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晨虹：关于东西两种理性文化

关于东西两种理性文化

葛晨虹

研究自然为中心的科技认识理性和研究社会伦理为中心的德性价值理性，在东西方构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从而科技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在东西方各自施展了自己的魅力。西方最终发展起了人类文明重要的一方面，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而中国在科技理性不似西方那样凸显的情况下，发展出了独特的德性文明。两种理性在本质上是合一的，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也应当整合起来。

一、人类的理性

理性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理性是人独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认识世界探究自然，是人的一种理性能力；研究社会认识人自己，给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人自己立法，也是人的理性能力。在此，相对于二者所研究的对象领域的区别，我们把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称作“科技理性”，把以理想信念、伦理道德等社会人文为对象的人的理性称作“价值理性”。人类理性的创造物就是文化。相对于上述概念划分，人类实际上拥有了两大类理性创造物，即自然科技理性文化和人文价值理性文化。两种理性应当合一，在本质上本身也是合一的。

人类高出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即他不是被动地适应生存，而是积极主动地认识利用改造生存的环境。人类并非只要自己的生存需求得以满足就够了，人类一方面认识客观自然探究规律，一方面在认识利用客观自然的过程中，总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图、愿望投射进去，自觉不自觉地给事物以意义和评价。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追求合自己目的的结果，在不违抗自然必然性的范围内，总试图在自己所知道的选择范围内做出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功能。

在认识自然、积极顺应自然必然性的活动中，发展起了科学技术和人类认知世界的理性能力，而在追求合人类目的合主体理想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善、美等代表人类主体选择的价值理性。如果说前一种理性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后一种理性则表达一种主观价值合理性。

这种理性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人类生产的两种“尺度”，认知理性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物种的尺度”，而价值理性属于表达人类主体选择的“人的内在尺度”。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也曾把认知理性称作“纯粹理性”，而把价值理性称作“实践理性”，在中国思想史中，虽没有明确提出“理性”这个概念，但在儒家提出的“力命”、“义命”不同关系范畴中，已内在包含了人的两种理性能力。

科学认知理性或曰科技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它探究自然规律，并能动地运用这些已掌握的规律，创造出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及物质财富。相对而言，科技理性所驾驭的世界，是一个“真”的领域，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领域。

人文价值理性文化主要回答人类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它主要给科技物质成就丰硕的世界一个善和美的价值引导，给认识、征服、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一个长远的合理的计划。同时，人要认识自然，也要认识从自然产生出的人类自己，要控制自然对象，也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让人类发展得更完善，生活得更美好。这一切都需要有一种体现人类理想目的的价值理性。人类的价值理性也正是在认识改变客观现实活动中，在用“人的尺度”去引导、把握“物的尺度”的能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没有价值理性，没有人文关怀，人类的科技理性将是盲目的力量，这种有缺陷的力量往往可能把人引向非人，把人类社会引向毁灭的边缘。

人类要生存，当然要征服自然，要实现自己的能动本质，但人类生活并非只要求认知科技理性的发展，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引领着人类发展的合理方向，表达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谛。人类社会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之间，在今天和未来的代际利益之间，有很多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等需要权衡的问题，人类必须运用人文价值理性去比较和选择。

人类的世界既不是纯粹的客观自在，也不是纯粹主观的理想所在。人类应有的世界恐怕是：不仅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而且合乎人类自身的需要，也即，不仅是真的，而且是包含了人类善的美的理想愿望，包含主体需要的价值存在。人类的世界作为体现主、客观统一的结晶，应当体现客观规律事实的、客体的尺度，同时也必须、必然有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的尺度在其中。在发展科技理性的同时，应发展起价值理性，反过来说，在发展价值理性的同时，也应发展出科技理性。人类世界本来是也应当是真善美的合一，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当然，这种本质要求和必然反映，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类自觉把握的。在人类理性发展长河中，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时是结合一统的，有时则分离开来。在人类早期古代朴素思维中，人们多直观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当中国古代先哲在强调“天人合一”时，西方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也在他的理念世界中，构筑了以善理念统领真、善、美学科的“金字塔”理念体系。天人不分也罢，以善理念统领真善美也罢，都暗涵了人类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重合的悟性要求。然而遗憾的是，柏拉图建构起来的以善理念为理性统领的思路，在西方并没有作为主流被接受下去，事实与价值，科技认知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最终分离得很远。

为什么西方在两种理性中更多的发展了自然科技理性，而东方更多的发展了人文价值理性？这和东西方所走的两条文明道路不无关系。中国有促发科技理性的道家、墨家等等思想，但最终没有被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所选择，血缘宗法社会造就了注重人伦德治的儒家学说，最终又选择了儒家。西方也不乏研究人文社会、崇尚德性价值理性的思想家，但不同的是，西方社会在进入奴隶制国家时，打破了血缘氏族关系，这就使人伦德治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治世治人的人文价值理性最终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发展起来。而西方很早就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以及成为主流的自然主义科学文化，带动人们膨胀了征服自然的欲望，从另一方面促使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并促进认知理性得以发达。

血缘氏族的彻底解体与历史性的保存，使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文明之路。也使东西方发展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理性思维模式和文化取向。

二、西方凸显的科技理性反省

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知要蒙受多少愚昧和无知带来的不幸。但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代表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尤其不能满足实现人性精神、灵魂层次的需要。人性的占有和实现，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所应有的发展，都不是单靠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的。在单纯的科技理性文化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物质经济财富中，我们找不到人类真正赖以存在的信仰支柱或精神家园。人的信念、人格尊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灵魂精神深处的需要，等等，是从宗教、伦理道德、哲学、艺术这些社会人文理性文化中吸取养分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对社会的关怀，人对物欲的超越把握，也都只能在人文价值理性指引下完成。

缺少人文价值理性指引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这种力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与尊严。事实上，长期沉默的大自然对人类已施以报复。许多由人类制造出的征服自然的工具（如核原子），变成了威胁人类的武器，许多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尖端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令人类头痛的难题。不仅如此，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还往往使人陷入一种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之中。在巨大的物质追求中忘记了高贵人性的追求，在日益高涨的物欲推动下，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气息弥漫，经济活动成了人生意义的终极依托，追求人性神圣的德行成了多余的东西。

人类过多地占有了被征服的自然的领地，却与此同时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位生态学家的话道出了现代人的感叹，他说，我越研究自然生态问题，就越感觉到这实际上是人类内在精神危机的外部表现。失去精神内在的人才会去疯狂追逐外在物质，而越是追逐外在物质，就越是失去人的精神家园。

实际上，科学技术本身是无辜的。认识、利用自然并不是人类的错，人类的失误在于未能和谐地把握科技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的关系。倘若我们一直用人文价值理性对自然科技理性和科学目的进行合理的判断、比较、选择，使对自然的攫取和对自然的给予一样多，使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经济物欲的追求一样努力，那么，人和自然的对话将是温和的，关系将是和谐的，人们创造美好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将发展出持久的美好的人性与人类生活。

在今天、科技、人文发展的不平衡，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家园的失落、人性向单面或畸形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使科技和人文摆脱分离重新结合起来，寻找被丧失了的整体文化理念，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现代人讨论的一个热点。

值得一提的是，反省人文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关系的，强调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整体文化观的，并不仅仅是人文主义者，有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学者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如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布鲁诺斯基（J.Bronovsky）本人是个科学家，在科学史方面卓有成就，但他有被公认为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象征，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科学与人文价值》一书中，深入阐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的思想，分析了科技力量和人文价值力量的关系。作为科学人文主义的典型，他代表大家指出，当今世界文明的困境，并不是科学本身的恶果，而是人们鄙弃了真正的科学人文精神。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有识之士已普遍认识到，西方科技理性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科技文明物质财富，但却未必能成功地为人类提供价值合理性。随着征服自然的节节胜利，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张与对峙。并且，人性在从自然力量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陷入了物欲主义及科技信仰的桎梏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占有了自然物质世界的领域，因而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异化了自然的人性本质。

人类已开始反省以往的思维误区和实践失误，历史已走到要求人们进行一次新的觉醒的时代。在科技理性极度发达的科学主义时代，人文价值理性开始了新的觉醒。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以科技理性为特征的文化，所提供的理性标准已很难使人类发现并纠正自己的失误。

三、两种理性文化的整合

所幸人类并不是在完全空白的理性世界中寻找客观的合理标准，东方以价值理性统领科技理性的思维体系，以及主张“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为人们尤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另一种理性参照系统。东方儒学传统中人文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的从未分离，以及这种“合一”文化所少有的危机和拥有的生机，使西方许多思想家找到了解决困惑或危机的出路，汲取东方文化精髓，使人文价值体系和科技理性结合起来。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他们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活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汲取孔夫子的智慧。”

东方真善美统一的文化智慧，使它在高扬主体价值理性的同时，完全包容了科技理性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当然，就目的性而言，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地位是不一样的。儒学文化中有关科技的思想是服从于人文价值目的的。这种思想关系在近代历史发展中，可能被认为是“落后的”，在某些人意识中，可能是一种反现代的文化阻力，但对于现代，特别是未来而言，它很可能是一种超前的智慧。

正是在此意义上，研究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孔夫子哲学智慧像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先觉。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困境和危机，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德性精神中得到解答，中国文化将天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观念，以德性理性统领真善美的文化价值体系，给陷入唯物文化和唯科技文化怪圈中的西方世界提供了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智慧。

中国文化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而我们，在为古老而充满智慧潜力的中国文化骄傲的同时，切勿忘记儒家强调德性价值的文化中，缺乏认知科学理性这一事实。我们不是要固迷于价值理性统领的世界，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充满人文价值和客观物理相统一的世界。把人文价值理性淹没在科技理性之中，或把科技理性溶解在人文价值理性中，都是人类文明的失误，有都是人类文明历程的某种历史自发表现。

古代东方的“亚细亚”文明之路，没有使中国血缘氏族关系分解，也没有像西方所走过的文明道路那样，把主要精神更多地投入到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去。社会人伦实践把德性价值思维引入了“天人”关系中，也植入了中国古人的主体理性之中。当古代西方的认知主体在征服自然中一步步走向觉醒时，中国古代的人文价值理性在人伦实践中早已趋于成熟，并且自始至终统领着人类认知理性。历史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文化，最终未使中国的认知科学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明显独立开来，并使科技理性一直被置于人文价值和德性理性的影响之下，在很长历史时期，科技理性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应有的形象。

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也在反省我们文明道路的不足。东方以德性人文为特征的价值理性文化，也应当在自己德性价值传统的基础上，更多汲取西方成熟的科技理性精神，使在东方德性文化传统中一直未占主导地位的科技理性，发展出更饱满的形象。

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走向明天，走向现代化，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精神。但是，我们更多地发展科技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的人文价值理性不再拥有现代价值，不再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财富。从本质上说，科技理性的发展并不必然以丧失价值理性为代价。有些观点批评中国儒家德性理性是发展科技理性的障碍，提出要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这种传统，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其科技理性精神，甚至有些观点认为，不能因为西方人需要到东方文化中寻找钥匙而沾沾自喜，恰恰相反，中国人需要到西方文化中补回应有的一课。

实事上儒学德性理性在本质上并不完全排斥科技理性。儒学本身就含有对“真”的探求，求善和求真被统一在“天人合德”的观念体系中。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中国传统科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发展得并不比西方缓慢，而且一度在科技方面曾领先于西方世界，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所以，从儒学侧重发展人的德性主体方面、对科技理性兼顾不够，并不能推断出儒学文化中不能发展起科技理性。实际上儒学思想一进是一种在求善目的中包容求真的一种和合体系。价值和科学二种理性的合一，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易传》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强调将天地人作为统一体加以研究，主张德性与知性并重、理性与价值合一。求真求善求美在易学中是彼此不分的。而且，易经、易传本身就提供了一种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究天人之际，穷万物之理，是易学的重要主旨。实际上科学范式中的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和科学技术观，在《易传》中都能找到哲学的启迪。易学中的科学内涵已越来越多地在现代科学中找到相通与回应。莱布尼茨发现易卦符号系统与西方的二进位制数学之间有某种一致性，一些现代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科学新观念都能在儒学古典学说中找到理论原型。

儒学求真与求善的统一，还表现在它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内圣”是儒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崇高德性，但这种内在的修心养性，又不是脱离现实生活外在事业的空性修养，不是要人渡越到彼岸世界，究内在“心性”是要通过穷外在“物理”而完成，仁德内圣不是像佛教那样清心面壁苦思冥想的空悟，而正是通过“格物致知”，经世致用表现出来。求“善”丝毫不排斥求“知”，相反，求“知”正是达到善的途径和方式。因此，在儒家思想中，只有德而缺少才的人，至多只能称作“君子”，真正的人应当做到既有“德性”又有“才学”，“德才兼备谓之圣人”。可见，德性和知性在这里的是统一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进行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和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对接起来。传统与现代、真与善，没有什么必然的对抗。那种认为我们必须先失衡再平衡、先物质后精神，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在理论上缺乏一种完整理性把握，其方法、轨迹偏离了人类理性的本质，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核武器制造了再根除，难；生态破坏了再治理，不易。水土流失了找不回来；物种灭绝了，就再也没有了。有些代价可以弥补，有些则永失不再复得。

社会发展应当既不伤害自然，又有利于人类幸福，这种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理性的完整选择。也只有人类的价值理性才能帮助人类做出这种选择，单纯的科技理性是提供不了这种功能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定步西方历史道路的后尘，我们应确立一种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弘扬价值理性前提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及其理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千万不可因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理性而走入科技至上的另一极端。我们应当保持价值追求方面的清醒，使中国文化在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之间，始终保持适度的张力。

人类两种理性的存在实质上表明，人类应有的世界是：不仅要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而且要合乎人类自身的需要，也即，不仅是真的，而且是包含人类善的美的理想愿望，包含主体需要的价值取向。人类的世界本来就应当是真善美和一，是科学实在与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如此，人文价值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引领着人类发展的合理方向，表达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真谛。人类社会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之间，在今天和未来的代际利益之间，有很多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等需要权衡的问题，人类必须运用人文价值理性去比较和选择。

科技理性只能表达人类求“真”的能动本性，“善”和“美”的能动本性，必须通过人文价值理性去显现。我们需要消除人类历史片面发展起来的理性思维误区。人类的世界本来就应当是主体价值与客体规律的统一，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本来就应当合二为一，科技理性从来都是在价值理性指导下才有益于人类，也只有在人类主体的人文价值选择中，科技及其物质成果才有其合理的存在理由。因此，在最终意义上我们必须肯定，价值理性因为关乎人类生活的根本方向，关乎人类存在的历史命运以及本真状态，它由此而应是更高层次的理性。

在某种意义上，东西方文化的通融，实质是科技理性文化和人文价值理性文化的进一步“合一”，这种“合一”不是简单地1+1。在根本意义上，应当由价值理性统领科技理性，为科技理性设定方向、规范轨道。科技理性好似动力工具，价值理性是旗帜、指南针，是科技理性的合理保证。没有指南针，只有动力，历史航船就会迷失方向。

总之，两种理性文化的整合，是人主体能动性的必然反映，也是人类世界存在发展的本质要求。“真”的和“善”的“美”的，终极本质上是不能分开的，人类追求的世界绝对应当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人类两种理性也应当完整地结合起来在一起，共同把握人类实存的以及应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