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华 李朝辉：汉代的效率与公平之争

作者简介：

任俊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朝辉，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

关 键 词：《平准书》/卜式/桑弘羊/经济伦理

如果说《货殖列传》是以史为鉴，时间跨度从三皇五帝至汉武帝时期，它对于经济伦理的探讨更偏重于从义利关系这一基本伦理关系，以此来探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及其活动的话；那么《平准书》则是以今为镜，关注了从西汉政权建立到汉武帝时期，特别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着重探讨了国家这一经济伦理主体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经济伦理关系发展和经济伦理活动的影响。我们这里着重从汉初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经济伦理关系、武帝经济变革与经济伦理关系变迁、卜式桑弘羊之争与经济伦理评价等三个维度来探讨《平准书》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汉初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经济伦理关系

《平准书》首先对汉初社会经济状况、国家财政状况及相应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了概要描述。

全篇开篇就对西汉建立之初，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做了概要的描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凡文中未注明之引文均见《史记·平准书》)长时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不仅人民生活贫苦，处在社会阶层顶端的天子及其官员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贫穷是摆在新生政权和各阶级阶层之间等所有经济伦理主体的共同问题，而这也显然是新成立的国家政权要重点解决的。

为了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初根据休养生息的基本原则，采取了鼓励商业发展、允许民间铸币、运粮边关拜爵和卖爵令等一系列组合拳。

在国家政权建立的初期，为了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汉高祖采取的是“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汉初社会经济伦理关系的基石。商作为四民之末，商业发展和商人地位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这种经济政策显然是与汉初的社会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状况不相适应的，于是随后的统治者对这一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在坚持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这个基本政治立场不变的前提下，逐渐放开对商业发展的限制，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国家财政方面，则按照量出为入的原则，来确定税赋的比例与额度。因为当时作为国家财政行政办公费用支出重要组成部分的，由于白天子以至于封君有汤沐邑收入可以自给自足，大大减少了国家行政办公费用的压力，所以当时从社会整体情况来看，税种较少、税负不重。

不仅如此，国家还出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允许民间铸币，来促进经济发展，出现了物价飞涨、虚假经济繁荣的景象。“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而物价飞涨影响的仅仅是一般市民的生活。大商人囤积居奇，天子至封君靠汤沐邑产出关系不大。只有没有土地、没有产业的一般市民、贫民辛辛苦苦挣来的硬通货一下子贬值，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汉文帝时，为了解决荚钱多且轻的弊端，开始铸四铢钱即半两钱。但由于还允许民间铸币，社会上出现了因为铸币而富比天子的王侯和大商人。“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吴王刘濞因为境内有铜山，大量铸钱，富比天子，加之大规模煮盐、招纳工商，势力日益壮大，处处与中央政权对抗。矛盾在汉景帝颁布削藩令后升级，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国公开叛乱，史称“七王之乱”。

平定“七王之乱”虽然以胜利告终，但艰苦的平叛使本就不充裕的国库日益紧张，雪上添霜的是匈奴还多次侵犯帝国北部边境，边境粮草供给困难。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到汉景帝时，发生大面积旱灾，“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得到改善，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至汉武帝时期，如果不遇上大的自然灾害，老百姓都能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家财政和物资储备也有了一定的积累：“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伦理关系也发生重要变化。“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官民各守其分。物质生活的富足，社会地位的稳定，使社会道德风尚也随之改善，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经济发展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出现了恃财而骄、横行乡里的现象。社会风气方面，则奢靡之风日益严重。可见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远非二律背反或相互促进这么简单，社会道德状况除受经济因素决定外，还与社会价值观的倡导情况、国家法治的健全程度密不可分。 

二、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变革与经济伦理关系变迁

汉武帝作为一代君主，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扫匈奴、征朝鲜、平南越、通西域，连年征战，国家财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库空虚，“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地方财政也难以为继，根据《平准书》记载：“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唐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与国家财政危机和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并存的则是，“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贫富极度分化，商人在经济伦理关系中逐渐成为主导，连封君都要看商人脸色。这种情况显然是统治者和贫苦百姓都不能忍受的。一场经济变革逐渐酝酿成熟。

为了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力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政权开始了以币制改革、选商为官、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为主要内容的全方位的经济变革。

首先，国家收回了民间铸币的自由，逐渐把制造发行货币的权力收归中央政权，并逐渐建立起了以皮币、白金和五铢钱构成的国家货币体系。币制改革使中央政权逐渐获得了经济上的主动权，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其次，汉武帝开始了增加财政收入的全面探索。能否懂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成了新的选官用官的标准，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首的一大批商业精英走向政坛。商业精英与国家权力结合，催发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官办产业的出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东郭咸阳本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铁商，深深体会到盐铁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所以从盐铁专卖开始，将自己积累千金的本事，货与帝王家。用东郭咸阳和孔仅的话说：“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至此，东郭咸阳和孔仅已经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商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不仅为统治者出了盐铁官办的主意，亲自操刀实施，更向统治者建议对于私铸铁器煮盐的人，给予夺去左脚脚趾并没收器物的严厉惩罚，以保证不会有人为了高额利润而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但要负责全国的盐铁官卖，仅仅依靠东郭咸阳和孔仅是不够的，很多盐商、铁商因为精于此道，而获选为官。这些商人放弃自己身份的同时，与统治者合流，官商、农商之间的经济伦理关系发生重大改变。 

如果说东郭咸阳、孔仅直接由商入官，还有能否得到最高统治者完全信任之忧的话，从13岁起就工作和生活在天子身边的桑弘羊，无疑是天子的近臣和心腹，在从政之初就有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势和更高的起点。汉武帝不仅信任桑弘羊、重用桑弘羊，为桑弘羊一系列创新政策的实施开绿灯，更在临终之际，把桑弘羊作为托孤重臣，其感情可见一斑。桑弘羊也没有辜负汉武帝的重托，一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从当上了大农丞，管理有关会计事务开始，桑弘羊逐步建立了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到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之时，桑弘羊的商业智慧与政治权力完美结合。首先，桑弘羊看到“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情况，在大农设置部丞数十人，分配到全国各地负责，在各县设置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以商人所转贩者为赋，借助商人智慧，利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掌握了全国商业发展的命脉，使商人因为获得不了高额利润而返本务农，从而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巩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桑弘羊的这项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因为均输平准政策的实施，在天子巡游，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币和黄金以巨万计的情况下，“大农”都补给充足。不仅如此，为了保证粮食等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桑弘羊还请求：官员可以缴纳粮食补官；犯罪的人可以纳粮赎罪；老百姓向国家缴纳数量不等的粮食，可以免除终身徭役，还不受告缗令的影响。向各地政府交纳粮食也可以得到不等的好处。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山东漕运到京的粮食每年增加了600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宫仓堆满了粮食，边境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品，按均输法折为帛500万匹。对此，司马迁给予高度评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不向百姓增收赋税而国家地方财政能很好地支撑全国的花费。“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可见，司马迁高度认可桑弘羊的均输平准之策。

在币制改革、选商为官、均输平准的基础上，为了对付积货逐利的商贾，有公卿建议：“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为富不仁的商人征收巨额财产税。比巨额财产税更可怕的是，告缗令的实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大部分商人破产，商业发展受到严重打击。看到商人和商业的悲惨处境，辛辛苦苦经营所得，一夜之间尽归国有。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也因此遭到极大破坏，人们开始不思生产，偷甘食好衣，而不发展自己的产业。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增算告缗，裒多益寡”。

诚如司马迁所言，算缗告缗的实施还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为了改善社会风气，国家采取的是“株送徒”的政策，用先入网案犯供出同案犯的方法，使得数千人被供出，同时由于入财者得补郎，国家选官用官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并形成了恶性循环，进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阻碍。特别是山东面临水灾，出现了“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的情况，天子不得已使这些灾民迁徙到江南定居。不仅如此，汉武帝巡游郡国时，还出现了官员因为不能招待好皇帝和随从而自杀被杀的情况。皇帝还发现“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的情况，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皇帝在新秦中试点，“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告缗自此成为统治者需要时就随手拿起、不需要时就暂时废止的利器。正因为算缗告缗政策的不确定性，我国历史上，百姓在财产方面有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因担心财产有随时被没收之虞，生产积极性受到制约。 

三、卜式、桑弘羊之争与经济伦理评价

卜式和桑弘羊一样，是得到汉武帝和司马迁高度评价的历史人物。所谓“弘羊心计，卜式长者”。如果司马迁把桑弘羊以智慧闻名于世，卜式则是举世公认的道德楷模。尽管如此，卜式和桑弘羊在官办经济、财富共享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天旱求雨时，卜式发出了烹弘羊乃雨的言论，可见其对桑弘羊的切齿之恨。但卜式对桑弘羊如此不满，并不是因为私情，而是对桑弘羊所实施的官办经济的反对。

可以说，卜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的算缗告缗政策的实施。作为《平准书》除汉武帝和桑弘羊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卜式是作为道德榜样出场的。首先在汉武帝征匈奴时，卜式“上书，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在汉武帝派使节询问卜式“欲官乎”“家岂有冤，欲言事乎”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使节进一步追问“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卜式回答：“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丞相公孙弘认为这是不合人情的，并劝汉武帝说卜式有不轨之心，不要理他。捐半数家财助边未果，并未影响卜式的报国之心。在贫民迁至卜式乡里，地方财政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卜式的这一善举使汉武帝看到了卜式的拳拳之心，但还是给了卜式可以免除400人赴外服徭役的权利，卜式又把这一权利给了县官。卜式主动把钱拿出来与国家、贫民共享的行为与当时富人争相隐匿财产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武帝就把卜式作为道德楷模，让百姓学习效法。后来卜式为汉武帝牧羊，被封为县令、齐相，正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

而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乱时，卜式的一封上书，在使天下富人汗颜的同时，坚定了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政策的决心。卜式说：“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原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汉武帝对于卜式的上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下诏并布告天下说：“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原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但汉武帝的这一号召，并没有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国家的数百侯爵没有请求从军抗击羌、越的，汉武帝对此万分失望，在这些侯爵缴纳恭赋时，以各种名目剥夺了百余人的侯位。同时为了对付那些不能与国家百姓同甘苦、共命运的富豪，“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算缗告缗政策出台。卜式与算缗告缗政策的实施没有直接关联，但汉武帝用极少数道德楷模的标准要求大多数人未果才是算缗告缗政策出台的导火索。有了卜式的主动共享作为参照，没有卜式的道德觉悟的大多数富豪就不得不面临被告缗破产的命运了。

而卜式对桑弘羊的不满，集中表现在由他所实施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都是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创新，是国家兴办国有经济的开始。这种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带给社会政治经济的绝不仅仅限于正面的影响。

卜式就看到了这种国有经济的弊端。他在齐国为相时看到“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疆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官卖的盐铁不仅质量低劣，而且价高，还存在着利用职权强卖的情况。不仅如此，还垄断经营，使物价飞涨。卜式还让孔仅把自己的观点告诉汉武帝。但这很显然触及了汉武帝所代表的统治者的深层利益，汉武帝因此对卜式不满。

而且在天遇旱灾，皇帝令官求雨的时候，卜式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卜式认为官员的收入应该来源于国家的赋税，但桑弘羊让官员摆摊设点，从事货物买卖而求利。这是与民争利的行为，煮了桑弘羊，天自然就会下雨了。按照儒家传统观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官员和老百姓应各司其职、各守其分。卜式的观点值得我们反思。

桑弘羊与卜式孰是孰非，我们无意做出评价，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已经有了不同的经济伦理评价标准，是更加关注效率，还是更加关注公平，这可能就是《平准书》给我们的经济伦理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