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晨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性理论

作者简介：葛晨虹，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人性理论研究“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人类文化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所有社会的、自然的、文化的、人类生活的问题，都取决于人们对人性的见解和设定。伦理思想史上理论观点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三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好生活”、“为了好生活应该怎么做”和“人应该成为什么”。而前两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以“人应该成为什么”为前提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性涵有人的自然性等多种属性，但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并非自然性。人的理性是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标志之一，但还不是最后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应是体现人和动物最后区别的根本属性即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是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解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已说明，人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和生存，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系统作为自己生活的导向，构建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指导社会发展，本质上和他们如何认识人性以及认知自觉程度相一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理性/人的解放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伦理视域下中西政治文明比较研究”(17JJD720007)。

人性理论研究“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人类文化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所有社会的、自然的、文化的、人类生活的问题，都取决于人们对人性的见解和设定。卢梭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德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苏格拉底引箴言入哲学，从此使认识人自己成为人类思考最核心的主题。伦理思想史上理论观点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三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好生活”、“为了好生活应该怎么做”和“人应该成为什么”。而前两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以“人应该成为什么”为前提基础。

人性论作为人类“好生活”的前置关键词和前提基础，对人类世界的存在、人的社会生活追求、人本身的应然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已说明，人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和生存，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系统作为自己生活的导向，构建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指导社会发展，本质上和他们如何认识人性以及认知自觉程度相一致。

　一、自然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的自然属性

每种文化都会这样那样地表达人对自我的认识，而一种文化相异于另一种文化，相当程度上也缘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并不是任何一种关于人性的观念理论，都达到了对人的认识的完整自觉。但每一种关于人性的认知，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人性本质的某一侧面。

古希腊思想家把人看成具有感性的自然物。他们认为人和世界万物一样，都由某种自然物质产生和构成。自然人性论进入欧洲中世纪后被神学人性论淹没。神学家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都由神创造，神性决定人性。自然人性论至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复兴。

自利自爱趋乐避苦是自然人性论的一个主题。自然人性论认为，人是趋乐避苦的，为了保障人的权利，人们便缔结契约，制定法律，让渡和制约公共权力，社会意识形态也应顺应自然人性追求幸福。

中国人性论传统中，老庄、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的人性论通常也被称作“自然人性论”。但他们的自然人性论同西方“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论有所不同。老庄以“自然”为人本性，但认为人本性无知无欲犹若婴儿，人们的自利心恰是由于抛弃了素朴的自然本性。老庄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复归于婴儿”的人性原初中，“忘”外物，超越外物，达到无为的自然人性境界；荀子、韩非提出人性“好利恶害”，都有“自为心”，在利己与利他关系上，强调利已是目的，利他是手段。

一定的人性论，会引导出一定的理论取向。自然人性论多主张按自然本性生活，许多自然人性论者用这种观点解释人的幸福，引发出主张感官快乐的理论取向，以致被后人称作“酒神精神”；自然人性论强调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强调个人利己的合理性甚至是至上性，由此推理出个人主义价值原则；还有一些自然人性论从人的趋利本性引发出契约主义理论逻辑。启蒙学者把人的自然本性同人的社会平等权利联在一起，构建了社会契约理论。契约论认为，人本性自私自利，要想避免“丛林法则”状态有秩序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订立契约，让渡权力形成公权，来调控利益矛盾、秩序社会。如霍布斯认为人生而自私，得出“人对人就像狼一样”的结论；洛克赞同“人类自然状态”说法，但强调自然状态中也有人人遵守的自然法——理性，使人们能够和平相处，契约国家就是人的自然和平状态的表现形式；霍尔巴赫认为，人本性爱自己，但人与人又要和谐生活，所以为了自己利益应当爱他人，因为爱别人是使自己得到幸福的手段，把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生活，才既符合人本性，又符合道德的幸福的生活要求；卢梭认定人性自然天生，但认为人不仅有自爱之心，还有怜悯之心即人性之善，人性随着财产利益的出现而异化，必须通过订立公意契约，消除异化状态。

人性中涵有自然性，人的生命存在不断超越自然、超越肉体，同时又不能离开自然生物有机体存在。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P383)“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P441)。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自然人性不能代表人的本质。自然人性论把人定义于自然生物，当然错误，但如果我们在把握人性时把自然属性排除在外，那也是错误的。承认人具有自然属性并不能引出人性就在于自然性的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生活活动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志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4](P97)

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人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问题永远只能是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动物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因此，要意识到人的自然性是构成人性系统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但这个自然性已是属于人的自然性。人一旦称其为人，他的自然性就成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表现，不再有什么独立自存的意义。比如，就饥饿和性欲而言，人和动物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5](P29)因此，人的吃喝可以不是简单的充饥，而成为美食；两性不只是交配，而成为爱情的一部分。

总之，人性、人的本质是两个重叠而又不同的概念，一些论说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似乎人的本质就等于人性。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质表明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最根本的特性。人的本质应当是人的诸种属性中最根本的那个属性，正是这个属性，从整个世界中最后区分出了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性涵有人的自然性等多种属性，但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并非自然性。

二、理性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人的理性

理性人性论可追溯至古希腊。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命题中，已在表达理智理性在人性中的地位。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中存在着理性、欲望和意志三种成分，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并控制个体欲望。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本性就在于理性，人能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使行为合乎道德。亚里士多德强调人之为人的特殊功能在于具有理性的生活，他还提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神学还原“人性”的人文主义队伍中，实际上打出了两面旗帜，一面即“自然人性”理论，另一面就是“理性人性”论。近代理性人性论首先在笛卡尔的唯理论中唱响。笛卡尔认为万物有两个本原，物质实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实体的根本属性是思想，认为人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人有心灵思想。这即他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想要表达的内容。斯宾诺莎把人的自然本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强调人必须遵循理性指导，自己获得自然权利而又不致损及别人。狄德罗认为人与野兽的最后分别，在于是否有理性。康德反对自然人性论，他把人看作理性存在物，认为：“如若它们是无理性的东西，就叫做物件(Sachen)。与此相反，有理性的东西叫做人身(Personen)。”[6](P80)

人的理性是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标志之一。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实践的两个“尺度”的思想，人-主体同自然外界-客体发生对象关系时，会有两种性质的尺度发生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真正的人类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4](P96)。马克思很强调入本质的对象化，“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P97)。“复现自己”“直观自身”，就是在重复物种规律的同时，展现人的本质规定性及人的“尺度”。马克思还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4](P125)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真理研究解决的中心是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世界“是什么”，这是由客体世界所决定的。在真理(事实的)范畴中，主体自由以服从客体必然为前提。这是真理尺度下事实范畴中主客体关系的一个特征，也是哲学意义的主体自由的特性。一般来讲它以客体的尺度为尺度。

马克思所说的另一个尺度，是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规定的尺度，即“人的内在尺度”。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不仅能按照客体的尺度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能按主体的人的尺度来建造理想世界。主体按自己的本质规定，按自己的需要目的同客体世界发生关系。所构成的是不同于上述事实真理关系的“价值关系”。

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4](P96)马克思比较了人的能动活动和动物活动的区别：“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7](P177)人能设计蓝图，能预设目标，并使自己的行为、意志围绕目标而动，这是人独特于任何生命形式的能力，是人性规定中的一种重要属性。

在人性系统中，理性能动是一个确定的属性。但还不是最后的本质规定性。理性从何而来？人的理性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恩格斯这样描述远古时代人类理性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影响某些个别的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条件的自然规律的理解。”[2](P273)人关乎理性的大脑、语言和意识能力都来自生产劳动，而人的生产劳动是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的理性在本质上也根源于社会性。

三、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人的社会性本质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性问题上也很强调人与动物有别的后天社会性。他断言“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城邦”(国家)在时间上后于个人、家庭出现，但“在本质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8](P7-9)。政治是什么，国家、城邦是什么，都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关系上的共同体。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定义规定为‘政治动物，具有理性的动物’”深感兴趣，并对此做了高度评价[9](P362)。

孟德斯鸠以论法的精神而著名。孟德斯鸠这样理解法：“法，就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一切实体都有它们的法；神有神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禽兽有禽兽的法，人有人的法。”[10](P1)孟德斯鸠认为，人类不同于万物和禽兽的特性就在于过社会生活，按照人性法则生活。在《波斯人信札》中，他用“穴居人”故事说明人的生活必须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服从人类特有的社会关系法则。

卢梭论述人类不平等起源问题时认定，人性自然天生自爱心的同时，还有表达人性之善的怜悯心，人性随着财产利益占有的不平等出现异化，必须通过订立公意契约，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消除异化状态。政治共同体内包含着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关系。

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是社会的人”的思想。他讨论法、道德、理性、爱、幸福等问题时，总要放在人与人的联系中考察。费尔巴哈否定了人和上帝的关系，强调要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中来。他说：“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11](P185)他还强调：“事实上，被思考为自身独立存在的个人的道德是毫无内容的虚构。在‘我’之外没有任何‘你’，亦即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是谈不上什么道德的；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12](P571)当然，费尔巴哈往往在“群”“类”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关系。

除此之外，当代许多思想家或学者虽然话语系统和概念表达有别，但也有很多学者是把人的存在视为关系状态的。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强调关系中的“他者”，他认为“我”的存在、“他者”的存在、我与他者的相遇，是人们存在的一种方式，他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称作“共在”。他强调这种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共在”关系，使我和他者的关系变成了“我们”[13](P45)。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把人的存在状态分为三种：一是我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我与你”即人与人的关系，第三种是我与上帝的关系，这也可理解为是人和他的精神信仰的关系问题。三种关系中，决定性、实质性的关系是“我与你”即人与人的关系。

把人的存在状态抽象为社会性存在，把人性本质归结为人的社会性，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对以往人性论的发展和变革。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不论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还是“我与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在哲学中被概括为社会关系，换句话说，社会关系是一切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各种具体关系的最后的抽象表达。社会关系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4](P81)。

人的本质应当是体现出入和动物最后区别的那个根本属性。自然生物性肯定不是人的本质。理性、德性、宗教可视作人类独有的东西，但它们都是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人在实践活动中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创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特征。人既具有与动物相同的自然生命，又具有了超越自然生命的本质，这就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我们可以根据宗教、伦理等意识理性能力来区别人和动物，但人类意识和人的理性能力从何而来，最终仍要追根到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性上来。人为生存而进行生产活动，由此必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5](P486)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社会劳动或社会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P60)社会性是人能区别于动物的那个最后的规定性。

马克思在全面把握人性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学说。全面发展，就是人既不能只被理解为单面的“自然人”或者“德性人”，也不能只是抽取出“理性”等人性某一层面性质当作人的全部本性。人必须摆脱人性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片面性和畸形，在自然性、社会性、德性、理性等各个方面取得全方位的占有，最终获得全面完整的人性。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P123)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下，由于摆脱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背离，代替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背离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P294)。

人性是一个包含多种属性的体系，不是仅用某一单独属性就能界定了的。凡属人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是属人的特性。由此，人性就是人所具有的全部属性的综合，但各种属性的系统层次高低是不同的，其中最高系统质是该系统的代表质，也即是最根本的性质。显然，“人性”概念范围比“人本质”的范围要大，人的本质只是人性中诸多属性中最根本的一种规定性。当我们回答“人是什么”时，既应把他的全面丰富的属性都展示出来，又应把最能决定人之为人的那个根本性质揭示出来，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好人的界定。

从社会性、社会关系层面界定人的本质，必须把人性理解为现实的具体的，理解成发展变化的。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科学艺术等一切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的发展，会影响人性的发展。抽象地谈论人性，既不科学也无意义。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就有这样的失误，他也谈人的“社会性”，但他的“社会性”是一种“类”或“群”的抽象概念。其他有些自然人性论、理性人性论、德性人性论等，也都把人性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的社会属性使人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与人的解放

人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是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解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见物不见人”，是没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马克思研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本质全面占有和人的平等，人的自由解放。可以说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思考和寻找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当马克思宣布“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时，他实际是在表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人是目的”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中得到了极大发展。其在总结以往人性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学说。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研究以及毕生从事的事业，都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思想史上人是目的的思想，但他们和以往哲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不是在“理性王国”“目的国”的理念中去确认理想，而是主张到现实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去找解放道路。“人只须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16](P650)，人必须“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16](P45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确立人是目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人平等，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6](P460)。只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人的复归等，才可能成为现实。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真正确证人是目的。

人的“自由解放”，意味着人不再是某种外在权威的奴隶，不再受任何奴役和压迫，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自由的，人是自己的主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束缚或奴役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自然界的束缚或压迫。自然界当还未被人类认识和掌握时，是一种外在盲目束缚人类的力量。恩格斯这样表述人对自然把握的自由：“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3](P455)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求得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类的特性就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正是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真正证明自己是人。因为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不仅像在理性意识中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离开人对自然的认识改造，就谈不上人性的展现、发展和解放。

第二，人的束缚或奴役还来自社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是受压迫受奴役。人在对制约自身、奴役自身的社会力量没有认识和把握的时候，社会力量是一种异己、束缚奴役人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3](P754)

人类生产水平发展带来私有产品和商品，也带来了奴隶制社会的奴役和压迫。人对人的奴役制度不是文明的象征，但它却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必然的历史产物。封建社会劳动者的处境和奴隶相比，应当说有一定改变，但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仍无平等地位。马克思说：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16](P410)，“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6](P414)。

资本主义社会巨大功绩之一，在于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适应生产关系变革需要，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对自由平等关系，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仍存在着人对人的剥削，人处在普遍异化状态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4](P105)。它不过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物化为商品和货币，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高尚的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4](P274)。近代思想家也从人性角度批判了这种破坏人的自由平等的私有制的弊端，如卢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认为是私有制的产生破坏了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状态。随着私有制产生，人就不再是自然的人而变成了“人所形成的人”[17](P8-9)。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异化的问题，认为分工、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化的基础。只有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对人本质的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序言中，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18](P7)。他们认为只有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才能消除人压迫人的社会机制，消灭人性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P294)

第三，人的束缚或奴役还来自人自身。当人还未觉醒或觉醒不够时，人是被自身一种盲目异己力量奴役着，人在此时处在一种被动受支配的地位，不是自己的主人，也就谈不上自由或解放。人最初脱离动物界的时候，“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3](P522)。处在这个阶段的人是不自由的，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和支配。正如恩格斯揭示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9](P34)人获得自由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从不自觉的盲目被动状态下走向觉悟和能动，不仅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也成为自身的主人。从古至今，许多中外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的本性，但也各有理论缺点，一是离开人的社会关系抽象谈人性，二是不是用社会去说明人性，而是用抽象人性的幻想性说明所谓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

确立用社会说明人性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学说的功绩之一。马克思提出人性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哲学家从抽象人出发说明历史的思维定势。使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有了一个更科学的理论型态。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放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去理解，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9](P24)是生产劳动使人成为人。人的本质就存在于各种社会实践中的一种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

把人性问题放在历史进步的整体要求中去看，人类解放的未来目标，既包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社会历史的和谐统一，也包括人与人自身本质的和谐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和努力，都是为了摆脱人性的束缚和奴役，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人性，最终充分占有人自己的本质。按照马克思学说表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P486)，并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P123)。人类有三个自身发展阶段：自在的人——异化的人——自由的人。人性异化的扬弃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4](P120)。“复归”是马克思用来表述人对自己本质占有的一种概念，在哲学语言中它表达否定之否定意义的异化扬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希望回到社会现实中的人自身那里寻找“好社会”和“人应当成为什么”的问题，人应当“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16](P650)。人性复归或全面占有人性，获得人的自由解放，是人类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

总之，一切文化和哲学的中心在人论。古希腊哲人说：“认识你自己”，中国古代贤者说：“自知曰明”，卡西尔在《人论》中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20](P3)。在人类发展中，无论东西，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人的理论都是哲学关怀的中心，是人类思想中最伟大最核心的主题。而且，人性论是构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提性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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