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钊新：论道德的第二土壤

不讲人性和不讲道德是一致的。人性丢了,兽性附体,道德崩溃,人性遭殃。这是在社会遭受浩劫中有目共暗的事实。在道德和人性的问题上,我们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必然性,懂得道德和人性的依存关系,认识倡导道德必须张扬人性的道理,以便让道德之花在社会主义祖国四处飘香。

道德范畴是人性内容规范化的普遍形式

道德产生于经济生活之中,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产生道德的客观基础,这是究其最终根底说的。道德毕竟是在社会意识领域驰骋的具体形式,人性则是社会意识的广阔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是产生道德的第二原因或第二土壤。马克思、恩格斯在驳斥唯心主义的“国家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的观点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这里说的“自然的必然性”是指人类为了获取使自己生存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即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利益”是指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对产品的占有,“人的特性”即指人性。

人性是把社会成员联结起来的链条之一,是把人们组织成社会关系的感情纽带。人性以人类的共同欲望和渴求为内容。欲望和渴求在社会中产生又受社会约束,它既以社会经济所可能给予的满足为约束,又以社会的人的共同利益得到保障为约束。离开了约束的欲望和渴求,或日贪欲,或日奢求。贪欲和奢求是人性的自我断送；殃及他人,变成对他人的占有,由断送自我进而毁灭他人,这是扰乱社会生活和引起争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动机。与此相应,便需道德。道德把人的共同欲望和渴求用广泛遵守的戒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调整和维持这种已有的社会联系的行为规范。它是普遍遵守和制约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是人性的直接从属品,它是人的德行的规范反映。离开人性的道德,只不过是无“德”之“道”而已。可见,人性是道德的精神渊蔽和根源,道德感情则是人性战胜兽性在感情上的产物。

人类在各种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欲望,这是不可避免和超越的。人的自力能起作用的,是使得我们的欲望接受理智的约束,人能自为的是在于有管束欲望的能力与克制自己某种欲望的功夫。道德的艰要及作用在于：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要能不顾自己的倾向而顺从理性所能认为最好的指导,虽则欲望是指向另外一个方向。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就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际中的一定关系的反映,是社会对个人行为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或责任。人性统帅道德,道德服从人性。鼓吹权力意志论的尼采曾经宣称政治决定道德,认为凭靠强权主宰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强权即道德”。道德果真由政治决定的话，它就不是调整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形式了,而成了调整阶级之间关系的政策。由此还会推断出荒谬的结论：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制定的政策都是道德的,甚至霸权主义者也会被捧为具有高度道德的人。可见,只有用人性理论去进行分析,才能解答道德问题的谜。才可断定奴隶主阶级的狂暴的贪欲,封建主阶级的卑劣的吝裔,资产枷级的虚伪的至爱等,都不是道德的行为,更不是道德的普遍原则。只有弄懂了人性与道德的统一,才有可能为人们播下“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精神种子。

希望别人把自己看作具有理性的天使,不愿意遭道到别人的斥责、奚落和冷淡,这是人的自重或自尊。精神受到磨难所带来的痛苦是最易延续而不易消失的。“树怕伤根,人怕伤心”,每人都有自尊心,如果用冷嘲讥讽的态度待人,是最易伤害感情而结下难解之怨的。一个人或在排徊,或遭到挫折,最需要的是别人的同情、谅解和支援,需要得到别人的爱。在这个时候伸出温暖的手去拉他,是雪里送炭,会结下珍贵的友谊。患难之交是相互间一座牢不可破的信任的桥梁,能在满腔热血之中熔化那种铁石心肠,使坚冰消融、枯树发芽。爱的河流不会只单方流动,对他人倾注爱的暖流,使他受到感动、感染或感化,从而在内心世界发生积极的感情,产生移情体验,彼此发生共鸣,这是爱的交流。人们在这种交流中前进,使社会联系更加巩固。所以,善和恶成为审查和评价人们在交往中的实际行为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善”`是对人性的维护,对道德规范的服从；“恶”是对人性的破坏,对道德规范的有意违背。什么是道德范畴？道德范畴是表现人们道德关系和道德精神面貌的一些最本质的概念,是道德实践的总结。在道德史上,任何一种道德范畴的产生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内在的心理因素。范畴代表着现实的人的品质或属性,经过过滤它把人性的共同原则和要求,规范化为义务、良心、荣誉和幸福等普遍的形式。

义务是个人对他人或对社会所应负的道德责任,是向人们提出的要为捍卫人性而尽心竭力的普遍要求。就个人说,它要求你做合格的人,具有人的品格,要从内省中排除人性的异化；对社会说,它要你关心他人的人格,从外争中谴责他人的人性异化。谁若没有这些想法,便与他家里的牲口没有什么区别了。“江湖义气”不同于义务,因为它袒护的可能有“真”,也包括“假”,可能有“善”,也包括“恶”,可能有“美”,也包括“丑”。假、恶、丑不是人性的本来物,而是人性异化的派生物。捍卫真、善、美则是道德应尽的义务,因为真、善、美才是人性的本来物,是人性异化的对立面。

良心是个人在同社会或他人的关系上对自己行为所负的道德责任的认识和感情。恻隐、羞恶、是非、辞让都属良心的范畴,是人性的具体内容。良心又是一种道德评价形式,是人的意志相对自由的表现。人在选择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受良心的指导。私心和偏心不是良心,因为它对光荣和耻辱分不清界限,而且褒耻弃荣。良心和发扬谦、和、诚、信的传统美德连在一起。

荣誉是一个人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赞扬和尊敬,是社会对人性捍卫者的证实,它和耻辱相互反照。耻辱是人的某些行为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厌恶,是对人性践踏者的鞭笞。荣誉和耻辱,都是对个人在与人性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出的道德评价。凡人一旦懂得荣誉和羞辱的意义之后,荣誉和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并永远发生作用,使人走上正轨。我们不反对对个人荣誉的关心。关心个人的荣誉是对自我力量和自身价值的一肯定,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赞扬。能够尊重自身和他人价值的人,总是以争取荣誉来勉励自己更好地为捍卫人性作出贡献,一旦获得荣誉时,又往往先人后己,把荣誉让给别人。

幸福是通过劳动创造去摆脱痛苦和疑惑而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愉快享受,是人性内容的凝聚。对幸福的欲求、理解和享受,人各不同,时各不同,但也不是根本没有普遍必然的客观内容和共同标准。所谓幸福,说到底是人性得到维护和发展。不幸总是和人性遭到摧残连在一起的。肉体受苦,精神荒废是不幸的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幸的分析就阐明了这点,他说：“…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物质享受是幸福的基础,是人生存、活动、创造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物质生活状况也将影响着人们的情神生活。一个人如果沉缅于物欲,而缺乏高尚的情操,必然会削弱创造力,这是可悲的,算不上幸福。幸福的核心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发展。在人有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发展自己创造力的前提下,物质福利才能成为幸福的源泉。反之,物质福利如果变成目的本身,那就会失去人的面貌。享受不是对他人的占有,必须建立在劳动创造的基础之上。只有劳动创造,才能使人们认识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享受到生活的乐趣,表现和发展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创造是一种享受,斗争就是幸福。幸福范畴同社会进步,即同社会生活从低级到高级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马克思只用“斗争”一词回答他女儿关于幸福概念的询问。被奴役是不幸的象一征。马克思用“屈服”一词回答他女儿提出的“你对不幸的理解”时,作了最简炼的概括。“斗争”和“屈服”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主”渴求的相关语,“斗争”为“自主”开辟道路,“屈服”为“自主”准备坟墓。

上述分析,统统说明人性这个东西,既是道德产生的第二土壤,又是道德规范得以确立的思想依据。而道德范畴则是构筑在人性王国基地上的城堡,它用普遍立法的形式去维护人性纯洁,抵御污秽的社会习俗对人性的砧污。费尔巴哈曾把道德看作是合乎人性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向,分析了道德和人性的依存关系,这是可取的。但他把人性当作是道德产生的第一基础或唯一基础,把人性当作人的自然属性,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不是从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去寻找社会现象的最终动因,不是把经济状况当作道德产生的第一土壤。这是旧唯物主义的“旧”的特征,也是和我们关于道德与人性相互依存关系在认识上的原则区别。

道德命令是发自人性王国的杜会矢量

社会规范常常通过协议用若干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依借政府或行政的权威,作为命令下达,叫人服从。道德也是社会规范,但它具有独特的性格,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它虽然不表现为多少条款,,也不需经过协议,不依借政府或行政的力量,但蕴藏在社会之中,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不成文的法规,是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总和,也具有命令的作用,是不需要权力维持的权威。在净化感情,使人认识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对人的尊重,从而开掘着人的德性美等方面,具有难以抗拒的力量。

在物理学上,把向着一定方向的作用力叫做矢量。道德命令是发自人性王国的社会矢量。维护真、善、美,谴责假、恶、丑是它的方向,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是组成这个社会力的三要素,这个社会矢量的大小取决于人性对人的占有,人性被异化的范围越小,发出的力就越大。这个社会矢量的受力点是道德义务、道德行为、道德责任、道德评价等。道德义务是对道德命令的无条件服从,道德行为是执行道德命令的实际步骤,道德责任是对执行道德命令情况的监杆,道德评价是对执行道德命令情况的总结和汇报,道德教育是传递道德命令和提高执行道德命令自觉性的辅助手段。与法令相应,设立法庭。法庭是保证法今得以实施的专门权力机构。与道德命令相应,也有非专门权力机构的“精神法庭”。它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进行“审判”和评价。道德准则是不带袖章和武器的“警察”,它活动在社会生活的要道上、交叉路口和公共场所之中,不用物质的强制力量,而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指责着各种“缺德”的行为,唾弃着那些丑恶的行径,也监督着人们要按良心去独省自己,是否有“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不道德的行为。“警察”是人性王国的忠诚卫士,捍卫人性王国的尊严是“警察”的神圣天职。

自觉地执行道德命令,按道德规范行事的行为是道德行为。道德行为表现在文明礼貌、举止端庄、谦让谦逊、仪表整洁等方面。文明礼貌是通往对人友好和尊重的一道桥梁,和悦的语气,亲切的称呼,是对人尊重、友好、诚挚的一种感情流露,它既可以有利于社会集团,又可以美化环境、美化生活。举止端庄也是文明行为的表现,这样的人待人热情诚恳,尊重别人的劳动和成就,从而保持一种谦恭有礼、落落大方的风度,一举一动都并对方设想,乐意关心别人的困难,休贴别人的苦衷,对人民有深情厚谊,使人感到格外亲切。谦让和谦逊的人,善于克制、约束自己,能顾全大局,相互之间谦让会增进友谊和团结,使人乐观、向上,谦逊的人善于洞察自己的弱点,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外表的文明是内心文明的反映,首先自己内心美、情操高尚,才会有文明行为。钻石一日经过琢磨和镶嵌,即能生出光彩,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使它生出光彩,必须表现为人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不是矫揉造作,矫揉造作不是对道德命令的自觉执行,而是被迫应付。矫揉造作的人就象在缺点上点上一支蜡烛,更不光明磊落。

道德能成为命令,是由于道德规范一旦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即会激起热情,叫人们自觉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坚忍勇敢,毫不犹豫。这种勇往向前、势不可挡的趋势,表现出道德命令的一维性。坚忍是使自己具有道德品格的保障与支柱,没有坚忍和勇气,很难具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的品德。敢于僧恨恶,并同恶进行激烈斗争的爱,是一种积极的爱,是“善良人”与“老好人”不同的地方。“善良人”是勇士,“老好人”是庸人。放荡不是勇气的表现,恰恰是消磨勇气的腐蚀剂。责任的承担和可耻的推卸采取惊心动魄的方式对立着。

道德命令的特点决定了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它通过传情感化的途径去传递命令,用理而不是用力去使人们接受道德命令,懂得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败俗。道德教育也是人性教育的一部分。通情才能达理,要塑造灵魂的美,用违反人之常情的作法,动辄训斥惩罚,不仅不能奏效,反而会人为地筑起一堵高墙,划开一道鸿沟,造成感情相悖,阻碍道理的传导。只有对人关心和尊重,才是打开心扉之锁的钥匙。丢弃人性的人,道德就不可能成为他内心的命令。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应当使道德规范和人性内容达到深刻的、牢不可破的有机的融合,才能把道德行为培养成一种行动的自动性。

从上可见,道德义务、道德行为、道德责任、道德评价以及道德教育,都和人的价值、人的命运千丝万缕地联系着。道德的命运和人性的命运共休戚,道德的力量和人性的广度成正比。

道德的继承性能在人类的共同性中到真谛

弄清道德和人性的依存关系,可以使人顿开茅塞,对于解开道德继承性的疑团,如同找到一把钢斧。“两极对立的阶级道德论”是道德继承性难以通过的扼门。一旦找到了具有人类性的共同道德,继承性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共同的道德是存在的。共同的历史背景,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状况,是产生共同道德的客观基础。恩格斯说,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二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须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须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诸如在遭到外敌入侵的共同背景中,捍卫本民族的尊严,保护本民族的利益,抗击外敌侵略,保卫祖国山河成为同仇敌忾的共同心理。于是,卖国、叛变成为本民族共同唾弃的行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成为共同赞美的品德,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成为了德行的准则。在“太平盛世”的共同历史背景中,保护社会生活环境的相对稳定成为共同愿望,于是,就产生了维护“人乐年丰”的一些道德规范。在材狼当道的野蛮统治的共同历史背景中,嫉恶如仇成为共同心理,于是,揭竿而起、劫富济贫、扶弱镇强、伸张正义被评价为善的行为。

道德形成过程的多因性决定了道德有非阶级性的因素。社会的经济基础固然对道德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传统、艺术和文学、教育以及过去社会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都参与了道德的形成过程,这就导致了道德的非阶级性。道德首先和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的风俗和传统融为一体,表现为人们的风尚习俗。风尚习俗是习以为常地稳定地表现为人们行动的行为规范。当风俗习惯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具有不容争议的社会舆论就帮助解决。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性活动的共同源泉,是精神上和道德上成长的前提。在阶级社会里,不论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在一般情况下都承认和遵守有利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共生活规则,以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至于现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规则就更多了,诸如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私人之间履行诺言、遵守契约和讲信用等。可见,不同阶级在道德上是有共同的因素的。

相同的客观条件也许会产生相同的丑恶。诸如在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崇洋卑怯、亡国为奴的思想；在私人占有物质资料的条件下,产生自私爱财的贪欲等。唯有经过人性的过滤和筛选,才会去丑存美、去伪存真,凝聚人们的美德。道德应是美的象征。人性则是择美之筛和过滤器。社会的人们凭借尊严、价值、自由、爱关这些共具的善性去取舍社会现象的美丑,对社会行为起蒸发、汰留和过滤的作用。在相同的客观基础上,经过人性过滤而形成的共同道德,才为道德的继承提供了可能。

不仅如此,人类具有的共同性对已往的道德美素会产生亲和力,从而一拍即合,达到吻合点。没有人的共同性,是无法理解已往的道德美的,甚至会产生排斥力量,造成吐唾相拒的抗力。人类具有共同人性,才使得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有相通之点,从而对已往的道德中的共同因素能发生情的体验并易于吸收,做到一脉相通,承前启后,使道德继承性由可能成为现实。在我国人民中间,汉武帝的雄才太略,唐太宗的从谏如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曹操的唯才是举,海瑞的刚直不阿,包拯的秉公执法,被历代誉为美德,作为师鉴,是有不可移易的力量的,什么叫良能？良能是自祖先以来代代相传之美德,久成习惯,在个人行为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的反射运动,这就是良能。

在人性这面透镜中,我们看清了道德继承性的真谛,这样,更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道德继承的主张。马克思说过,要“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列宁说：阶级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现则”。列宁还说过,“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不偷窃,不盗公肥私,遵守服严格的劳动纪律一一正是这些日号,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自己的剥削阶级统治地位,并且被革命的无产者正当地讥笑过,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经变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了。”那些鄙视和拒绝对这些似乎是如此“陈腐的”和如此“庸俗的”口号当做首要任务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即在道德规范中,确有一部分具有全人类共同性质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曾经提议我们读《李固传》,其意在于发扬“坚守本义”而不“曲从”的民族气节,继承古代道德中的精粹。周恩来同志说,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

当然,马克思主义作家们所讲的道德继承不一定是从人性的领域来论证的。他们所立脚的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和阶级需要。即便如此,仍足以说明道德中除阶级性外,还有非阶级性的因素,道德是社会现象、阶级性和社会性不是等同的概念,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合,是在历史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相对独立的一种意识形态。道德是与人类社会共存亡的社会现象。而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却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可见,阶级性只是道德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属性,并不是道德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部属性。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阶级关系,而且包括其他不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关系。道德社会属性的内涵比道德的阶级性要丰富得多,外延也比阶级性广泛得多。

我们常常强调无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性质,这当然是对的。既然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客观上是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道德也有着全人类的内容。在无产阶级道德中包含有全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些规范是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在反对社会压迫、非正义和不道德行为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从本质上讲,不仅具有反剥削的阶级性,而且具有全人类性。因为这个阶级和其他一切阶级不同,它不仅为自身、而且为全体劳动人民和所有被压迫者寻求幸福。道德、理想决不是有超验的根源的一种法典,不是生活以外的一种规则,不是一种先验的价值论,它永远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即物质条件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已。

未来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社会的道德进化的完成,把过去一切正面的范畴提到更高水平,并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对这些范畴进行论证和补充。道德继承的标准是人民性和科学性,“人民”不是阶级的而是历史的范畴,“科学”不以阶级来判别、而以实践作标准。人民性反映道德规范掌握人群的广度,科学性反映道德规范深入人心的程度。否认道德继承性,就会中断道德历史。思格斯说：“…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进步”是与原有道德比较而言,是在对原有道德的批判继承起点上的进步。离开了起点,进步就无从谈起。

真正人的道德建立就是人性复归的到来

道德和人性的依存关系,不仅在道德的产生、作用及继承方面得到体现,而且在道德的发展前景中展示得更为深刻。对道德发展前景的描绘和设计属道德理想范畴。道德理想,是在理想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部道德品质的总和,是道德规范的概括和结晶。一句话,是理想的人格。共产主义是美的世界,是理想人格的实现,是道德理想变成了现实,是人性和道德的全面统一、和谐一致、融为一体。从这些念义讲,共产主义=真正人的道德=人性复归。

幸福是人的价值得到精神和物质的满足后而作出的愉悦反映。同时,幸福又是道德中的重要范畴。因此,在幸福的露珠中最易看到人性和道德统一的莹灿之光。真正幸福的标志是人的创造能力和生活力得到充分发展,包括精神力量和体力以及美感和感情的发展。愉快是幸福的姊妹。但幸福和偷快不能混为一谈。把某些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产生的偷快视为幸福是错误的。真正的幸福,包括生活的全部,而愉快则是生活的局部的表现。真正全面的幸福,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上,而且是使人能过着值得尊敬和真正的人的生活,即人的个性的全面展开。因此,幸福的份量与人性复归的程度成正比,真正全面的幸福与人性复归相等。

幸福与生命密切相关,生命是最高价值,是宝中之宝。因为它对人只有一次。所以人们经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生活才幸福。人生的意义在于抱有崇高而有意义的美好的理想,为实现这种理想而斗争以发展人的全部体力和精力,从而使人得到最深刻的道德上的满足和真正的愉快。人无理想,等于树无根,鹰无翅。幸福的标准就是生活中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当理想胜利实现时,幸福则是更加深刻、全面而使人激动的。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幸福的内容取决于社会存在,取决于同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物质享受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产品象泉水一样涌流,为幸福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物质原料。吃饱肚子和生活享受并非共产主义,共产土义不只是把人从贫困中,而且要从一切异化中解放出来,它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所奋斗以求的美的理想。

精神贫乏不是幸福的真正含义。共产主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为幸福充实了绚丽多彩的内容。财产丰富而精神贫乏不是真正的幸福,聪明和善良与伟大和幸福相连,愚我和邪恶却与其绝缘,尽管他手上有极盛的财产也是如此。发财致富及贪图安逸不是幸福的内容,而是庸人的基调。所以,我们在注意物质利益的同时,应该善于利用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切因素,诸如对活动的渴望,难幸福的固有追求,以及道德的力量,来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发挥人们的创造能力。

创造性分动是幸福的源泉。只有当着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喻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状况,消除了异化劳动,从而消除人的异化,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劳动才成了人们的第一生活需要,成为施展才智的阔海碧空。

知识是劳动者解放的武器,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是解放劳动的第一条件。共产主义是科学技木高度发展的社会,使劳动解放成了活的现实。为科学而斗争,争取把科学成就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这就要求科学战士勇敢、坚毅、自我牺牲以及对理智胜利的信念,具有真正道德的品质。但是,学问、道德和人性又是相区形的。把精神用在伟大的价值的思想上面,习于真实,习于诚笃,服从道德命令并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这才是智慧的最合适的积累和体现。

精神丰富、道德纯洁、体格完美,这是对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人生活的全面理解,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止幸福的人的面貌,也是人对自身本质占有了的标志。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为真正人的道德和人性复归的统一而奋斗。

真正人的道德感、道德观点和道德原则发展的舞台乃是共产主义社会。肯定人,从而根绝社会的奴役,主张把自然力量驯化而为人类服务,这些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共产主义实现之日都会全面得到实现。“人类之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调整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溶化在“人类之爱”的共同信念之中,道德规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空前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功绩在于：认识到了在共产主义图景中,人性复归和真正人的道德达到了统一。达到统一的力量不是单个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社会的力量。从此,空想的“新道德世界”或“和谐社会”就变成了科学的理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乐厅里一定会听到真正人的道德和人性复归的美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