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成：儒家爱物观念与当代生态伦理
作者简介：焦国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与自然外界的关系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破坏着人们眼前的幸福生活，甚至已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解决生态问题，协调好人与自然外界的关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已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中国是一个有丰富道德遗产的国度。在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古代中国人提出了一整套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卓越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儒家尤有杰出的贡献。研究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外物关系的伦理思想，从中吸取道德的智慧，对于破除当今人们观念中的误区，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儒家的宇宙伦理观
考察事物之实然，进而认识其必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人类行为之应然，是任何一种不朽的伦理思想产生的固有历程。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观，就是在认识宇宙之必然的基础上形成的。
宇宙自然是人类之母。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不可不知天地的本然之性；不知天地的本然之性，人类也就无从自觉地安排自己的合理生活。早熟的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部《易经》，可以说就是对于周代以前认识成果的总结。
《周易》，历来被视为儒家的第一部经典。儒家所理解的宇宙之道，人事之理，都可以说是从《周易》所树立的基本观念中推演出来的。要了解儒家的伦理宇宙观，不可以不知儒家的“易学”。
何以称为“易”呢？自天地开辟以来，日月交替，寒来暑往，万物萌发，生生不息，新新相续，变化无住，故称之为“易”。“易”可以说是宇宙的第一法则。易经六十四卦的推演，就是天地之间万物变化之理的一种符号表达。
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本动因又在哪里呢：或者说，“易”之根何在？在《周易》之中，在围绕着《周易》而建立的儒家哲学中，没有西方哲学家所想象的“上帝的第一推动”。中国的古代哲人，上观天象，俯察地理，中考自身，总结出了两个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最基本的宇宙因素——“阴”和“阳”。阳者，乾之称，刚之名；阴者，坤之称，柔之号。此二物，含于宇宙及万物之内，它们相交相会，相荡相摩，便不断地产生出万事万物。阴阳在对立中的和合，乃宇宙造化的精灵，变易的根本。《易传》说，“乾”、“坤”二卦，《易》之门邪！这是从易经的体系构造和学易的门径上说的。如果从《周易》所树立的宇宙观上来说，“乾”和“坤”乃万物生生之本原，宇宙所从出之父母。
《周易》自“乾”、“坤”二卦开始，以“未济”之卦而终，表达了宇宙万物变化无穷的过程和规律。前者讲宇宙造化之本和天地生生之源，后者讲生命无尽的延续。宇宙共一乾坤，而物物又各有一乾坤，故宇宙之间的一切事物皆有生生之意。“既济”为一物告终，“未济”为之后新生机的开始。这也就是说，在儒家的易学宇宙观中，宇宙的各个角落，都是生命普遍流行的境界，没有一物是绝对死寂的东西。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都是对于宇宙生命力的述说。
在儒家的后学那里，宇宙的本质特点被概括为一个“生”字。朱子在他的名著《仁说》中说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戴东原也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1 〕在他们看来，天地或宇宙的本质是生，它无处不在，宇宙内的万物都在此生生不息的大流之中，而这种生生不息又是有条理可寻的。
关于生生之条理，《周易》表述为元、亨、利、贞四字。元，是初始、兴起之意；亨，是通达、茂盛之意；利，是圆熟、获得之意；贞，是贞固、收藏之意。如果以植物的生命来做比喻，那就是：春天萌生，夏天长茂，秋天成熟，冬天收藏。植物这一个生命的圆圈运动，有盛有衰，展示了旧生命终结和新生命凝聚的自然的、有条理的历史过程。不惟这个大的生命过程是有条理的，就是在这个生命过程的每一个小的阶段上，也同样是有条理的。不惟植物的生命历程是依此条理而运行的，就是包括植物生命历程在内的整个宇宙的生命历程也是依此而运行的。
宇宙既然是一个依循元、亨、利、贞之条理而运行的生命体，那么，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会有不同等级的事物。在乾坤（阴阳）相荡相摩之中，万事万物产生，之后又归于消灭，消灭过程中又孕育了新的生命。一物之死，就是另一物之生，彼此之间有一条无法割断的因果链条。人，是天地孕育产生的娇子，但也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
儒家以为一阴一阳为天之道，由此肯定宇宙的本质为“生”；又以为“生生而有条理”，前后而相续，彼此而联结，由此而得出“万物一体”之论。万物既然都是由阴阳二物交合相摩而来，既都共一个乾坤，既都是宇宙生命体生生过程的一个环节，那么，万物彼此之间本来就共一个母体，本来就是一体的。比如说，一粒玉米，种下地去，到了秋天，生出了一棒玉米。这一粒玉米种子和这一棒玉米果实之间，本来就是这个被称之为“玉米”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一粒玉米种子消灭了，转化成了一棒玉米，那么这一棒玉米与那一粒玉米之间本来就是一体，一棒上的各个玉米粒之间也是一体。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又得水土火风之养，自然又与水土火风是一体。依照儒家的观念，宇宙内的各种事物之间，都是一种不可分离的一体关系。《易》提出的彼此紧密相联的六十四卦，《中庸》提出的“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都是“万物一体”观的表达。
宋代新儒家，更为明确地论证了“万物一体”。在这方面，张载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张载以气一元论来说明万物一体。他提出，人、物因气聚而成体，而气本一源，皆来自太虚，本来就没有什么间隔。万物未生之前，都是浑沌之一气；万物消灭之后，又回到浑然一气的状态，所以说，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以后，又有许多思想家对于这一点进行了论述，他们论证的立场和观点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
儒家及其后学的这种宇宙的本相观，本来是为人类伦理而设的。他们提出的这种人我一体、人物一体、物物一体的思想，目的在于开阔人的心胸、去除人的小我、减少人的争斗、加强人的爱人爱物意识而已。张载就说：“性者，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2〕所谓“能尽其道”，也就是能把天地看成是父母， 把民众看成是同胞，把万物看成是友伴，彼此相亲相爱，这也就是“民胞物与”；由此更进一步，尽体天下之人和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以我之心“合天心”。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守仁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是说人们只有除了一己之私、一己之欲的障蔽，才能体会到这一点。显然，在儒家及其后学看来，“万物一体”本来就不是靠理性的头脑推导出来的，而是靠道德的心灵体悟出来的。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其把自己与其他人、其他物割裂了开来，自小之罢了。
总之，在儒家及其后学看来，在大千世界中，万物纷纭；分而视之，各不相同，彼此敌对；合而视之，则万物同体，互不相离，相辅相成。个人应该越出小我的境界，视人、我为一体，人类也应该越出人类这个小我的境界，视人、物为一体，达到与天地同流、滋润养育万物而无私的境界。
二、儒家的爱物观念
天地有生生之德，而人得其秀为最灵，故最为天下贵，这是儒家对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基本认识。儒家大师荀子论人的卓越最为精僻，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 〕他以人是气化所形成的事物中最高级之物，具备其他物所难以企及的能够辩识并实行应当、恰当的能力。《礼记·礼运篇》则把人抬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这是说，人是由天地元气的最精微的部分所形成的，是鬼斧神工的杰作，是天地之间的善者、有德者，甚至可以说就是天地的心。
既然人如此地卓越，在宇宙之中具有如此尊贵的地位，那么，人必然会在宇宙之中有不寻常的使命和作用。人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呢？依照思孟学派的说法，人就是要“赞天地之化育”。依照荀子派的说法，人就是要“理天地”、“裁万物”。这两个学派，虽然都认为天地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不应该违背自然的法则，但对人类本身的使命的理解还是稍有差别的。思孟学派所用的“赞”字，是把人放在了天地的辅助地位。这也就是说，天地是化育万物的主体，而人只不过是副手，起一点促进作用而已。荀子学派用的“理”、“裁”、“治”等字，实际上是把人放在了主体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天地只不过是生育万物而已，没有了人（君子），天地就会呈现出相当的混乱。用现在的话来说，天只有通过人，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显然，思孟学派要温和一些，荀子学派要激进一些。
人要管理天地万物，首先需要管好自己。儒家认为，人能否管理好自己，对于人自身的幸福和宇宙的完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管理好自己的关键，就在于人能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心，用一种善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外物。
人们知道，儒家的祖师孔子立“仁”为其说的一贯宗旨。在孔子的学说中，仁的本意是不包括爱物内涵的。但是，由于仁的实质是爱，而爱又常常要通过一定的外物做中介，所以，儒家后学在阐述“仁”时就很自然地把爱物看成是仁学的应有之义。孟子就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仁看成是一个分对象、分层次的爱，由亲亲而爱人，由爱人而及物。除了对人的爱以外，加之以对物的爱，才构成仁之全德。
在早期儒家那里，爱自然、爱外物的思想是建立在人类养生的基点之上的。且看下面的两段引文：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4〕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5〕
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在古代是作为法律被固定下来的。在《淮南子·主术训》中，也有对于先王之法的记载。其中提到田猎之时不掩群而取，不猎幼小的未成年的麋鹿，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时，不准张网猎捕鸟兽；獭未祭鱼时，不得捕鱼；草木未落时，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怀孕的母兽不得捕杀，待母哺食的小鸟和鸟蛋不得掏取，鱼不过尺的不得取，猪不够一年不得杀等等。这表现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的人们的生存智慧。
归结起来，它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尊重自然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养育规律，不妨害它们的生长；第二，物尽其用，该取的时候才取。这样一种思想，是从人们的长远利益出发而考虑人与物的关系。人们之所以不竭泽而渔，并非竭泽而得不到鱼，而是因为如此做了明年就得不到鱼了。人们之所以不焚林而猎兽，也不是焚林得不到兽，而是因为明年就得不到兽了。
爱物与自制是处理人、物关系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一般情况之下，人们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太盛，而造成自然外物的短缺的。唐相陆贽对此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论述。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穷困。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入为出，不恤所无。……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6〕这也就是说， 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有限的，用过了头，自然的资源就会短缺甚至枯竭。即使从人自身的利益考虑，也应该保护和养育自然之物，而尽可能地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在早期儒家看来，节制欲望就是对于自身的管理，因而也是处理好人与外物之间关系的前提。在“正统”儒家看来，人的本性本来是好的，但是，人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好恶的话，在外物的引诱之下，人就会随物而化，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当一个人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时，也就不可能会知义行义；而不能知义行义，也就与禽兽相差不远了。因此，儒家把能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看成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要求人们不断地减少欲望。
到了宋明“新儒家”那里，爱物的道德观念较早期儒家在境界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他们极大地发挥了《易传》中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把人看成是这个生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要追求与天德的合一，与天地并而为三，就必须要尊重一切生命，敬畏一切生命。出于对天地之间生命精神的体悟。宋明道学家们用生命思想改造了早期儒家的仁爱思想，把仁爱道德原则解释成一种生命原则。
在宋明道学家看来，“生”是天地之大德，人作为天地之子亦应效法天地之德以保生、助生为事。凡能促进生命者，就是仁；凡戕害生命者，就是不仁。思想家们提出，一个人既然宝贵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推己及人，也尊重和宝贵他人、他物乃至天地之间的一切生命。在理学家之中，也不乏这种爱护宇宙之中生命的典范。程颢就是一个特别爱惜一切生命的人。他常常从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运动中体会宇宙的生命流行原理，他很爱惜草木和动物，甚至连窗前的杂草也不除去。人们问他，他回答说：“如自家生意一般”。司马光也是这样，主张只要草木不妨害人的正常生活，就要任其生长，与其共处。他还说，人与草木“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这就把人与物质看成同是天地之生物，不论高低与否，都有遂其生即走完生命历程的欲望。作为生物群之最高最尊者，人要尽可能地不妨害天地之间的这种生生之意。
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宋代以后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人们常常把生命体或生命力称之为“仁”，如桃仁、杏仁、果仁等等。再如，人身的某个部位生命力的丧失或减退，也被称之为“麻木不仁”。
儒家及其后学提倡的爱物思想，体现着一种博大而和谐的生命精神。他们主张通过爱护生命，体认宇宙的生命精神，把自己的小生命熔到整个宇宙的大生命之中去，达到万物共处，其乐融融、鸢飞鱼跃的境界。这样一种道德观念，也体现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的精神。尤其是在儒家后学那里，通过吸收道家思想，把宇宙事物的本来样子看成是最为完美的，并要人尽力保持这种完美。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随意把己意强加给外物，这不仅破坏了自然事物的自然完美，也构成了对于自然生命的戕害，还破坏了人与自然事物和整个宇宙的和谐共生关系，最终必将危及人类自身。同时，这种道德观念也没有否定人在宇宙之中的主体地位，它仍然肯定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认识万物一体关系的精灵，仍然肯定只有人能够以主体的身分去关怀天地之间的生命，去参赞天地的化育。
三、当代生态伦理的几个问题
在封建社会以前，人们遵循着传统生活方式而生活，由于人类人口较少，对于自然外物的干预能力也比较小，所以环境问题没有凸显出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的欲望和人的魔力也日益飞速地膨胀起来了。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关注于人类自身力量的增强，却忘记了自己所不断发出的魔力对于整个世界会有怎样的影响；人类谋求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和超级的生活享受，却忘记了对自己与自然外界的关系进行伦理的思考；人类关注于今天的所谓“事业”，却忽略了人类未来的命运。因此，当人类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却吃惊地发现，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个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对人自身生存根基的盘剥。环境的污染，物种的锐减，臭氧层的破坏，气候的变暖，土地的沙化，地球水系的破坏，等等，正是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副产品。这些事情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工业文明到底要把人类带向何处？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刺激了人的物欲，而人的物欲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工业文明。在当今世界，人类的物欲已是在各个方面都极大地膨胀了。在人类内部，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彼此的竞争中，物欲又不断被强化。人类物欲的满足总是呈现着单向上升的趋势，当欲望被满足之后，更高的欲望又产生了。当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的生活享受之后，退回到以前落后的生活状态中去就是难以想象的了。因此，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便尽力搜刮自然，以至成了自然外物眼里的地地道道的暴君。如果这个暴君继续蹂躏地球，那么，在地球的“反抗”之下，暴君和地球的共同灭亡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挽救地球，挽救自然，是系统工程。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说，破除几个思想上的误区，对于这个系统工程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第一个误区，是人类沙文主义。
长期以来，人类是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的，人类所发明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人类自己利益。由于人类自身的强大，地球上已经没有了天敌。对于其他事物来说，人类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样一种客观条件，滋润了人类沙文主义观念。人类沙文主义是有多种表现的。侵占其他事物的“领地”，吞食各类濒临灭绝的物种，强迫其他事物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任意运用自己的魔力改造自然，进行各种以继续推进人类自身力量为目的大规模试验等等，都是人类沙文主义的表现。
多年来，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当发现人给人自身带来了生存危机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古代中国哲人的“万物一体”的训戒，正是对于人类沙文主义的对症之药。中国传统的宇宙伦理观，讲人之小我与宇宙大我的合一，讲天地是人类之母，讲万物是人类的友伴，揭示了人与外界事物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关联。人类只有放弃宰割地球和其他万物的“权利”，只有因顺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处，才能免除自己毁灭自己的悲惨命运。
第二个误区，是代际利己主义。
当今任何高尚、正义的理论，都是以为全人类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相标榜的。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最大限度地挖掘和使用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了提高当代人的享受，人们又挖空心思地掠夺可生资源，残损着人类的唯一的生存环境。在人们的努力之下，当代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大大地提高了，然而，一百年、二百年以后的人怎样生活？更确切地说，就是现在活着的人们所生下来的后代怎样生活？现在活着的人是否很好地考虑过呢？
如果我们对于子孙后代还有真正的责任心的话，就要回过来很好地反省一下我们以往认为是很高尚的行为，看看它们是基于本代人的利益考虑还是基于对未来人类利益的考虑。如果是基于前者，那就不能说是真正高尚的和正义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新反省一下我们的各种伦理主义，到底是不是真正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即包括未来人在内的利益出发的。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伦理和道德导源于阶级利益这样一个事实。
第三个误区，是国家和地区利己主义。
当今世界，是一个和平和发展的世界，或者说，和平和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和平和发展的旗帜之下，存在着极不合理、极不正义的现实。这种不合理和非正义，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之中。其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对国外资源的掠夺和挥霍。有些国家，在发展或帮助他国发展的名义之下，运用各种手段到别国去掠夺大量资源，然后大加挥霍。比如美国，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地繁荣，是建筑在挥霍全人类的资源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所过的豪华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发展中国家、对未来的人类利益的盘剥基础之上的。美国政府常常讲的美国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利己主义。
其二，高污染工业的国际转嫁和工业垃圾的外倾。现代文明，是离不开高污染工业的。高污染必然带来高伤害。一些发达国家，既要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又要不受现代工业文明的伤害，就运用了各种手段把高污染、高伤害的企业迁往发展中国家。人们所看到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又脏又乱，高度污染，而发达国家特别是老牌的发达国家则绿草如茵，一尘不染。比如瑞士，根本就没有高污染的企业，但却尽情地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对于污染是深恶痛绝的，但他们把污染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落后低级，而并不认为是一个在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持下发达国家的国家利己主义在作怪的问题。
任何享受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国家和地区，也都应该承担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负。因此，发达国家对此是有道义上的责任的。自觉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治理污染，才是讲道义的表现。其实，人类共有一个地球，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污染，会对全球的环境产生影响。这就好比一个在海上行驶的轮船，一个舱漏水，如不解决，最终会导致整条船的沉没。利己终害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牵涉面很广的问题，只靠一个方面的努力是难以解决的。我们作为伦理学的研究者，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伦理理论，即为合乎正义的生态伦理理念提供理论的基础。我以为，要建立真正完善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就必须以全人类（包括未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当代环境科学为基本依据，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的方法，还要吸取中华民族的传统因顺自然、万物一体、重生爱物、俭朴自制等伦理观念，充分肯定人在管理地球、维护生态平衡中的中心地位。离开了这些方面，大讲其他物种与人类具有同等的权力，就会导致对人类利益的消极否定，生态伦理学也就变为了非人之学了。
注释：
〔1〕《原善上》。
〔2〕《正蒙·诚明》。
〔3〕〔5〕《荀子·王制》。
〔4〕《孟子·梁惠王上》。
〔6〕《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