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西方古典学术史》(三卷本)
摘要:
一、 作者生平及著作概况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是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1]。他出生于莱斯特的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随父母旅居印度加尔各答,十一岁返回英国,后就读雷普顿公学。1863年,桑兹凭借自己优异的预科(Sixth Form)成绩被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吸收入学,此后一直在这里供职。他做过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1867-1922),并在该学院担任导师(1870-1900)职务,他还是剑桥大学的校方发言人[2](1876-1919)。1890年出任语文学会主席,1909年出任古典学学会主席,同年被选为不列颠学会(The British Academy)会员。桑兹生前曾接受过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赠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919年退休时,剑桥大学颁发给他“终身荣誉发言人”(orator emeritus)的称号。同年,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的组织,“救世主勋章团”(Τάγμα του Σωτήρος),授予他司令官(Ταξιάρχης)徽章。1911年6月,新王乔治五世加冕,桑兹被册封为骑士。
二、三卷本及简史之概况
1900年元旦这天,桑兹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囊括往昔一切时代有关古典学问的通史性著作,起初以为只消一卷即可完成,不想一发不能收笔,闳肆庞大到整整用了三卷的篇幅,凡1600馀页。写这部书时,作者辞去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导师工作,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在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改订。他的著述精神与书中的主题十分契合,反映出为了传继旧学而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这部书初版一问世即受到好评,《泰晤士报》称誉为“翔实、雅正、可靠的里程碑之作”,乃“剑桥之荣光,进而也堪称英国之荣光”。科学史的泰斗名宿乔治·萨顿,古典学界的同行古德曼、维拉莫维茨等人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书成了桑兹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学术界回顾古典研究之历史时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
根据桑兹本人的记述,他写这部书的念头,萌生于1890年初。在友人也是著名的古典学家耶博教授(Richard Claverhouse Jebb,1841-1905)建议下,桑兹着手梳理不列颠民族的古典学问之渊源。1896年,他在剑桥开设了英伦古典研究史的系列讲座。次年,受邀参与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一书,负责撰写“学术史”一节。从此桑兹决定放开视野,要撰写一部更为全面的学术通史,“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他游历广泛,曾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翻览过许多珍贵的古籍钞本[5]。他熟稔拜占庭文化与中世纪艺术,颇能从中领会那些时代学术研究与人文情怀的宗旨和特色。他对于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兴趣是在雷普顿公学时就养成的,在写这部纵横古今的学术通史著作时经常有感慨系之。此外,他频繁引述近现代西方作家的诗文,来印证由古今之间从理趣、句法到韵调和修辞术中所呈现出的文脉传承。
《古典学术史》的第一卷,从古典学术从雅典时代(西元前600-300年)的诞生期开始,根据古典作品中对古希腊各文体作品的研究和评价,确立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继而是亚历山大里亚时代(西元前约300-1 年),罗马时代(西元前约168-西元约530 年),前一个时代里出现了更为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著作,后一个时代则在继续发展对希腊文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出拉丁学术的新发展。此后是漫长的“中世纪”,其中兼顾东部世界的拜占庭时代。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文艺复兴先驱人物但丁的活动,是此卷在时间线上的最后大事件。
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为十四-十八世纪。桑兹用去三分之一的篇幅盛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学复兴之意义。他在接下来的“十六世纪”一编中,以伊拉斯谟为中心来论述北方文艺复兴中的古典学术,同时追溯英、法、西、葡、尼德兰、日耳曼各民族的人文主义运动发展史,以丰富的资料证明了意大利对各国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此后,这部《古典学术史》开始以国别为单位划分章节。虽然涉及到了众多学者事迹,但桑兹对于十六世纪在法国的斯卡利杰尔和卡索邦、十七十八世纪尼德兰的利普修斯、沃修斯、格劳修斯、赫姆斯特赫斯等人,以及十八世纪英国大学者理查·本特利,都着重用了较多的笔墨。
第三卷论述此后至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由于格外重视德意志民族的成就,桑兹将十八世纪的日耳曼古典学术史单独抽出来,置于此卷,连着之后一编中打头阵的“十九世纪日耳曼古典学术史”,总共占据了此卷一半的篇幅,其中以标志着近代学术之建立的沃孚为核心,分出赫尔曼与柏克两个学术路向。剩余的篇幅,除了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忽略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留有专门章节外,还开拓了新的地域,不仅从头论述丹麦、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古典学术起源和发展,还论述了古典研究在希腊、俄罗斯甚至匈牙利的情况。最后两章,桑兹分别留给了自己的祖国和新大陆:其中十九世纪英国古典学术史在第三卷后半部分占了篇幅最大的一章(却也不过是此卷的十分之一),桑兹在其中缅怀了几位剑桥的师友。最后,桑兹抱持着“盖棺论定”的原则,补充了几位晚近去世的学者。
责任编辑:廖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