恳求你尽可能帮我寻找到大量有用处的困难和危险，使我免于在痛苦中耗光精力。我不能忍受眼下的处境，简直是濒临绝望。我不相信这是办不到的事。目前危险艰难的任务大量涌现，不可能连一个空位也找不到。就算没有也可以创造出来。你我都知道，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话要说，不过不能写信，只能面谈。
▲ 二战期间的伦敦
在我看来，最好是派给我一项临时任务，好让我尽快去伦敦，越快越好。你了解我，很可以替我选择合适的任务。等我们从容讨论过后，再为我安排最恰如其分的职务。我愿意接受去往任何地方的任何临时任务，比如宣传或出版方面的工作，其他工作也好。但有一点，如果相关职务不包含较高程度的困难和危险，那我只能临时性地接受。否则我在伦敦又得陷入和在纽约一模一样的痛苦中不能动弹。拥有这样的性格实在不幸，但我真的就是这样，对此我无能为力。这在我的天性里过于根深蒂固无从改变。何况我敢肯定，这不只是天性问题，还关系到使命问题。上次信中谈及的计划书原本可以完全满足我在这方面的需求。我很难过安德烈·菲利普认为那是不可行的。尽管如此，我承认没有完全丧失迟早会实现的希望。很长时间以来，我感觉这是必须完成的事。无论如何，当前还有别的更合乎时宜的任务。我渴望尽快投入行动。让我去伦敦吧！我知道目前这是难事。但我也知道一直有人去伦敦，包括女性。我期盼你能帮我。有没有可能让安德烈·菲利普从纽约回去时捎上我呢，作为秘书或别的什么随行人员……
无论如何，非常非常感谢你。
致以友好的问候！
西蒙娜·薇依于纽约
（日期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