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与新中国伦理学 | 听哲里 • 学人故事

本期学人：罗国杰教授

学人简介：罗国杰（1928—2015），河南内乡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中国伦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道德与文明》主编、国家教委（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会主任、特邀总编辑。

1963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教学已不能正常进行，学术批判的风越刮越盛。1964年，我因被指在“剥削阶级道德可以批判继承”的大讨论中犯了“错误”，而被取消了哲学系副主任的职务，到农村参加了两年的“四清运动”。同时，伦理学教研室也被取消了。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直到1977年，我个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才恢复了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我回到了学校的哲学系。我回到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恢复伦理学教研室。原来教研室的成员，除我以外，仍然在哲学系的只有姜法增一位同志。我首先从北京市委请回了原来在教研室工作的许启贤同志，然后，同马博宣、宋希仁同志商量，希望他们能到伦理学教研室和我一起工作，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伦理学教研室就这样恢复了，我们五个人，重新开始了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罗国杰教授在伏案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高等学校恢复了招生，教材的编写成了最急需完成的工作。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已经成为伦理学学科建设的紧迫需要。1978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教材工作座谈会，确定全国高校伦理学教材的编写中应有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就在全国首先建立了伦理学教研室并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因此会议决定，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由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伦理学教研室编写，在下达这一任务的同时，还为编写此书拨出了大约10000元的经费，并要求尽早把这本教材编写出来。

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

1978年，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刚刚恢复，原来大多数的教师都离开了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的人员只有我、许启贤、姜法增、马博宣、宋希仁和研究生王伟，大家共同讨论提纲，由我拟定全书的章节并确定各章的撰写成员。尽管本书是在参照教研室1962年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的，但是编写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吸收、创新、探讨和建立体系的过程。

1978年9月，在学校和哲学系的领导和组织下，编写工作开始。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定的基础，但经过十几年的停顿，几乎可以说是从头开始。

我们参照原来的大纲，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拟定了新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章节。在编写中，我们仍然是从阅读经典著作和大量中外有关伦理学的参考文献开始，从国内伦理道德的实际问题出发，构建起一本具有我国特色的教材。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教研室的同志们（1979年，研究生王伟同志也同教研室的五位同志一起，参加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编写工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上下册），于1980年年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经过试用之后，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

这本教材，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校通用的伦理学教科书，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和国家教委的奖励。作为新中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伦理学教科书，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面对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种荣誉，我忐忑不安，只有更加勤奋工作，才能不辜负社会和学校的信任，也才能使自己心安。

与此同时，在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的过程中，根据此书的框架体系和章节内容，还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供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学中参考。  1986年12月，我被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并颁发了由国家人事部印制的红皮证书。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我想，这一荣誉的取得主要是由于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这是教研室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通行全国三十年的伦理学教材

学校接到国家人事部的通知，内容如下：

哲学系罗国杰、经济学研究所胡乃武、苏联东欧研究所周新成被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1979年夏季，国家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一次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议，在伦理学这一学科组，参加会议的有李奇、周原冰、周辅成、刘启林和我等。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伦理学今后的发展，大家议定了四件比较紧迫的事：一是要编写教材；二是要加强伦理学研究；三是要培养伦理学人才；四是要尽快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伦理学会。李奇同志主动提出，由她来推动成立全国性的伦理学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会议商定，由中国社科院领导，我们几个人做发起人，于1980年夏季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全国伦理学讨论会，并在这次会议上成立全国伦理学会。

参加全国伦理学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留念

1980年，在无锡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伦理学讨论会开得很成功。社科院的领导和一些专家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选举了全国伦理学会理事会的理事，推举了伦理学会会长、副会长。李奇任会长，周原冰、周辅成和我任副会长，刘启林任秘书长。伦理学会的章程规定，每四年改选一次。

1984年，在四川召开全国伦理学会，进行改选。事前我和李奇、刘启林等商量，希望仍然由李奇担任会长。当时，李奇和我是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伦理学分卷》的主编和副主编，由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在烟台统稿，所以最后决定李奇到四川主持全国的伦理学会，我到烟台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修改工作。结果由我担任全国伦理学会的会长，由刘启林、魏英敏、许启贤任副会长，陈瑛任秘书长。此后，连续四次改选，都由我继任会长。1984-2004年，我担任全国伦理学会会长整整20年。2004年改选，我任荣誉会长，陈瑛任会长。

聘请罗国杰同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常务副主编

在担任全国伦理学会会长的20年中，我力求使中国伦理学会成为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的学术团体，并全力引导中国伦理学会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术团体，提倡伦理学研究要同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要紧紧地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伦理学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在每一次的讨论会上，我都认真负责地按照当时我国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作一个既有学术导向又提出思想道德方面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和伦理学工作者应注意的问题的报告，希望能够引导伦理学界的同仁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在我担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的20年中所举行的10次理论讨论会后，都出版了会议的论文集，从这些论文集中我的发言和参加者的论文，也可以看出中国伦理学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坚持的原则。

中国伦理学会成立30周年庆典

暨首届学术成果颁奖大会合影留念

我们始终坚持中国伦理学会的正确导向，使中国伦理学会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积极参加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各项重要工作，先后同中宣部、共青团等单位联合发起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参与了《公民道德建设》的起草，并且同中宣部等单位联合确定把每年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日”等。中国伦理学会还同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的伦理学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进行了学术讨论，扩大了中国伦理学会的影响。

由于新中国从一开始就认为伦理学是一门伪科学，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化的摧残，所以伦理学学科的人才是极少的。因此，开办全国性的伦理学学习班，把愿意从事伦理学研究的人集中起来进行短期培养，就成为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任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恢复正常并开始讲授“伦理学”课程以后，国家急需伦理学的教学人才，就显得更加突出。1980年夏天，在无锡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伦理学讨论会上，许多同志提出了要求人民大学办伦理学学习班的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师进修班结业留影

在无锡会议期间，我开始考虑大家的这一意见。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件有长远意义的事，应当抓紧去做。从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的力量来说，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相对来说，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完成这个重要而又光荣的任务的。决心一下，我就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首先是向有关高校发出通知，看看有多少人报名，如果报名的人太少，这个班也就无法开办了。但是，出乎意料，报名相当踊跃，初步统计，已经有30多人。这样，开办伦理学学习班的事很快就得到了学校的同意。

1981年上半年，我们开办了人民大学第一期伦理学学习班。参加这期伦理学学习班的有唐凯麟、陈楚佳、许广明、王福霖、唐能赋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伦理学战线上有成就的学者。

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第一期伦理学进修班

什么人来担任讲课的教师？“伦理学原理”由我来讲授，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我曾在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班、美学班讲授过这门课程，而且编写过伦理学教材的大纲，组织撰写过繁简两种伦理学讲义，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已经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另外，对“西方伦理思想史”这门课，我也有一定的研究和兴趣，当时正在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名著，我很愿意承担这门课的讲授。对“中国伦理思想史”这门课，我们请了北京大学的朱伯崑教授（后来，朱伯崑教授将他的讲稿《中国先秦伦理思想史》出版）和姜法增共同担任。就这样，这个班顺利开班了。其他兄弟院校的教师，如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也来学习班听课。由于在全国这个伦理学学习班是第一期，所以同学们曾经开玩笑说，这个班就是“黄埔一期”。

在办班的过程中，一方面，作为教师，我要承担“伦理学原理”和“西方伦理思想史”两门主要的课程；另一方面，我又要负责这个班的组织、领导和生活安排等工作，实际上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比如，从广东中山大学来的同学经受不了北方气候的寒冷，我就要给他送去毛毯等。这是一个新兴的、融洽的、团结的集体，大家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每个人都意识到所担负的责任，这就是要为新中国的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在这期学习班上，大家都抱着重新学习的态度，相互切磋、相互启发，提高了我们对伦理学许多问题的认识，增强了在我国开展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1983

伦理学进修一班结业留念

第一期伦理学学习班结束后，反响比较好，接着我们又办了第二期。在招生通知发出后，要求学习的人比第一期多了一倍还多，这第二期就分为两个班。

为了培养更多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人才，使他们有较高的学历，我们在人民大学还开办了两期伦理学硕士研究生班，这两期研究生班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获得了硕士学位。

为了培养更多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人才，我们又同沈阳市委党校合作开办了沈阳班，如陈勇、张国春、王莹、王淑芹、肖群忠、高力等都是沈阳班的学生。研究生班的这些学生，有一些还攻读了博士学位，成了我国伦理学的骨干。

罗国杰教授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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