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

作者简介：靳凤林，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政治伦理学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应用伦理学中的显学之一。它主要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主体（政党、社团、民族、个人等）在执掌国家政权或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处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事务所应遵循的伦理规则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包括调节社会制度环境的德法手段、规约社会生活形式的伦理秩序、衡量政治行为善恶的道德尺度、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价值取向等内容，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行动基准和价值内核。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政治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就，无论是政治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西政治伦理史研究，还是政治伦理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均有众多论著面世。但在强化中华民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已经逐步凝聚为伦理学界的思想共识，而目前的研究状况与这一殷切期许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理论愿景，当前亟待完成的学术要务包括：

一、在精心解读经典文本与深度关怀政治实践的循环互动中，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主题。要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离不开对古今中外政治伦理经典文本的精细解读，因为经典文本所瞩目的焦点是政治事务的内部本质，是对于客观性政治世界深层内涵的揭橥，它经过剥茧抽丝之后，触及了政治事务坚硬的内核。犹如《论语》和《道德经》，其所探寻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热闹喧哗的政治生活深处的纵横沟壑，它们要烛照人性背后的晦明，他们要描绘政治世界中生命的热情与梦想、挣扎与无奈、欲望与规范之间无休无止的纠缠。亦如《理想国》和《正义论》所揭示的那样，尽管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关正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纷繁多变，但总有构成正义生活的最基本的框架和展现广阔生活背景的朴素的正义底色，而这两部经典文本所关注的就是正义自身的根本特质及其普遍意义。今天遇到的难题是，由于政治伦理学经典作品具有呆滞笨重的特征，其气势恢宏的逻辑架构、精细微妙的理论阐释、独具特色的笔调意趣、个性迥异的行文风格等等，需要从容的心境去细细咀嚼，需要充足的时间去慢慢品味，人们在信息泛滥、心情焦灼的生活状态下，不再喜欢思想深邃、内涵厚重的文本，但离开对政治伦理经典文本的深度静览和精心妙悟，不去从中汲取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无疑是空中楼阁、梦里幻影。

当然，要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仅是精心研读经典文本远远不够，还需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准确把脉国内外政治实践中重大社会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亦即在读“有字之书”的同时，更要读“无字之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课堂中，找到真问题，进行真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风。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创新只能从时代遇到的重大问题开始，恰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伦理学的创新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研究者只能深切地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看到自己时代各种偶然背后的必然、现象背后的本质、感性背后的理性，才能真正掌握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的现实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而推动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创新和不断进步。

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范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仅从经典文本的诠释出发思考现实问题。如：看到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盛行，就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寻找依据予以批判；看到社会道德滑坡，就从四书五经中寻觅疗救之道等等。看不到这些经典文本赖以生成的经济社会环境，更不去深入思考当代现实问题赖以形成的制度前提条件，最终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错误结果。二是有不少学者在学院化专业分工体制的影响下，只重视政治伦理学内部微观领域的精细研究，把研究活动变成各种史料的堆砌，或者旁征博引他人观点代替研究者本人的自我判断，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者在五花八门的学术小圈子内，做些不痛不痒乃至十分琐碎的所谓纯学术研究，最终导致政治伦理思想本身的支离破碎，无法有效凝聚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共识，更难以深入把握时代本身的宏大主题。反观东西方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政治伦理学家，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认同了一种政治立场，并将这种立场化作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学术之中，能够从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立场，思考所属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特别是能够从本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去分析、评判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而提出超迈他人的真知灼见，为世人留下烛照千古的思想遗产。

二、从历史大纵深和国际宽视域的双重视角，全面强化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伦理史的研究虽然对不同时代著名思想家政治伦理理论的探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至今没有一部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问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伦理的研究，尚有诸多空白亟须填补。诸如：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万世一系，绵延不绝，但历朝历代皇权与相权的彼此掣肘、皇帝与六部大臣的弄权斗法、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等，究竟遵循哪些政治伦理规则，至今没有对之进行深入探究的专著出版。阅读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经典，不仅要看到典籍表面的文字含义，更要看到典籍背后的精神实质。实际上任何朝代所汇编的众多典籍，都要遵循当朝统治者制定的基本政治原则，如乾隆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尽可能收录宣传大清王朝文治武功的著作，对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具有现代民主精神的著作，予以严厉打击和销毁。如果我们在阅读古代典籍时，缺乏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和敏锐的学术甄别能力，必将陷入古人设置的精神迷帐而无从出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古今关系的看法交织着对中西关系的认识，而中西地位的变动又影响着中国人古今关系的叙事结构，进而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除了从历史大纵深的宏阔视角，强化中国政治伦理史研究的深度外，还必须用国际宽视域的比较研究眼光，拓宽我国政治伦理研究的广度，去深入了解西方政治伦理史的变迁历程，包括对西方政治伦理通史、西方政治伦理国别史、西方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现象的伦理探究等。

三、在多样竞争和一元引领的思想张力结构中，逐步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领域，各种理论思潮澎湃激荡，此起彼伏。在各种政治伦理思潮争锋论剑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在政治伦理研究中必须建立新的多样的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伦理模式、公民德性类型等，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党所倡导的革命传统型政治伦理理念、制度、体系遇到了一定困难，建立新的统一的当代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伦理体系和公民行为模式，已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较为紧迫的历史选择。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国家或政党要想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政治实体而长期存在，就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努力建构为自身所特有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置身于所谓“国际政治潮流”之中，完全放弃本国政治伦理学的核心话语体系，通过否定自身的政治伦理传统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乃至力图使自己国家从原有的政治伦理类型完全彻底地皈依另类政治伦理类型，那么，它必然会使自己的国民在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伦理模式、公民德性类型等方面，走向“无根性”的价值空场，最终在国际社会的政治斗争中，迷失自我，自交城池，成为他国政治权谋的牺牲品。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时，必须对本民族的政治伦理文化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背离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用今天的观念和标准去衡量古人所做的一切，最终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也不能一味地食古不化、厚古薄今，走向政治伦理复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更不能用西方近现代时髦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来生硬地衡量和剪裁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质言之，必须走出以今灭古、厚古薄今、以西解中等形色各异的理论困局，在多样竞争和一元引领的思想张力结构中，站在新时代高度，勇立新时代潮头，在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逻辑体系的架构、思想脉络的梳理、具体内容的表述、语言风格的形成等各个方面，真正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为当今人类政治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和思想繁荣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