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和平：小康文明的伦理条件

作者简介：樊和平，笔名樊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关 键 词：小康文明/最强的动力/最好的动力/伦理瓶颈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和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以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释放出“最强的动力”。而进入小康时代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寻找“最好的动力”，建构“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辩证生态。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发现：“人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最强大和最好的动力。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自其创立时起，就产生于人类强大的动力，即人类自身的利益。哲学伦理学向来探索的目标是人们所称的那种人的最好的动力：追求美好的东西、履行义务、实现美德。”①“人的最强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②“经济的最强动力-伦理的最好动力”，是文明的“理想类型”，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其中任何动力受到扼制或供给不足都将使文明进步陷于瓶颈之中。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对破解小康时代的“中国难题”将具有特殊意义。

　一 何种“中国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小康瓶颈”

“小康”时代面临的“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似乎已形成共识：“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经过反思后人们发现：其一，它只是“西方问题”、“西方命题”的移植和演绎，并没有经过“中国经验”的检验；其二，它只是经济学命题，并不是具有综合意义的文明诊断。因此，它对正在走向小康时代所面临的“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值得怀疑。

“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概念，中文将之译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呈现发展规律的经济学描述，其要义是说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的经济体将陷入长期停滞，只有很少数能跻身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美元～12735美元之间，而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400美元，显然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此，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陷阱”。“trap”在英文中有“陷阱”、“困境”之意，译为“陷阱”，既表达了一种忧患意识和前瞻性，也似乎隐喻某种故意，以期引起人们重视。但是，这一由统计数据演绎而来的命题很容易将复杂的发展规律简化为“中等收入”的经济学问题，严重遮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所遭遇难题的本土性，甚至导致“中等收入诅咒”。对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国来说，这种抽象的“问题移植”将产生问题意识与发展理念上的严重误导。其实，即便对西方社会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只是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因为从中等收入到富裕社会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跨越，其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对很多国家而言甚至是难以完成的过程；而且相对于脱贫致富和追求“中等收入”来说，人们走向高收入的需求冲动显然要小得多。应该说，这一过程的漫长是正常现象，“陷阱”并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反而容易产生“中等收入原罪”甚至“中等收入恐惧”的误导。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笔者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正在遭遇的“中国问题”其实是“小康瓶颈”。

“小康”最早出于《诗经》，后来被孔子描述为“大同”异化之后的理想社会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在孔子的描述中，“大同”是“大道之行”的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其精髓是“天下为公”。因其为文明的家园，因而又积淀为一种历史情愫和文化向往，成为文明的理想境界。“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伦理境界和文化气象。“大同”“同”于何?“同”于“公”；因何“大”?因“天下为公”而“大”。“小康”因何“小”?因“天下为家”而“小”；如何“康”?礼义成就其“大道既隐”之后的康庄之道。在中国话语中，“康”既是“无病”，以生活水平而言，即所谓温饱无忧，由此可以演绎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通达之道，即《尔雅》所谓的“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康”是以“天下为家”为出发点的“五达”之道，“同”是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的共由之道，两者文明境界不同，因而“同”为“大”，“康”为“小”。在孔子那里，“小康”的文明合理性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1)“天下为家”。“家”是小康时代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准，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2)“礼义以为纪”。“礼义”即伦理道德是“天下为家”的“小康”文明成其为“康”的根本条件，缺失礼义的小康只能囿于“小”，而难以达其“康”。作为“大同”之后的理想社会模式，“小康”承续着“天下为公”的原始公有制的文化记忆和文明向往，“康”之为“康”，在于它是由“家”之“小”通往“天下”之“大”的康庄之道。

在当今中国，“小康”既是对传统话语和社会理想的承继，又发生了意义转换，从而具有很强的表达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或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追求和达到的“小康”，是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一大二公”乌托邦式的“大同”转型而来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转型。当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天下为家”，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确实使经济社会的重心发生由“公”到“家”的深刻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既包含对“一大二公”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也是对“天下为公”的公有制的文化坚守。在这一过程中，“小康瓶颈”可能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发生。其一，逻辑瓶颈。如上所言，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小康”必须同时具备“天下为家”和“礼义以为纪”两个元素。而缺失“礼义以为纪”伦理道德条件的“天下为家”将是何种景象，尽管孔子没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囿于“家”之“小”，而不能通达“天下”之“大”，由此“小康”将失去合理性而陷于瓶颈之中。其二，历史瓶颈。在现代话语中，“小康瓶颈”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话语转换中“小康”从一种文明气象演绎为抽象的经济指标，从而由去伦理、去文化的经济单向度产生的“小康瓶颈”；二是在“天下为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因伦理和文化供给不足而生成的文明瓶颈。走向小康的现代中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以“天下为家”为突破口的经济改革，在解放生产力、赋予经济发展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面临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诸多难题，因而必定期待“礼义以为纪”的伦理供给和文化支持，实现从“天下为家”向“天下为公”的文明提升。总之，“小康瓶颈”发生于经济与伦理、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经济-伦理、经济-文化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二 “‘小’-‘康’”瓶颈

根据中国话语和中国传统，“小康”的文明精髓，一是“小”，二是“康”。一方面，“小康”因“天下为家”而显现其文化境界之“小”；另一方面，由“天下为家”所释放的巨大活力，将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向“康”，又产生巨大且不可或缺的伦理需求。“小”-“康”悖论意味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体制性短缺，亦即必将生成“小康瓶颈”。“小康瓶颈”，简单地说就是“小”-“康”瓶颈，其核心是因文化供应不足而导致的行为动力的疲软和文明合理性的缺失，从而形成文化供给危机。具体而言，在小康进程中，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文化动力日见其“小”，而经济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已达其“康”，文化供给不足所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土豪”式的气质缺陷，是“小康瓶颈”的人格化表征。

1.因何“小”?“天下为家”背景下文化动力的第三次探索

回溯建国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大致经历了三次文化动力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以及有待探索的小康社会。

“两个三十多年”已经成为表征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两个三十多年”的最大特点是发展动力的文化转型。一言概之，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发展的文化动力是以政治为纲，“纲举目张”。用西方学者的话语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高昂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人们将革命时代积蓄的政治热情释放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文化能量，创造出“一五”、“二五”时期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奇迹。很难想象，只用了十多年，中国硬是在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废墟上造出了原子弹，并将人造卫星送上了天。只要正视这一经济奇迹，就不得不肯定政治热情与经济汇合所生成的巨大文化力量的意义。然而，在此过程中各种矛盾也逐渐显现，最深刻的矛盾就是被高昂的政治热情所遮蔽的整体发展与个体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亦即公有制内部所有权与支配权的体制性矛盾，其伦理表现即“公”-“私”矛盾。

改革开放则探索了新的文化动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当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形态，其着力点是“公”与“私”之间的合理平衡，亦即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文化动力的重心转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根本上都与这种新的文化动力的注入相关。然而，一方面，公有制是主体，因而“天下为公”依然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孔子的“小康”智慧已经告诉我们，如果缺乏“礼义”伦理道德的支持，“天下为家”的利益驱动将可能导致“歹托邦”的危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髓就是要形成利益驱动机制与理想信念统一的动力生态。以利益驱动为重心的动力机制为小康社会的建设释放了巨大动力，并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巨大活力；但一旦走出贫困，达到小康，它又将面临深刻的难题。其一，在达到小康的初步富裕之后，“需要-满足”模式的动力逻辑将逐渐失灵，所谓“吃饱的耗子不想动”，于是便产生“小康之后，到哪里寻找创造财富的更强动力”的发展难题；其二，小康社会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难点是“混合”，不仅在所有制方面“混合”，而且在文化动力方面“混合”。“天下为家”的利益驱动机制释放了人的行为的最强的动力，然而它并不是最好的动力，最好的动力是以理想信念为支撑的“天下为公”。因此，一旦最强的动力压过最好的动力，那么诸如官员腐败、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严重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两大难题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文化动力的瓶颈，前者导致发展动力的疲软，后者导致发展合理性的缺失。

因此，超越“小康瓶颈”，必须进行文化动力的第三次探索，它是小康文明的自我超越。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我们以政治热情激发释放出“最好的动力”，后三十多年则以利益驱动机制释放出“最强的动力”，然而问题在于，“最好的动力”不一定“最强”，“最强的动力”不一定“最好”，而且，“无论‘最好’还是‘最强’两者都面临“如何才能持续”的难题。因此，如何达到“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辩证统一，是小康时代重大课题。“两个三十多年”的探索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也有教训。经验是它们最后都指向了文化，教训则是文化可能被“绑架”。与“两个三十多年”相同，超越“小康瓶颈”同样期待一次深刻的文化觉悟。当今，探寻小康时代的文化动力或所谓“第三种文化动力”的根本课题有二：一是如何释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最强的动力”；二是如何使小康时代由利益驱动所释放的“最强”动力变得“最好”，使政治、伦理等培育的“最好”动力变得“最强”，最后达到“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辩证统一。探索文化动力的新形态是一个长期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甚至只能通过文化努力才能完成。

2.何种“康”?“山河时代”向“文化时代”的文明转型与战略转换

“小康”的魅力不在“小”，而在“康”。与“小”的伦理短缺相对应，一个“康”的文化时代正在到来。

近三十多年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中国社会的文明格局。历史上，地理环境曾是决定地域文明的最重要因子之一，学术史上便有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常常在地域名称中得到直接表达。中国的行政区划不少以山河为界，如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河南-河北以黄河为界，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为界。在很多情况下，山河不仅是地域的界碑，而且是发展水平的界碑，最典型的例子是以岭南为界的广东-广西：整个广西的GDP大体相当于一个广州市或一个深圳市的水平。又如，江苏以长江为界的苏南-苏北，不仅是两大地理版块，而且长江自古以来也是经济发展的“天堑”。苏南、苏北、苏中，似乎诉说着长江与发展水平的因果关联。另外，安徽的皖南-皖北，同样被一条长江阻隔为两个世界。地理环境决定性的典型例子还有江苏的淮安。历史上淮安府的繁荣曾令世界倾慕，“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都记载了当年的盛况；然而只是黄河一次小小的改道，便让它风光不再，从此成为江苏欠发达地区。鉴于以山河为界碑的地理环境对地域发展的决定意义，我们可以将这种文明形态称之为“山河文明”。

科技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正改变着地域文明的格局，而且正改变着文明的形态，即推动地域文明由“山河时代”向“文化时代”转变。地理环境对地域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是资源与信息，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我们正进入高铁、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的“高时代”，对信息与资源的获取日趋便捷，“山河”的文明地标意义正在逐渐退隐。不可否认的是，最难以改变也是最深刻的因素，是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山河时代”所造就的那种已经成为传统的地域文化，它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山河”。诚然，与“高时代”伴随的全球化飓风对地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在文明进程中，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基因，在相当程度上，行政区划是“法人”，而地域文化是“自然人”。也许，文化将成为地域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标记。

弗兰西斯·福山曾将中国与当今世界上七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认为导致发展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文化，尤其是以伦理为核心的信任文化。③而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学者通过对一万五千名企业经理人的调查，发现一个秘密：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是“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④。文化虽然受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甚至被其决定，然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后和最大的难题却是文化问题，因为任何发展最后都将归结于“人”，而人是文化动物，如果不解决人的行为的文化动力及其合理性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就将处于瓶颈之中。我们正迎来一个“文化时代”，其要义是文化将替代地理环境成为地域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小康时代，文化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已发生重大位移，因此必须进行发展理念的重大战略调整。

3.“土豪”：一个群体的气质缺陷，还是一个时代局限

“文化时代”最需要文化，然而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文化，这种“文化供给悖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气质性缺陷，其人格化表现就是“土豪”。

“土豪”是近些年中国最重要的“新话语”之一，其语义之复杂，使得英国牛津英汉词典的专家们在将它纳入新词汇时，费尽心思仍无法找到一个准确传递语义信息的英文单词，最后只能音译为“tuhao”。仔细反思，“土豪”直指部分群体人格气质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气质中的“财富-文化悖论”：“豪”但“土”着，其直白表达就是“发了财但没文化”。在汉语中，“豪”原意为“猪”，隐喻它与财富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而“土”以直白方式传递着话语主体的伦理态度，潜隐“发了财而不应该发财”的伦理评价。在当今中国，“土豪”已经从个体评价扩展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概念，成为财富的一种特定文化气质，它隐含着在走向富裕的进程中，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缺乏必要的文化关切和文化魅力，其深刻表现就是所谓的发展指数与幸福指数的矛盾。同时，作为一个内涵丰富、表达力很强的话语，“土豪”又传递着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对待财富的复杂情感和价值，意味着“温和的批评、亲昵的蔑视”，亦即在财富与经济上肯定，在文化与伦理上否定。这里必须反思的是：“土豪”到底是一个群体的气质缺陷，还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气质局限?或者说，到底是对一部分人的文化批评，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文化批评?

总体而言，“土豪”附着着中国经济崛起的文化“胎记”。改革开放初期，最先“下海”在市场中弄潮的经营者不少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和伦理地位，他们中的成功者后来成为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文化上的先天性缺陷也给中国经济打上深深的“胎记”。在微观层面，在当今的经济生活中的炫耀性、挥霍性、攀比性消费，使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然成为中国人购买力的追逐对象甚至依赖，这对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而这种席卷全球的旺盛购买欲的背后演绎的却是某种“土豪”气质。在宏观层面，“土豪”突出表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文关切和人文内涵的缺失，“摧枯拉朽”式的城市建设，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城市地标，在渲染城市浮华的同时，也往往使城市沦为有“市”无“城”的“文化植物人”的欲望都市。公共资源包括城市交通资源的分配不公，使文化和伦理失去在生活世界的载体和制度化的演绎，导致文化力量的苍白和虚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土豪”是由贫困走向小康过程的必经阶段，是温饱经济的气质特征，其具体表现就是由单向度的物质需求到单向度的发展动力，由于自然需求没有上升为文化需求或精神需求，于是一旦“需求”得到满足，人们便开始追求“欲求”，即炫耀性、奢侈性消费，进入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由“需求(needs)”走向“欲求(wants)”的陷阱。

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土豪”并不只是一部分人、一个群体的气质缺陷，而且也是由脱贫走向小康的过渡时期的特殊经济现象，它是这一时期经济气质的文化缺陷，因而也是最典型和人格化的“小康瓶颈”。但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当“土豪”指向某一群体时，它是一种文化批评；当指向财富本身时，它是一种伦理态度。而对经济的文化批评和对财富的伦理态度，又将演化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黑格尔曾经说过，“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无论在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力量”⑤。当“土豪”已经成为大众话语即大众意志的“无机方式”时，它可能已经是对一个时代的预警，因而必须作出敏锐而及时的战略反应。

三 走出“小康瓶颈”的国家文化战略

如何走出“小康瓶颈”?如上所言，“小康瓶颈”不是“中等收入”的经济学瓶颈，而是“天下为家”与“礼义以为纪”的生态缺陷所导致的经济-伦理、经济-文化瓶颈，因而必须实施以伦理为着力点的国家文化战略。其要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1.建构小康文明的“理想类型”

每种文明都有其内在固有的文明瓶颈，而瓶颈的自我突破是其日新月异的生命力之所在。虽然在不同发展阶段遭遇的瓶颈不同，但同一文明形态有其一般规律，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话，就是所谓“理想类型”。20世纪初，韦伯发现，资本主义萌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出现，但只有欧美诞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新教伦理所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殊文化气质。于是，“新教伦理+市场经济”便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所谓“理想类型”。新教伦理究竟如何催生了资本主义文明?韦伯通过对新教即改革之后的加尔文教与传统基督教的比较，发现了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天职”的观念与谋利合法性。传统基督教主张禁欲，抑制人们的谋利冲动，宣称“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进针眼还难”。新教则将人们的谋利冲动从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认为获利是向上帝尽天职；相反，如果人们有一条发财致富的路而不走，那便是拒绝听从上帝的召唤。第二，“蒙恩”的观念与谋利的合理性。获利是蒙受上帝之恩，只要道德上洁白无瑕，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宠。第三，“节俭”的观念与积累的可能性。三大观念形成的“新教伦理”，不仅解放了创造财富的谋利冲动，而且赋予其以永恒动力。“天职”的劳动价值观创造出一种诉诸终极信仰的冲动，而向上帝尽天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精神运动，它与诉诸物质的“需求-满足”模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仅强烈，而且永不满足。同时“蒙恩”将谋利冲动严格限定在伦理合理的范围内。当强烈且合理的谋利冲动与“节俭”道德对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严格约束相结合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财富的不断增加。以谋利的合法性、谋利的合理性与节俭的必要性为三要素的“新教伦理”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这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所谓“理想类型”。⑥这种“理想类型”根本上是以“经济+宗教伦理”为“元结构”的文明类型。半个世纪后，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教授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所遭遇的根本矛盾是文化矛盾，其集中表现便是市场经济所释放的“经济冲动力”与新教所释放的“宗教冲动力”的分离。一方面，以道德为核心的宗教冲动力式微；另一方面，经济冲动力失去宗教冲动力的指引与控制，于是资本主义文明只剩下一种品性即“贪婪的攫取性”。这便是丹尼尔·贝尔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⑦

那么，走出“小康瓶颈”的“理想类型”是什么呢?韦伯的“理想类型”和贝尔的“文化矛盾”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但对它的寻找和建构既期待文化自觉，也期待文化自信。中国文化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伦理型文化，因而，笔者认为，小康文明的“理想类型”根本上是一种“经济-伦理类型”。如果以韦伯的“理想类型”为参照，那么小康时代“理想类型”的建构需要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谋利和经济冲动的可持续性及其合理性问题。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家庭本位，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们的谋利冲动，但“需要-满足”模式一旦缺乏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指引和境界提升，在温饱的小康时代就很容易产生行为动力的疲软，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伦理不能为之提供合理性价值互动，那么谋利冲动的释放就无异于打开了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到头来，经济可能成为缺乏伦理指引和价值动力的“自驾游”，谋利则沦为被欲望驱使的本能冲动。二是积累的可能性问题。市场经济建立在消费刺激的基础上，所谓“高消费刺激高增长”。这种经济逻辑在特定时期无疑是刺激市场的强心针，但其伦理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不仅会污染社会风气，最终也会因财富积累能力的缺乏而使经济发展陷于困境，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都表现着这种文化基因。众所周知，任何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都需要不可或缺的三大伦理要素：勤、俭、义。“勤”创造财富，“俭”积累财富，而“义”赋予财富的创造、分配和消费以合理性。走出小康瓶颈，需要探索和建构中国伦理与市场经济合一的“理想类型”。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不仅是所谓“经济伦理”，而且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合法性基础、合理性指引和持续发展的价值动力。它将经济释放的“最强的动力”与伦理释放的“最好的动力”相整合，以伦理关怀和文化指引超越“需要-满足”的自然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强烈而持久的价值动力，最终形成“最强的动力-最好的动力”的“理想类型”。

2.企业的伦理援助与经济的文化支持

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特点之一，在走向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文化问题，因此，必须对企业发展实施伦理援助和文化支持。

那么，伦理和文化能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走出“小康瓶颈”贡献什么呢?弗兰西斯·福山曾宣告，“若想了解当代华人经济发展的本质，绝不能忽略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就是血缘关系”⑧。他发现，家族经营是华人企业的重要特征，“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规模都比较小，原因是民营企业都是由家族拥有、家族经营的”⑨。家族企业虽是世界现象，但唯有华人家族企业很难转型为专业管理制度，因为“华人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只依赖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则极不信任”⑩。根据福山的理论，“不信任外人”是华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障碍，加之特殊的财产继承制度，最终导致华人企业难以逃脱“富不过三代”的生命周期诅咒。因此，伦理尤其是伦理信任，是华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瓶颈。这一发现对当今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改革开放后创业成功的第一代企业家当下基本都进入向第二代过渡的时期，普遍产生所谓的“交班焦虑”。这些企业家大多将子女送往国外深造，并希望他们回国继承家业，但只有很少数的“富二代”愿意子承父业。由此，民营企业将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转型为现代企业制度，要么中断发展。无论对企业还是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可以说，以家族经营为基础的民营企业迟早都将面临这一伦理瓶颈，如果不能及时破解，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可能不是“富不过三代”，而是“富不过两代”，生命周期将大大缩短。

难题并不止于此。独生子女与家族企业的伦理邂逅，还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它大大恶化了财富传递的代际不公程度，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很显然，由于实行财产的家庭继承制，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财产继承呈几何级数差异，于是贫富家庭的第二代的财产不公状况便更加恶化，导致“富二代”-“穷二代”的贫富代际遗传。也许我们可以仿效西方，以遗产税制度遏制财富转移中的代际不公，然而财产继承从来不只是一个制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人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会死的动物，因而获得永恒便是人的终极追求。宗教型文化使人在来世获得永恒，所以西方企业家很早便有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那种“人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的终极觉悟。伦理型文化则使人在现世获得永恒，现世永恒的基本路径便是血脉传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财产传承是生命永恒的世俗载体。由此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财产转移中的这种代际不公已泛化为一种社会问题。当下中国不仅有所谓“富二代”，还有“官二代”、“学二代”等，它们正从各个维度加速社会的代际不公和代际分化。

以上问题，既是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小康瓶颈”，因为非公企业在现代中国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笔者认为，必须实施企业的伦理援助和经济的文化支持战略，其着力点就是通过伦理信任建构和积累社会资本，帮助以家族经营为基础的非公企业转型为现代管理制度，突破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伦理瓶颈。以往政府对企业的援助主要是经济扶持与政策支持，其实伦理援助与文化支持才是更具根本意义的战略。福山早就告诫道：“西方经济学家向来严重忽略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原因是文化无法吻合经济学界所发展出来的通用的成长模式，然而只要做过跨文化生意的人都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胆敢忽视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唯有失败一途。”(11)

3.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的决策评估体系

人是文明的主体，人的行为动力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利益驱动只能激发人的自然动力，伦理、文化才能为人的世界提供强烈而永无止境的“核动力”，即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精神动力，这也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创造“资本主义精神”的秘密所在。突破“小康瓶颈”，我们在管理上必须突破理念和体制瓶颈，其核心有二：一是建立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的咨询决策体系；二是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与文化支持体系。现有的咨询决策系统，基本上是由经济学家主导甚至占据话语独白地位的体系，伦理学家、人文科学家，只有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才会出场和在场，这种“治病式”的在场方式不仅决定了其“软”甚至作为“上层建筑”的“装饰”地位，而且很难形成对整体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战略。因此，必须对现有决策咨询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在深度的伦理参与、人文参与下建立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的咨询决策体系，如在重大决策系统中建立伦理委员会，在重大决策中设立伦理咨询和伦理顾问制度。经济社会与发展的伦理评估机制，在当今中国也许还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诗意想象，甚至可能被误读为伦理学家们寻求在场的一厢情愿。然而，伦理之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确实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小康文明前途的地步，其价值不只在于它是精神文明和社会风尚的“软实力”，更是经济社会“硬实力”的一种象征。在“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占GDP一半以上贡献率的非公企业中的家族经营之现代转型有赖于伦理的参与；而财富的家族传递所导致的收入不公已经将当今中国推到一个社会承受力的拐点。因此，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其意义也绝不止于“精神文明”，而是还包括对于小康文明品质的伦理诊断、价值指引和后力赋予，因而具有十分重大和前瞻性的国家文化战略意义。

①②彼德·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页；第14页。

③⑧⑨⑩(11)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1998，第11页；第110页；第89页；第91页；中文版序第2页。

④参见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徐联恩译，海南出版社，1997，第3～9页。

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332页。

⑥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138～143页。

⑦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20～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