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伦理学中的价值问题
苏联伦理学中的价值问题
武卉听
【摘要】苏联历史理论视野中的价值及其问题的生成、发展和终结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价值立论、70年代的价值定论和80年代的价值擅变三个阶段。价值问题自身发展的脉络与苏联社会的发展演进同向共生，见证了社会主义苏联向资木主义俄罗斯的转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价值；立论；定论；擅变
研究价值问题，对于苏俄伦理道德观的擅变过程具有理论揭示作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价值范畴及对价值问题的认识呈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独特性：价值是与时代的社会实践口标相吻合的具体的、客观的范畴。70年代的价值理论尝试解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两难问题，在突出个体创造性的同时，仍强调个体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80年代价值理论的全而擅变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崩溃的原因，也是苏联社会制度改弦更张的原因。
十月革命后至苏共22大的几十年间，苏联伦理学是避谈价值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看来，价值问题属于人类文化领域中纯粹的唯心主义范畴，涉及价值问题的论述常见于对资产阶级“价值论”的批判中，它是作为学术批判靶向而呈现的。当然，回避价值问题研究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政治原因，即列宁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允许凸显对主体需求(相当多时候被理解为个体需求)的重视和满足。在此期间，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虽不谈价值，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避免不了的时候，价值就被笼统地包含在其他的道德范畴内，以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直至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和其后强调社会道德生活的精神因素及个人作用的苏共22大的召开。
一、价值立论
(一)价值立论缘于现实需求
第一，道德实践需要价值理论的指引。20世纪60年代初，价值问题进入伦理学研究视野与苏共22大的召开有密切的关系。苏共22大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己经取得最终的完全胜利，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己经成为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全体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道德意义和关好情感是新时期的培养任务，这一工作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其中最艰难的是使人民摆脱旧观念中的旧道德并在新旧道德较量的过程中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树立不但需要外在的行政干预、道德培育，更需要人的精神要素参与进来。其中“对劳动的渴望、对幸福的永恒追求”具有本体意义，因而，“在考虑物质利益的同时，我们应当善于用劳动纪律的伦理意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道德价值唤起自豪感，发展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性能力”[1]。可见，价值问题进入理论视野还是当时社会具体道德实践的现实需求所致。事实上，接下来对价值范畴的关注也极大地丰富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深度，更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塑造提供了依据。
第二，道德评价敦促价值概念的生成。20世纪60年代之前，价值概念仅存在于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进行批判的战斗檄文中，尚没有学者将其作为一个中立的学术概念进行研究。苏共20大之后，意识形态领域似乎树立了某种导向，即斯大林时期“恐怖的”“非人道”政治灾难导致了苏联政治生活对活生生的人的打击，对人性的压抑显然是“不人道”的，应当受到道德谴责。于是，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人道主义潜流蔓延开来。其结果是对精神和情感因素价值的强调被悄悄地赋予了社会历史使命；苏共22大之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一劳动者(道德实践的主体)一人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贡献意义，因而对人本身、人的创造力的尊重被看作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对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的价值的规定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保障，这一点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顺理成章。于是，被赋予了学术意义和实践需求的价值理论顺利登场了。
(二)价值立论始于范畴界定
第一，价值内容涵盖宽泛。最初，伦理价值被看作最具概括性的范畴，因为它包含了全部其他的伦理学范畴，如道德原则、道德品质、道德行为。忠诚于共产主义、积极劳动、义务和幸福、原则性和谦虚谨慎、英雄主义和爱等都被看做伦理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共产主义道德价值等同于被认可的伦理价值。价值范畴的内容包含了长于以往任何道德形式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范畴、特点及其他各种道德现象，比如劳动、物质利益、精神创造、乐观主义等，甚至一些有关社会心理、政治法律、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品质和才能也被纳入伦理价值的内容范畴。以道德原则、特点、范畴形式呈现的伦理价值是衡量人的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受到当时苏联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当然，这与最初伦理学与关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分界模糊也不无关系。
第二，价值层次划分清晰。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伦理价值是有层次之分的。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意义的价值范畴属于第一层次：集体主义原则、忠诚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祖国、新型劳动关系等。真诚、勇敢、善良、勇于牺牲等价值属于个体道德层而，甚至部分价值同时是资产阶级旧道德原则所涵盖的内容。为区分这些原则与旧道德的区别，当时的理论家指出，只有与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紧密相联，并以劳动群众为立场的上述个体价值，才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因上述价值的个体特点及其与资产阶级道德的某种理论共生性，这些价值属于第二层次。
从伦理价值范畴涵盖内容的广泛程度和层次的划分上看，当时人们对于伦理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最初的理论建构阶段。但无论如何，它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道德生活的客观需求，丰富了伦理学理论的内容，促进了社会道德生活的转变，具有创造性意义。
第三，价值的树立指向具体实践。20世纪60年代，苏联价值范畴的指向主要包括两个方而。其一，它旨在施为党的政策。1961年，苏共22大将《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写入党纲，从国家顶层设训一的层而来突出公民道德培养的重要性，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撑。《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以规定苏联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坚守的道德原则的形式展现了价值的实践意义，这样，伦理价值首先鲜明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毕竟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行动中的人道主义[1]P39。其二，价值的树立旨在培养人的责任感。责任感和道德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是自我精神的确证和满足，责任感的实现能够完成价值的自我确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积极投入社会生产劳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培养团结协作、勤劳创新的精神，这些精神是道德价值的体现。所以价值既满足物质需求，又激发精神渴望。价值及其观念的确立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塑造功不可没。
(三)价值立论体现历史必然
价值立论最终表现在对价值本质的规定上。20世纪60年代对价值本质的规定基于历史和具体的要求，价值在本质上被看做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里的客体和主体都具有社会历史性。
第一，对价值的规定符合客观规律。价值虽是主体对客体需求的反映，但它终究是社会实践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对价值和道德价值的认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人们比以前更多地将价值当成历史的产物。价值作为观念评价的形式，反映着既定的社会条件和关系，群体利益、要求、爱好在价值评价中起重要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认识论。正如学者卡·阿·施瓦尔茨曼所说：“我们的社会理想、道德标准中包含的价值具有实践和历史意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确立要依靠科学的历史分析和人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这样才能为新社会的建构和信任的培养发挥重大作用。”[2]价值规范人的行为，而人在公认的尺度上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历史性。
第二，对价值的规定符合客观现实。20世纪60年代，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对价值概念的推行、对道德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在与“物化”为基准的价值范畴相揖别的基础上实施的，同以往的主观主义、自由主义、非道德主义、个人主义完全是迥路殊途。可以说，对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和观念的推行是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实践。在新制度建设的探索中培养适合新制度成长的人的创造性，使之符合时代需求并体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客观性；全部价值体系的建立都以最具基元性的普通群众为出发点，培养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普通群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他们进行合口的的改造、教育，把教育人和建设新制度结合起来，体现了价值运行的有效性。
第三，对价值的规定反映时代特色。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价值理论体系中，“人是他人的口的”，同时“具体的人才是并具有最高价值”，是当时价值理论的特色。这一以历史发展趋向为依据，以经济发展规律为逻辑脉络的过程成就了普通人具体而真实的人生品质和精神素养一这些在更高层次上被人们称为“价值”或“价值观”的东西。“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关、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关……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口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4]这些人没有脱离活生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丰富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人不是被“物化”的抽象的人，也没有被抽象的价值引导。应该说，在2U世纪60年代的苏联价值世界中，具体的、社会的“人”是价值塑造的口的，比如“人是他人的口的”的观点。
人的口的不在自身，而在社会和他人，这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新的价值理论指出“人是最高的价值”，但这个“人”不是“私我”“小我”，而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多数公民。价值反映利益，但此时的“价值”反映的利益主体是代表社会主体成员利益的“人”，这里的“人”是“他人”中的一分子，是利益主体的构成，而绝不是全部。苏共22大上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也是以“他人”为前提的，这里，人的价值至上性和“他人”的前提是两位一体的。
在对价值本质的界定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阶级性的“全人类价值”。1961年的苏共22大对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道德价值理论的确立和实践具有绝对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除了上述观点，道德价值范畴的“全人类性”也被挖掘出来。“在国内，道德因素的作用在更大的程度上增长着。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本身决定的。”[5]对道德原则的“全人类价值”的格外尊重以经典作家有关道德阶级性的观点为前提，无产阶级仍被视作最先进的力量，他们是在“其利益在客观上与全体进步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致”这一理论认识出发点上去认识“全人类价值”的。苏共22大指出，苏联人的道德也包含全人类的内容，在教育新人的条件下，道德价值范畴的“全人类”意义正在增长。苏共22大纲领中特别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包含全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普通的道德规范和正义规范，这些规范是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在反对社会压迫，与非正义不道德行为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5]P7，是全体人民在社会实践中都应该尊重的最基本的规则。
综上，20世纪60年代的价值范畴及对价值问题的认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独特性：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以建设新社会的总体要求使价值问题进入意识形态视野；价值(道德价值)是最一般的范畴，道德原则、道德特点、道德品质、道德范畴尽在其中。价值有属于国家社会的一重价值和属于自身的二重价值之分。价值问题具有政治伦理意义，在执行国家建设任务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突出强调对人的责任感的培养。合乎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是价值范畴的本质，在这一理论前提下，坚持具体的、社会的“人”是价值塑造的口的，人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和他人创造财富；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全人类价值”首次被郑重提出，在认可阶级性前提的基础上，突出了作为社会一般原则和一般要求的道德价值的实践意义。
总之，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价值”是一个具体的、客观的范畴，与当时社会实践的口标相吻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价值问题在伦理学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价值立论的正确性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培育新人、突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推动苏共的决策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后二十多年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价值定论
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价值问题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学术和意识形态主场，价值问题的总立场有了定论。
(一)新论表达价值需求的转向
第一，社会变迁催生价值新论。20世纪7C年代，苏联的国家力量达到历史巅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精神世界的丰沛程度、国际影响力的波及范围等都可谓前所未有。全新的社会文化裹挟着新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浪潮中应运而生。个体的创造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创造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实践主体的精神需求也迅速增长。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化”虽没有被正式作为理论体系提出来，但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运用起来以解决苏联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己成为常态了。价值问题也是如此。
第二，价值难题需要科学解决。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是遵循着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逻辑脉络展开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于价值问题的理解更多地集中在人道主义理论上。学者们对之前从形而上的视角出发预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特}h}作为绝对真理，否认人道主义道德价值的存在可能进行了反思，因为正是基于二者矛盾的存在，才使得价值“在场”难以实现。现实需要对社会价值观念的产生予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弄清唯物主义理论和人道主义价值之间的关系，对与人道主义价值体系相关的事实特点加以研究。
(二)争论反映价值选择的变化
第一，争论提供了价值定论的实践途径。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繁荣，意识形态领域亦海纳多元，甚至导致某些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等影响巨大，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催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多样趋势。20世纪70年代苏联价值研究的政治、社会功能不再被动地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研究内容本身容纳了社会和政治因素。“政治决策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科学的价值指引，对价值问题的关注无疑为具有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意义之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思路。”[6]理论争论是社会舆论宽容和学术研究深入的现实表达，有关价值范畴本身立场的分歧不可避免。分歧引发的争论于1970年至1974年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教授В.П.图加里诺夫和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О.Г.德罗伯尼茨基各自代表的学术流派之间展开。争论的焦点是“价值”范畴中主客观因素哪一个占据更主要的地位。
第二，争论完成了价值叙事的逻辑转向。В.П.图加里诺夫关于价值的论述建立在对需要(动机)概念的唯物主义理解上。在他那里，价值理论是关于实践的功能学说，虽然他认可价值的动机作用，但仍强调价值的阶级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在社会实践中的指导作用：“这一问题(价值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核心……人的理智最终是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并能够根据行动特点进行最合适的选择，因而价值关系对于人和社会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共同的、永恒的。”[7]
О.Г.德罗伯尼茨基开宗明义：“价值可以被理解为(1)对象客体的性能；(2)对象客体对于人的意义；(3)人之于客体的关系。”[8]显然，О.Г.德罗伯尼茨基的论述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但他更强调舆论权威背景下精神价值存在的意义。在他那里，精神价值是价值概念的本质，包含个体(主体)命令元素。“价值既是客体，又是关于客体的观念，这样，主体的价值态度在通过关系、意义和评价来实现的同时，也能通过性能和规定反映出来。”[8]P629有别于В.П.图加里诺夫价值理论的“客体一主体”的逻辑叙述，О.Г.德罗伯尼茨基“主体一客体”的立场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
第三，争论提升了主观因素的理论意义。在争论中，主观性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得到了提升，为个体意志的表达打开了方便之门。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元素，每个人都要受到自己行为动机的促动，个体意志的控制，个人情绪的感染，自我直觉的牵引。主观选择的因素被施力于社会实践主体，必然会助力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发酵。所以，与其说主张主观因素的价值理论更具学术意义，不如说，它巧妙地摆脱了某种意识形态束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庇护下，为人(个体)本身在社会理论的话语场中争取了位置。
(三)定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
20世纪70年代苏联价值问题的理论分野并不妨碍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内向更深的研究层次迈进，并在科学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定论。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统一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实现了如下突破。
第一，认识论和价值论统一。20世纪70年代，价值论话语普遍推行开来。学者们认为唯心主义的价值理论或赋予人以脱离社会和历史的抽象特性，以某种神秘力量解释人的创造力，使人脱离了现实成为“超人”，或绝对依靠个人的主观感受，坚持价值主体自生，认为个人的情绪意志是价值产生的根源，仍然否认价值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和人本质的理论在既反对绝对依靠神秘外力的价值来源说，又批判片而的价值主观自生说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价值的社会功能、本质、产生根源，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革命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和价值论(理论和价值体系)的统一”[9]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既遵循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认识论上又坚持实践观点，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对人的要求的满足和评价。
第二，真理和价值统一。对于价值和真理的关系问题，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的基本共识是价值选择要尊重真理基础：价值判断基于科学认识，具有知识基础；真理范畴可以为价值判断提供标准；对价值判断的真理标准进行学术检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价值相对主义无学术依据；20世纪70年代的价值论则在承认价值的客观性的基础上突出了价值主体的作用，而非全而否定价值的客观性。这一客观性具体由价值客体、中介和检验价值标准的现实性来承载。“把解决探索道德真理的复杂问题归结为个别人的努力，是不正确的……某种行为规范和规则的体系，在两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不道德的：第一，在与合乎客观真理的道德相矛盾的意义上……第二，在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形式，己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基础的意义上。[10]苏联学者对道德真理和道德价值关系的探讨使价值和真理关系的答案清晰地浮出水而。只有最能反映历史必然要求的并且对一切时代的理论加以扬弃的价值，才是合乎真理的社会价值，包括道德价值。
第三，个体和群体统一。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者对价值的认识仍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的，虽然人是价值世界的主体，人的地位也被较前充分地凸显出来，“人道主义”的话题充斥大众文化领域，但是“人道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人”仍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人道主义”不但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甚至作为探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文学等问题的思想导向被运用开来。苏联当时推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绝不等同于将“个人”置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人道主义，与作为最高形式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也有区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被共产主义情绪所围绕，同时坚信人民创造历史活动的永恒性会将历史推向关好而近在咫尺的未来。这里而，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更是人道主义价值的主体。历史不是个人主观活动的结果，价值也决不能脱离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产生。
总体上说，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价值理论来源于社会需求，它解决了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理论难题，揭示了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精神价值取决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条件，突出了个体创造性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价值理论在社会和个体之间实现了最佳的结合。苏联社会当时和谐高尚的道德风貌以及理性科学的学术、舆论环境充分地说明了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效度。
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者对价值问题展开的全而研究赋予人的社会活动以更多的精神内容和文化意义，强调人的社会实践的主观性，直接促成了作为基本价值观念的“人道主义”的定位。在“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苏联社会当时的舆论观念变得宽容，更积极地接受西方观点，关注全球问题，由此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想多元化和理论泛化的基础。
三、价值擅变
(一)政治转型中的价值转变
第一，价值转变中的停滞性思索。1982年n月，勃列日涅夫逝世，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戛然而比。其后如走马灯般的权力易位使得政权体系下的政策连续性难以为继。安德罗波夫整顿纪律、打击腐败、更新理论、改革经济的理想尚未深入实施便撒乎人寰0 1987年3月受各方而制约的契尔年科的逝世宣告了苏联“老人政治”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前半程苏联政治、政权和政策的停滞反映到社会价值领域就是社会价值也处于选择的路口，“向何处去”再次引领价值问题域的基础导向。“政治停滞”引发的“思想停滞”为价值选择提供了空间。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人道主义”问题和“价值主体性”问题继续被拓展之外，就是在思想和道德选择过程中的“价值选择”问题。
第二，价值转变中的关键性行动。1987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启，戈氏上台也是价值问题认识和研究全而转向的关键。经历了一年的准备，苏共27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些传统观点宣战，“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观点、“商品货币关系削弱经济的计划性”观点均遭到质疑。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大胆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化、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舆论公开性的观点。苏共27大成为新时期思想理论解冻的“号角”，思想界纷纷开始表达对思想解放的顶礼膜拜。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亲自出席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理论对改革的推动作用，要求高校教师和其他思想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阐述新理论，抛弃不适用的旧观念。此后，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思想，在抛弃旧理论的过程中，新的个性认识被予以更多的关注，个体的发展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导向，个人价值的意义得到集体认同。
第三，价值转变中的“新思维”建立。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被全党确立为改革进程的指导理论，随后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更是全方位论述了他的新思维理论体系。在这本书中，改革被理解为“彻底的改革”，表现在理论上即要求对以往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猛烈批判并毫不姑息地抛弃。尤其关键的是，此书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并在价值观上提出“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论断，使得原有价值体系而临土崩瓦解的危险。1991年，在“新思维”的引导下，苏联政治和理论体系与斯大林模式全而决裂，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渐趋成型，西方价值观全而浸入仍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苏联社会。
(二)学术研究中的价值转向
第一，思想停滞中的价值等待。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苏联社会在等待中选择，价值立场的确立也在选择。其时，有关价值问题的研究均表现出猜测性和选择性特点。从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和文章的主题能够看出这一趋势：《道德选择》(1980)，《义务和爱好》(1981)，《未来社会的精神把握》(1982)，《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83)，《关键的转折时期》(1985)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处于价值选择的犹豫期，但是上述作品在价值立场上仍然显露出对个体价值和人道主义价值的格外尊重，如《道德选择》中对个体评价和个人行为评价中主观因素的突出强调，《义务和爱好》中多处用康德的义务论所做的正而阐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中表达的“类全球主义”倾向等。
第二，价值选择中“新思维”的确立。价值的最终选择基于政治新思维的确立。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经出版，A.A.古谢伊诺夫的《新思维与伦理学》随即发表。在这里，A.A.古谢伊诺夫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全人类价值”的理论内核，并开创了价值研究转向“全人类主义”的先河，将“全人类价值”作为价值世界的“绝对命令”提了出来。“全人类价值”的基本观点包括，(1)人类所而临的巨大风险召唤全人类价值的理性呈现；(2)人类存在着不受出身和阶级限制的共同价值；(3)“全人类价值”优先于阶级、民族和集团价值；(4)“新思维”引领全人类价值的确立；(5)需要将“全人类价值”转变成实际行动的语言，以使其“真正成为个人、社会群体、国家、文化之间所有矛盾的和具体多样性的人类活动的内部尺度与最高准则”[11]；(6)“全人类价值”是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根本价值。可以说，A.A.古谢伊诺夫有关“全人类价值”的学说在本质上否认了道德的阶级性，标志着价值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道主义”价值走向抽象，并在价值轨道上引领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
第三，“全人类价值”的危机呈现。“全人类价值”被看作指导社会思想的总原则，这一原则被冠以“全人类利益”导向，但本质上它是对社会主义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抛弃。“新思维”指导下的“全人类价值”在历史观上是从唯物史观向唯心史观的堕落，在方法论上是从历史领域向价值领域的退却，在思想指导原则上是从具体层而向抽象层而的变幻，在认识论上是从实践论向自由意志的滑脱。社会思想总体上是进步的，它反映人类知识领域的进步，“全人类价值”的提出的确反映了人类思维领域的拓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但苏联的政治理论家和一些学者们偷换了价值概念，用抽象的普适价值来掩盖并代替现实的价值，并将其作为指导社会发展的总原则，这在实践上显然是行不通的，并导致了理论上的危机。
(三)制度剧变中的价值擅变
第一，社会改革扭转价值方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一般意义上的基于对社会制度的内部完善的“改革”截然不同。事实上，自《改革与新思维》问世以后，“改革”就变成了“推倒了重建”的革命式“变革”。1990年2月的中央会议提出了在政治上放弃一党制原则、实施多党制的思路，这是苏共制度崩溃的事实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退出苏共历史舞台的事实起点。“改革”扭转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然也肢解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价值世界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方法论被抛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被忽略掉了，具体的、现实的人的价值世界被抽离了……整个价值世界被超阶级的、抽象的“全人类价值”所填充，又因为“全人类价值”的抽象性而毫无建树，苏联的价值世界迅速导向混乱无序的价值真空。
第二，社会失序引发价值混乱。私有化导致劳动者地位下降、居民生活恶化、人口全而贫困化、居民悲观无望，并成为社会价值观逆转的肇始之源；政治改革中多党派推行过程的非道德化、政党行动的自我利益中心化、政治实践过程的实用主义化等在扰乱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思想领域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价值世界的“杂揉”和混乱无序。抽象的人道主义促使价值空洞化，共产主义理想被否定使得价值世界的坐标系崩塌，价值世界陷入全而混乱。“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利己主义”“种族主义”等价值观念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观念的退潮中应运而生，各种价值纠缠在一起，形成价值世界的混合主义特征。失去核心价值引领的价值世界混乱不堪，无以为继。
第三，制度解体导致价值擅变。在苏联的制度解体中，价值世界发生了全而的擅变，原有价值世界遭到彻底毁火。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结向上”“善良诚实”等价值要素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历了改革中的价值退潮，最后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疯涨起来的“极端主义”、突破道德底线的“个人主义”、无所事事的“犬儒主义”、不尊重历史现实的“虚无主义”和纠缠不清的价值“混合主义”。苏联时期和谐高尚的价值世界图景隐没在制度剧变的云橘波诡中，苏联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遁形于社会剧变的沉重雾霭中。
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擅变是苏联政治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反映，也是其必然结果，政治改革必然引发思想擅变，导致精神领域抽象的“人道主义蔓延”并上升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念指导下对政治转型和社会改革进行的论证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客观地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与价值擅变存在着逻辑关系。
作为揭示客观世界对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程度的范畴，价值更多地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苏联历史理论视野中的价值变迁也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对社会主体的满足，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性反映。无论是价值立论、价值定论还是价值擅变，都是在历史变迁中见证历史，在历史变迁中寻找价值(包括错误的价值)，这样使得历史有据可循，价值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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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А.А.Гусейнов,Новомышлениеиэтика∕ Этическаяысль,1988,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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