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松涛：从思之道德到正确生活
作者简介：罗松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关键词：阿多诺/思之道德/正确生活/道德哲学/实践向度
标题注释：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基础理论重点研究项目“阿多诺道德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4ZXA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被誉为“当今美国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写下的片段式道德哲学省思录《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被损害生活而来的反思》(以下简称《最低限度的道德》)虽然是一本杰作，但却“古怪得几近神秘，既不是前后连续的自传，也不是主题式的沉思，甚至也不是有系统的铺陈作者的世界观……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准则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他撼天动地，震撼人们，却无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来完全解释清楚”①。笔者认为，这种阿多诺所招致的“不安稳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运用概念而又超越概念、坚守个体生命及其体验优先性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思想。
一、思之道德与责任
《最低限度的道德》第46节题为《论思想的道德》，阿多诺在其中便运用其特有的非同一性思维方式探讨了他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乃至于“思之道德”的理解：
天真与精明是无尽纠缠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没有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就无法充分发挥。对天真的捍卫，正如非理性主义者和所有吞食智识的人都是有失体面的。偏袒天真的反思对准了自身：狡猾与蒙昧主义总是它们之所是。间接地肯定直接性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在自身中加以中介，这样做使思想扭曲为一种对其矛盾的辩解，扭曲为一种直接的谎言。这种扭曲迎合了所有不良的目的，从私人性的“现实就是这样”这种顽固不化到将社会的不正义作为自然状况来证明。然而，希望将这一对立作为原则并呼吁哲学——正如我曾经所作的那样——承担起成为精明的约束性义务，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当精明是在理论上可接受的意义上被理解时，即当它扩展视阈、超越孤立现象、考虑整体时，天空中仍有浮云停留。正是这种继续行进和无法停留，这种对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无声承认，不仅在假设概念具有实在性时构成了唯心主义欺骗，而且也构成了其非人性的一面，一旦把握住特殊性便将其在一种总体情况中加以化约，最终只是为了一种仅仅发生于反思中的和解而迅速地补偿苦难和死亡。②
应该说，这一段话既是阿多诺的自我反思，也体现了他对思想特别是哲学反思功用的独到理解：哲学反思并不是与天真无邪甚至非理性主义这些拒绝思想中介作用的立场截然相反的精明乃至狡诈，因为一旦摆脱现实或直接性，就很有可能忍受乃至无视现实中的“苦难与死亡”而认为“现实或者生活就是这样”——就像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观察那样，这个执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看起来十分平庸，与常人无异，他为自己的辩解就是“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因为现实(职责)就是这样；当然，仅仅在思想中与现实和解是一种愉悦的思辨体验，但这恰恰是“非人性的”。事实上，正是“对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无声承认”使得苦难无法发声，思想的道德也就无从谈起——“辩证的中介并不是向更抽象的一方求援，而是具体事物自身的一种解决过程。”③质而言之，道德是忠实于具体的、特殊的非同一物，忠实于人类生活中的苦难与死亡。应该说，这种忠实，既不是直接地复制或者服从于看似“第二自然”的既定现实，也不是仅仅在思辨玄想中与其达成抽象的和解。
因此，对于“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④这一道德哲学箴言，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其出发点正是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辩证中介”(即非同一关系)，在一个苦难与死亡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非人社会中，个体的正确生活只能是看起来很美的乌托邦。⑤为此，阿多诺提出了通向正确生活的路径，即通向正确生活的一条路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对他(她)所过的生活、所处的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
不妥协的批判性思想者既不签发他的意识，也不让自己被胁迫行动，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不屈服的人。思考绝不是对既成事实的智识性再造。只要它不停止，思考就稳固地确保了可能性。它的无法满足，它对快速而轻易的满足的厌恶，拒绝顺从这种愚蠢的智慧。思想越不将自己客观化为一种乌托邦因而蓄意破坏其实现，思考中的乌托邦因素就越会变得强烈。开放的思想超越了自身。⑥
正如阿多诺反复强调的那样，要对错误生活进行毫不留情的彻底反思与批判，而不是沉浸在对正确生活美好蓝图的勾画之中，否则就有可能沦为一种抽象的乌托邦，而思想的道德或者说责任恰恰在反思与批判之中开启新的可能，一种超越自身进而超越既成事实的可能性。在《否定辩证法》导论的最后，他写道：“想要内容的认知就是想要乌托邦。正是这种认知，即对可能性的意识持守着作为未被扭曲之物的具体事物。”⑦如果说在认识论的意义上，阿多诺强调对非概念之物(异质、特殊、个别之物)的非同一性把握，这种把握是以内容为优先性的，而欠缺概念的事物也就是未被同一性概念束缚、同化的具体事物，也就是未被确定(未下定义)的可能性事物，它没有被同一性的概念图式所扭曲。就此而言，阿多诺认为始终持有乌托邦因素而非让其直接“坐实”的批判比直接照搬理论或单纯顺应现实的实践更接近一种“变革实践”——质而言之，思想就是一种“抵抗力量”。⑧在某种意义上，为阿多诺所坚持的否定的辩证法所指向的前景正是“真正的乌托邦，因为它仅仅代表着一种希望的姿态”⑨。事实上，这种坚持“不将自己客观化为一种乌托邦”的批判性思考，也体现了阿多诺道德哲学所蕴含的一种否定主义向度：
我今天对道德哲学的可能性问题首先只谈论一点，即全部道德哲学的总概念就在这个尝试之中：将这些思考本身——我为此曾经试图为你们至少构造一个模式——提升为意识，也就是把对道德哲学的批判、把对其可能性的批判和把对其二律背反的意识吸纳到意识之中。我相信，谨慎地讲，人们不可能再许诺其他东西了。人们尤其不能许诺的是，这些思考，如在道德哲学范围可能提出的这些思想，将会设计一种正确生活的准则。⑩
显然，阿多诺同样是在非同一性哲学的视阈中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道德哲学的关键不在于提出某种绝对律令或者论证某些世俗规范，而在于将个体生命与道德法则、自由与必然等二律背反“提升为意识”“吸纳到意识之中”。就此而言，“或许人们唯一可讲的是，正确的生活在今天就存在于对某种错误生活的诸形式的反抗形态之中，这些形式已经被进步意识看穿，并遭到批判的解体”(11)。就此而言，这种否定主义的思考向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最低限度，它不许诺任何正确生活准则，而是将个体道德体验中的矛盾或二律背反吸纳到意识之中，以此来反抗被损害的错误生活并保持对另一种不同的正确生活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对微小事物(比如个体对苦难的生命体验)的拯救开始，而非借助概念构建一种恢宏的道德哲学体系。(12)
更进一步而言，阿多诺认为民主制度的创建与保持亟须批判与反思。“民主制度不仅仅需要批判的自由并且需要批判的冲动。民主制度正是为批判所定义”；就此而言，“批判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即政治上的成熟相互归属”。(13)阿多诺认为，个体的成熟特别是其政治上的成熟指的是他或她能够“为自己发声，因为他有自己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在重复他人”(14)。无疑，如果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加思考、不辨是非、“奉命行事”，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扭曲了的错误生活推波助澜。因此，思想只有保持其批判性要素，才能不与错误生活以及流俗意见同流合污——当然，置身于特定时代与社会之中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不受错误生活以及为其代言的观念意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阿多诺着重强调了思想的本质特征，即在否定自身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与意见时忠于自身而不是迎合既定的现实状态，“这就是思想的批判性形式。只有批判性思想，而非与其自身洋洋自得的一致，才能够带来改变”(15)。
二、作为再启蒙的教育
在阿多诺看来，再启蒙的一个关键要点就是教育。在1959年所做的《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这篇广播讲稿的最后，阿多诺谈道：“被理解为启蒙的清理过去本质上是一种朝向主体的转变，是对个体自我意识及其自我的一种强化。”(16)而且，阿多诺明确指出，这种主体启蒙只能依靠教师和教育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因此，教育正是通向正确生活的另一条必经之途，也是培育“进步意识”并由此“看穿”“错误生活诸形式”的关键环节。在《道德哲学的问题》讲座最后，阿多诺带有前瞻性地总结道：“在今天也许还能叫道德的东西已经过渡到有关世界建构的问题”，因此，“有关正确生活的问题将是有关正确政治的问题”。(17)就此而言，“朝向主体的转变”不仅仅是思想中的彻底批判，更是落实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教育领域对独立人格的吁求与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
阿多诺认为，“二战”之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必须从教育开始其重建进程。在一篇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的广播讲座中，阿多诺明确指出，当代教育的唯一理想就是“让奥斯威辛永不重现”(18)。显然，阿多诺意识到教育对培养批判性人格、对培育反思的人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简言之，教育必须“朝向主体”，促使每一个个体能够真切认识到促使法西斯种种暴行得以产生的社会处境及其强制性规范——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阿多诺强调，“唯一有意义的教育就是一种朝向批判性自我反思的教育”(19)。只有通过这种注重自我反思性的教育，才能让人类免于遗忘，知耻而后勇，向一种正确生活艰难而又坚定地迈步前行。本雅明也曾说道：“而看法还是相当重要的，但即便是最好的看法，如果它不能把持有这些看法的人塑造成有用的人，那么它也是没用的。”(20)而按照阿多诺的设想，奥斯维辛之后的再教育正是要致力于以批判性自我反思为武器，塑造有用的人。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实际创立者霍克海默(值得一提的是，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就是题献给他的)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的《跋》中写下的一段话：
批判理论无论在其概念的形成还是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极为清醒地使自己把对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看作是应以展开和使其具有合法地位的任务。因为这种理论并不仅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潜能。……(批判)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21)
就此而言，阿多诺运用非同一性哲学反思正确生活的可能性，正是意在将“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的终极使命融入时代反思之中。毫无疑问，谋求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信念，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对正确生活的思考应该说蕴含着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向度。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阿多诺在奥斯维辛之后的追问，弥赛亚主义的救赎色彩日益明显。在《最低限度的道德》最后一节《终结》中，阿多诺写道：
在面对绝望时，唯一能够担负起责任的哲学就是如下尝试，即像它们从拯救立场展现自身那样观察所有事物。知识只有通过拯救才能照亮世界：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再造，只是一种技术而已。必须如此确立观点，即带着明显的裂痕与裂隙移置并疏离这个世界，就像它将会在某一天从弥赛亚之光中显得贫瘠与扭曲一样。不带任性或暴力、完全从与对象的感受出发获得这些观点，这就是思想的唯一任务。(22)
阿多诺的思之任务是虔诚的，但也是两难的。因为错误生活的世界没有正确生活的存在可能，所以只能借助“弥赛亚之光”——来拯救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另一方面，拯救的立场又需要思想尽可能地贴近而非收纳、同化它的“对象”，也就是靠近特殊而鲜活的个体生命及其体验。就此而言，笔者认为阿多诺所思考的正确生活图景与本雅明经常提及的辩证意象(23)有相通之处，在积极从事批判性思考的过程中，确保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人类灾难永不重现，并由此开启通向正确生活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不在现实中变革社会制度，或许只能在思想中“将时间终止、时代中断”(阿甘本语)，让苦难呈现并发声，从而坚守一份知识分子的良心。(24)
三、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要从肯定的角度来谈阿多诺所理解的正确生活，它应是自由而自主的个体所拥有的具有实质内容、拥有人格尊严、生命体验充沛的个性生活。即便这种有意义且有尊严的生活尚未成为现实，还仅仅是不妥协的批判理论家心中的“理念”，但正如阿多诺所言，“在思想者眼中徐徐展现的幸福是人性的幸福”(25)，这种属于人类的幸福(或者说正确生活)正是源于永不停止地对现状(错误生活)及其流行观念展开反思，并由此出发通过教育塑造独立人格、培养批判精神。正如葛欧福·波谢尔所说，阿多诺试图将“批判的‘否定性’与乌托邦式的‘和解’”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非同一的希望原则。(26)
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以“正确生活”为基点的道德哲学在这位思想家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正如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开篇所言：“因其实现的时机被错过，曾经看起来过时的哲学仍然鲜活。”(27)按照萨义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是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28)。确实，阿多诺就是这样一位“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的学人，他的道德哲学思考无意试图强加于人，也绝非要寄生于现状，而是始终在探寻奥斯维辛之后人类正确生活的可能性，并将“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29)这个时代问题铭记在心。
注释：
①参见[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1页。
②T.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xionenaus den besch digten Leben,Suhrkamp Verlag,2012,SS.82-83; T.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Verso,2005,pp.73-74，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Ibid.,p.74.
④Ibid.,p.39.在1963年的“道德哲学讲座”中，阿多诺反复提到了这一主题。[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4页。
⑤需要指出的是，“正确生活”与传统意义上的“良好生活”不尽相同。就此而言，笔者认为《道德哲学的问题》的英译者罗德尼·利文斯通将richtig Leben统一翻译为good life并不恰当。参见罗松涛：《“正确生活”何以可能——从阿多诺对康德与萨特自由观的批评谈起》，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
⑥T.W.Adorno,“Resignation”,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translated by Henry W.Pickfor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2-29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⑦T.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uhrkampVerlag,1982,S.66.
⑧参见T.W.Adorno,“Resignation”,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293。
⑨谢永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逻辑和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⑩参见[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第18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1)参见上书，第189-19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2)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可以翻译为《最小的道德》。阿多诺在该书致辞中写道：“社会分析能够从个体体验中学到比黑格尔所承认的多得多的东西，与此相反，宏大的历史范畴在由它们引发了一切之后，不再能够逃脱欺骗的怀疑。”T.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xionenaus den besch digten Leben,S.16; T.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p.17.事实上，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已经提出了这种“最小的”方法：“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搬进历史，即用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亦即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13)参见T.W.Adorno,“Critique”,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281。
(14)Ibid.
(15)参见T.W.Adorno,“Opinion Delusion Society”,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122。
(16)T.W.Adorno,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I,S.571; T.W.Adorno,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10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7)参见[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第19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8)T.W.Adorno,“Education after Auschwitz”,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191.
(19)参见T.W.Adorno,“Education after Auschwitz”,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193.
(20)[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第25页。
(21)[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2)T.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xionenaus den besch digten Leben,S.283; T.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p.24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3)按照本雅明的理解，“思想在充盈的星丛的张力中停顿下来之际，便出现了辩证的意象。这是思想运动的停顿，而这种停顿自然不是随意性的”，它要在“辩证性对立面之间的张力中最为尖锐的地方去寻找。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建构起来的对象本身就是辩证的意象。它同历史对象相同一，为自身突破历史之连续性提供着依据”。转引自[德]克拉默：《本雅明》，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58页。
(24)阿多诺在1935年8月2日—4日致本雅明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模式(models)的辩证意象不是社会产品，而是社会情势表征自身的客观性星丛。因此，不要期待辩证意象能得到意识形态的或社会的‘实现’。”转引自[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第21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5)T.W.Adorno,“Resignation”,in 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p.293.
(26)参见Geoff Boucher,Adorno Reframed,I.B.Tauris,pp.10-13.
(27)T.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15.
(28)[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54页。
(29)T.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