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羽:应用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作者简介:毛羽,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应用伦理学/道德困境/良善社会
应用伦理学是上个世纪中期逐渐兴盛起来的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发展势头强劲。“应用伦理学”的概念从19世纪开始就有人使用,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医学伦理学(1974)和生命伦理学(1977)这两个术语以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应用伦理学才成为一个得到承认的术语。[1]为什么应用伦理学会在20世纪后期成为人们关注一个焦点?它的出现有什么特点?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将会对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个简要回答。
一、伦理学思考的维度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伦理学的思考进路总是围绕着三个因素展开的。行为者→行为→后果。这三个因素在回答伦理学的两个根本性问题时是不可或缺的:(1)我应该如何去做?(2)如何判断行为的对与错?在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三个因素的不同侧重构成了不同的伦理学学说。
对行为者的侧重,形成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当代的“德性伦理”是这种理论的继续与发展,它注重于人的德性,如人的习惯、性格、态度等等。在回答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时,这一理论的关键是行为者的道德品格,人作为道德行为者,应该去实现自身的潜能,充实自身,成为完善的人。行为者行为的对错取决于该行为能否促进行为者的品格。
对行为本身的侧重,形成了近代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说注重行为本身,以普遍性原则、人的理性和责任为中心来构建整个伦理体系,解决伦理问题。在回答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时,这一理论首先要求运用理性能力,选择一个普遍性原则,然后付诸行动。如果行动本身遵循了普遍性的原则,它就是无可指责的,亦即符合道德的。例如,遵守承诺是一条普遍性原则,那么,无论时间、地点或条件发生什么变化,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是道德的。当代的“责任伦理”和“正义伦理”都是它的新的表现形式。
对后果的侧重,产生了近代以来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目的论功利主义伦理学。这种理论从功利出发,主张行为本身无对错之分,对与错只表现在行为后果的利与害之中。结果好则一切皆好,反之亦然。行为者在行动之前要推算后果,不仅是对个人的、而且包括对他人的甚至周围环境的后果。这成为“大多数原则”的理论基础。[2](403-404)
上述三种伦理学说在当代发展出许多的变种和分支,成为应用伦理学能够加以应用的基础理论。
二、应用伦理学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20世纪以来,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和变迁,生存变得愈益复杂化,单一伦理理论无法回应生存状况的改变。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常常陷于生存状况的困惑、犹疑、焦虑之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和道德选择,需要有能够对人类生存状况予以合理分析和说明的伦理理论。生活实践需要伦理的解答。
其次,伦理学本身遭遇理论困难,需要新的解决道德问题的理论框架。近代以来的规范伦理学,其目标是提供一个或几个原则来陈述一些必要的及充分的条件以评估人们的行为。但是,规范伦理学的几个原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困难重重,需要更新。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热衷于伦理的纯语言——逻辑分析方式,寻找伦理命题的逻辑意义,以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等,无法回答现实提出的实践问题,特别是生活实践的“应当”,即意义问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伦理学家们发现,如果把这种研究方法视为伦理学的唯一方法,就会把伦理学引入死胡同,使道德理论演变为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的“概念游戏。”[2](404)
再次,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困惑。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科学本身给予解释,而且更需要从伦理道德的维度给予说明。
三、应用伦理学的特点
(一)问题取向 与以往的伦理学相比,应用伦理学不是纯理论导向的,而是以问题或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应用伦理学它对实践问题的关心超出了纯理论的热情并不急于构建理论体系,而是以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作为出发点或切入点。伦理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回到“实践之家”。许多伦理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在道德选择中遭遇到了难题。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道德困境,简单地从现成的伦理理论中找出一两个原则或规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道德问题常常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抽象的“一般道德”只存在于道德哲学的理论之中。现实生活的道德问题都是通过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因此,实际问题而不是现成的理论,成为应用伦理学的重要出发点。
(二)境遇取向 任何伦理道德问题都有其特定语境和现实处境,相对于传统理论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更看重具体境遇中的伦理问题。与以往的伦理学讨论关注态度、情感、愿望的做法不同,应用伦理学更注意研究境遇、需要和利益。它要求应用伦理学者走出一般原则和规则的讨论,要求他们在可以应用这些原则、规则的具体事例中,进行一种更为审慎的分析。对美国的应用伦理学做出很多贡献的约瑟夫·弗莱彻,将他的境遇伦理学称为“新道德论”。他认为,在变幻莫测的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遇到的道德问题、道德境遇极其复杂。面对千变万化的生活,传统的、不变的道德教条就变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和行动桎梏。因此,要解决由于现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新的道德问题,已经不能从现行的道德原则和已有的伦理学概念出发,而必须从人的境遇出发。“新道德论即境遇伦理学断言:一切事物正当与否完全取决于境遇。”[3](17)为什么“境遇”问题成为应用伦理学的重要态度或方法?用境遇伦理学的原创者弗莱彻的话说,他之所以关注“境遇”问题,是因为对实践的参与和认识。在弗莱彻的医学伦理学中,他十分强调实例方法及临床背景,在道德决断与价值选择时十分强调实际境遇。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的主要原则是,关心人应优先于关心道德规则;较之“普遍”规范,具体情况与境遇对于人们应该做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3](168)人们总是在具体的处境中进行伦理决策或道德选择,因此,境遇或处境这一分析维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方法取向 与理论伦理学相比,应用伦理学并不特别注重理论体系,而更突出其方法的意义。例如,弗莱彻就强调,读者在他的《境遇伦理学》中只能“找到方法,而不是任何体系。它是基于境遇或背景的决策方法”[3](103)。对于体系与方法,F.D.莫里斯认为,两者“不仅不同义,而且正相反:一个(指体系——引者注)指出同生命、自由多样性最不相容的东西;而另一个(指方法——引者注)则指出生命、自由、多元化的存在所离不开的东西”[3](3-4)此外,由于应用伦理学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对分析方法的要求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技术化。
(四)责任取向 “责任”在应用伦理学的许多分支中,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道德范畴。责任原则被视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着的复杂课题的最适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责任伦理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在技术时代的巨大挑战面前,所应有的一种精神需求和精神气质。[4]面对科技时代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巨大,后果越来越危险,特别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责任意识,一种与以往的事后责任,以及个体责任完全不同的,以未来为导向的、以整个人类为对象的“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或“关护性的责任”。
(五)跨学科取向 应用伦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学科的取向。由于应用伦理学已经进入到人类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的广泛领域之中,它必须在全面介入该领域之后,才能对所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也才可能有更为透彻的分析和更合理的建言。
四、应用伦理学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经济伦理 有时又被称之为“商业伦理”或“企业伦理”。市场经济是以利润为轴心的经济制度,谋求利润是这种经济的使命和目的。然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是商学院学生,尤其是工商管理硕士的必修课,也是许多公司的经理和职员经常接受培训的主要科目。经济伦理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探讨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伦理关系,如劳资关系、买卖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等;另一方面是研究应用于经济实践中的伦理原则,如,正义、平等、公平、诚信等。
(二)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萌芽并迅速发展的应用伦理学的一个主要领域。生命伦理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性别选择、人工授精、体外受精、代理母亲、无性生殖、避孕、人工流产、绝育以及器官移植、基因疗法、基因重组、以及安乐死等问题。生命伦理学之所以成为应用伦理学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分支,原因首先是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能使人们有效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还有可能操纵从基因到人体、人的行为等。如何合理正当地使用这些力量,防止滥用,是人类要正视的伦理问题。其次,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可能将此技术用于非医学的需要,如计划生育、美容等,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也是个伦理选择的问题。第三,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既可以“延长生命”,又可以“延长死亡”,如何取舍是道德的两难困境。最后,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医生的能力,医生该如何使用这种能力也成为一个与道德伦理相关的重大问题。[5]
(三)计算机与网络伦理 计算机与网络伦理学是当代研究计算机信息与网络技术伦理道德问题的新兴学科。它涉及计算机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信息的生产、储存、交换和传播的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目前比较集中的计算机与网络伦理问题主要包括:计算机信息技术(包括软件、硬件、网络、专家系统)的知识产权问题;计算机犯罪、“黑客”与网络安全问题;信息与网络时代的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信息技术产品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问题;信息网络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和道德责任问题;为控制国际互联网“色情音像”、“攻击言论”、“虚拟伤害”建立审查制度的问题;以及企业的信息技术与反不正当竞争的问题,等等。[6]
(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伦理 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伦理近年来因公共行政(管理)硕士课程的开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思考。在西方,关于公共服务中的伦理学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尽管在名称上,有的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学说替代了“新公共行政”的学说,但是,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中关于伦理道德的问题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话题。公共行政(管理)伦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并被认为是公共行政(管理)研究中最有活力的新学科。在以往的研究中,公共行政(管理)问题,常常被加以技术化的处理,注重从科学的视角分析事实,用技术性的方式解决公共行政(管理)问题。公共行政(管理)伦理学从价值的维度另辟蹊径,使公共服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不仅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而且也为公共服务人员的实践提供导向。公共行政(管理)伦理的主要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合理性问题,其中包括其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这方面道德合理性的解决,将对协调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改善公共行政(管理)的服务供给,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公共服务人员的德行问题。制度必须落实到公共服务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应当正当而合理地行使公共权力,在公共领域中维护公共利益,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公正性。
(五)环境伦理 又称为生态伦理学、大地伦理学或地球伦理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和生态的问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一种新型的应用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道德标准、行为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是:(1)爱护并尊重生命和自然界,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新的道德原则。(2)不应当伤害生命和自然界,反对毁灭生态的战争,反对掠夺性的开发资源。(3)应当保护和促进生命和自然界的发展。(4)确立新的全球伦理观,即对人类公共利益的关心。
(六)全球伦理 全球化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转向。它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全球”成为一个新的参照系。作为实践智慧的伦理学,必然要对这一转向做出回应。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价值选择能力的存在物,在全球化的转向中,如何体认这种生存的转型,从哪里寻找生存的价值信念支持、伦理支撑、规范指导,将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全球伦理的主张,正是在全球化转型中人类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核威胁问题等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人类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建构全球伦理成了诸多学者、政治家、宗教界人士的共识。全球伦理的可能性,它的内涵、条件、方法与原则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开始从“个体意识”转向“全球意识”,由“独白时代”转向“对话时代”。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开放式的对话,成为全球伦理的重要条件。
上述所列只是应用伦理学的几个主要领域,实际上应用伦理学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凡是与人的行为产生关联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应用伦理学所致力的工作,是用人类的价值关怀去解答人类生存的道德困境问题,并试图用合理的伦理规范去导引人们的行为,在理性的、批判的审视生活世界的同时,建构良善的、合理的社会。
原文参考文献:
[1] 廖申白.什么是应用伦理学?[J].道德与文明,2000,(4):4-7.
[2] 王蓉蓉.伦理学[A].当代基础理论研究(留美哲学博士文库)[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美)约瑟夫·弗莱彻.境遇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 甘绍平.忧那思等人的新伦理究竟新在哪里?[J].哲学研究,2000,(12):51-59.
[5]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09-610.
[6] 王正平.西方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概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0):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