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民免疫到全民居家，英国政府抗疫如何取信于民？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传播失真的情况时有发生，人们的恐慌情绪往往容易被放大和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猜忌、冲突和对立。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冷静地、宽容地、友好地对待特殊情况下的人和事。为此，中国伦理在线在抗疫专题中策划了主题为“全球疫情中的伦理与人情”系列文章，邀请此时仍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向我们客观讲述当地的疫情和抗疫纪实，同时从伦理的视角透视疫情下的文化百态和人情冷暖。我们首篇推出的文章是由正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逍同学撰写。希望这个系列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从伦理上加深对异域文化的理解，面对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燃起一支小小的火把。     

 01  导读  

距离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爆发至今已经约有3个月了。面对一场爆发在8800公里之外的疫情，英国政府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在格林尼治时间1月31日，由政府组织的撤侨专机承载着83名英国人从武汉抵达牛津郡的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机上的乘客随后接受了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   

 在同一天，英格兰公共医学部门也宣布首次在英国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两名近期到过中国的中国籍人士被确诊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随后也被送往纽卡斯尔的NHS（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医院进行隔离观察和治疗。一直到2月26日，经过检测的7132人之中，只有13人被确诊携带新冠病毒，而这其中已经有8人康复出院。    

不过，在英国新冠病毒的爆发似乎以一种令人超乎意料的速度进行着。截止4月9日上午9点，英国政府官方公布已经累计进行了298,169次针对新冠病毒的测试，在243,421名被检测者中，其中65,077人确诊。截止到4月8日下午5点，在已经确诊住院的新冠病毒患者中，7,978人在与病毒的生死搏斗中失败，不幸离世。      居住在一个新冠病毒最先爆发而又最先得到控制的国家，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对新冠病毒是否在世界其它地区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仍然保有一丝关注的话，那么他/她或许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是：其它国家如何应对本地疫情的传播，这些措施对本国居民有何影响，以及他们的做法是否借鉴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那么也许有人还会希望知道形成这些现状的原因。   

 这片文章将以英国为例探讨上述问题。文章的第二、三部分都将基于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分别描述英国政府自病情在英国出现伊始至今所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英国普通居民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则简述英国主流媒体中所出现的对中国应对新冠病毒措施的一些评价。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读者则可以期待看到一些从价值判断角度对英国应对新冠病毒传播措施的分析。   

02   防疫措施路线图  

1月-2月：对疫情进行控制    

英国政府防止疫情传播的措施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并无不同。测试具备新冠症状的疑似患者、将确诊患者送往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追踪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并建议其隔离、及时更新针对公民出行的旅行建议，这些总结大概就是英国政府在1月和2月之间的主要防疫措施。    

在1月27日的议会质询上，卫生大臣表明：政府，特别是NHS系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每一项急救服务方面，NHS都拥有专业的团队。一些具备受到良好训练的工作人员和设备的医院，也已经准备好接收并护理任何高度感染的患者”；在2月6日，NHS英格兰地区主管要求每一家英格兰地区的NHS医院设立独立的区域，隔离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在2月11日的议会质询上，卫生大臣表示，政府已经建议所有从中国及其周边返回英国的旅行者，即使出现非常轻微的咳嗽、发烧和呼吸不畅，也要及时告知NHS并自我隔离14天。等到2月底，政府要求所有去过意大利11个已经被隔离城镇的居民务必在家自我隔离。   

 3月初-3月23日：延缓疫情传播   

 整个英国并没有在政府应对疫情行动计划中的“控制”病毒传播阶段停留很久。在3月12日，政府公共健康部门就正式宣布，现在已经进入到“延缓”病毒传播的阶段，也就是政府行动计划的第二步。   

 正如鲍里斯数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一样，英国政府的决策将会严格依赖科学证据的提供，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政府的首席医学官也在多次解释，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模型分析，帮助政府进行科学的决策。这种决策思路和方法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在3月份的前3周里，面对逐渐显露的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的趋势，英国政府推出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也间或引起争议的应对措施。   

 进入到延缓疫情传播阶段，也就意味着鲍里斯政府判断新冠病毒在整个社会的大面积传播是几乎确定的事件,政府给公众的医疗建议同时也发生了改变。英国政府及时更新了它对普通民众的建议——非常简单明了的“勤洗手”。在3月6号参观一家位于Bedfordshire的研发新冠病毒检测工具的实验室时，鲍里斯本人亲力亲为地在镜头前示范如何洗手，同时哼唱两遍生日快乐歌来计算洗手的时间是否达到20秒。同时，在商场、餐馆以及学校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也越来越多地可以看到关于如何正确洗手的图示。      

进入到延缓疫情传播阶段之后，与“控制疫情传播”阶段的建议略有不同，英国政府医疗部门在此阶段要求任何出现“超过37.8摄氏度高烧”和“新出现的持续的咳嗽”这两项症状的居民，要严格自我在家隔离，哪怕出现这些症状的居民并没有去过任何疫情已经爆发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在自我隔离的7天里，居民并不需要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网络111来告知NHS自己的状况。不过，如果在自我隔离期间居民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或者是在7天的自我隔离之后身体状况没有好转，那么居民仍然需要联系NHS获得医疗帮助。   

这项医学建议在3月16日之后被英国政府进一步细化发展为：如果任何人出现持续性的咳嗽和高烧，那么整个住户内的所有人员，无论是家人还是室友，都需要自我隔离14天。英国居民也被要求尽量减少对NHS服务的使用，并且在必须求助NHS的时候尽量通过NHS网站进行联系。   

 一些社会影响较为广泛的措施则一直要等到3月16日政府才予以公布。在3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鲍里斯公布了可以算做非常具有实质影响的措施，比如，建议人们避免大型集会、避免聚在类似于酒吧、俱乐部和剧院之类的地方；再比如，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在家办公，尽可能地避免走亲访友，特别是看望在养老院的亲人；还有，在人们不得不外出的时候，需要尽可能地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通常被认为是2米。因为鲍里斯表示，政府将不会为大型集会，如体育赛事等提供保障服务，所以包括英国足球联赛在内的体育活动也随即中止或被推迟。   

 上述这些力图促使公众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看上去更像是建议而非命令。以避免在公共场所聚集来为例，鲍里斯政府建议公众避免去酒吧餐馆和剧院这样的场所，而非要求这些场所直接关闭。又比如，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在家办公和在身体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症状的时候主动在家隔离，实际上也更多地依赖个体的自觉性。因此，有记者在提问环节问到，为什么不把违反这些建议的行为视为犯罪行为。对此，鲍里斯的回答是，政府当然有权力这样做，不过我假设的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会遵循政府的建议。    

一个值得关注的记者提问是，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更为广泛、程度更深的管制措施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仍然没有要求关闭学校）。作为回应，鲍里斯表示，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英国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此前，鲍里斯政府就多次表示，希望在病毒爆发的高峰时段采取程度最深、最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使得较为“极端”的措施发挥最大效果，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为了降低关闭部分公共场所对经济的影响，英国政府财长在3月17日宣布了规模庞大的财政支持计划，包括3300亿英镑的贷款，以及200亿英镑的其他资助。这位2月中旬上任的财长表示：“任何需要现金来支付他们的房租、员工工资、供应商或者是采购物品的企业，都将以优惠的条件获得政府背书的贷款”。    

英国政府为了维护经济所提供的财政支持，在随后继续加码。卫报在3月20日报道， 财长宣布英国政府愿意为那些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但不解雇员工的企业代付至多80%的正常员工工资，数额为每个月不超过2500英镑。经济学家估算，这份在英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计划，意味着政府有780亿英镑的额外支出。    

3月23日至今：措施升级    

3月23日晚间，鲍里斯代表政府进行的面对全国民众的讲话可以被认为标志着整个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措施的升级，而这一状况维持至今。尽管“勤洗手”仍然是政府对居民最为重要的建议之一，但是这时英国政府广泛宣传的口号已经变成了“待在家里，保护NHS，拯救生命”。这个口号可以简要解释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基本思路，即通过让居民待在家里降低病毒传播速度，进而降低民众对NHS医疗服务的需求总量，最后把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NHS能够应对的范围之内。      

鲍里斯要求民众待在家里，仅仅出于下述一些目的才可以离开，比如：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每天一种形式的体育锻炼——例如跑步、走步、或者是骑行 ；有任何医疗需求，为脆弱群体提供帮助或关怀；非常必要的在家庭和办公场所之间往返。    

为了配合让民众待在家里的要求，政府同时采取了相比于3月16日所公布的建议更为严格的措施，在关闭酒吧、俱乐部、剧院等场所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关闭所有不销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包括服装店、售卖电子产品的商店；关闭图书馆、运动场、户外健身房和宗教祷告场所；停止任何超过2人的公共聚集，除非这些人都居住在同一户房子内；停止所有的社交活动，包括婚礼、受洗以及其他仪式，但不包括葬礼。   

 伴随着全民居家的要求，NHS在3月24日公布了250000名志愿者的招募计划。这项志愿者招募计划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帮助NHS应对迅速增加的服务需求，缓解人手紧张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了帮助大约150万需要严格在家隔离的高危易感人群。这些已经具有不同程度其他健康问题的民众被认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所以被政府要求严格地待在家里。隔了一夜，大约有170000名民众响应NHS志愿者计划，等到25日下午鲍里斯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已经有504303名民众报名注册NHS志愿者。这个远超英国政府预期的数字使得NHS将最后的招募目标人数大幅度提高到750000人。    

NHS同时启动的还有另外一项征召近期退休人员返回岗位的计划。根据卫报报道，截止3月25日，已经有12000名退休NHS工作人员应召返回前线，投身抗击病毒传播的工作。    

为了增强NHS治疗数量逐渐增长的患者的能力，英格兰地区的NHS在3月24日宣布，将在伦敦Excel内建立一所临时的重症护理医院。英国电讯报4月8日报道，英国军队将帮助建立17家专门收治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的方舱医院。在4月3号，被测试感染新冠病毒，经过7天自我隔离之后自行恢复的英国王储查尔斯，远程主持了前述伦敦Excel展览中心内的南丁格尔医院的开幕仪式。   

 伴随着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措施的升级，英国政府外交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3月23日，外交部要求所有在海外旅行的英国公民立即返回英国，此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闭边境或者是采取限制旅行的措施。天空新闻在3月31日报道，英国政府将花费7500万英镑安排飞机运送滞留海外且无法搭载商业航班的英国公民回国。在4月6日，外交部更新了它对民众的旅行建议，即无限期避免前往国外的旅行。   

03   普通居民生活的变化   

支持率   

 因为英国政府延缓新冠病毒在境内传播的措施涉及到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中最基础的方面，所以它无疑对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我们观察英国居民的具体生活变化之前，可以通过统计数据了解民众对政府应对新冠病毒传播危机的态度。   

 曾经非常精准地预测了英国脱欧投票结果的调查机构YouGov在截止到4月15日的一则调查显示，总计68%的受访者表示，英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上，表现的“非常好”或者是“还不错”。这一数字比大约一个月前，即3月13日的调查结果增长了13%。   

 另外，You Gov在3月24日进行的调查显示，自从2019年7月份上任以来，首相鲍里斯的支持率首次超过了不支持率，并且是以55% VS 35%的比率大幅度赶超。要知道，仅仅在YouGov在3月份上半月进行的民调里，鲍里斯本人的支持率只是43%，而同期不支持鲍里斯的人占据被调查者的46%。而在鲍里斯去年7月上任伊始，同一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不支持鲍里斯。   

 此外，一项得到广泛参与的活动可能也可以从侧面反应民众对于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措施的态度，特别是“保护NHS”这一项的态度。在过去的几周里，每周四晚8点，很多英国民众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在自己家门口为工作在第一线的NHS人员鼓掌。不但首相鲍里斯在住院前的两周连续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参与鼓掌，女王暂居的温莎城堡也把照亮塔楼的灯光调成了NHS所使用的蓝色。   

 在这个时候非常完整地描述大多数英国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项改变是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的，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通过观察居民在英国政府于3月24日所公布行为指导措施中的几项活动 ——购物、外出锻炼、进行社交活动——的行为改变，来窥见大多数英国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实际变化。如果在我们的采样观察中再添加上民众对NHS的反应，那么，反应多数居民生活变化的描述将更为完整、生动。   

 购物   

 和多数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民众也经历了从恐慌性购物到合理按需购物的转变。根据地铁报的报道，至少在3月5日，在伦敦西南部的New Malden的Tesco超市已经发生了针对厕纸和意大利面的恐慌性抢购——原本堆满了相关物品的货架上厕纸和意大利面已经所剩无几。至少在3月7日，位于英国中部地区伯明翰市Selly Oak地区的Sainsbury’s超市里，原本塞满厕纸的数米长货架已经空空如也。    

无论是英国政府亦或是各大超市，都一直劝导民众理性消费、合理购物，并同时采取措施限制居民对紧俏商品的单次采购数量。在3月7日，电讯报已经报道本土主要的超市之一Tesco已经开始限制购物者对罐装黄豆、干意大利面和长期牛奶的采购数量。等到3月19日，根据卫报的信息来看，几乎所有的英国连锁超市都已经设置了管制措施。像Sainsbury’s要求每项日常用品单次购买不超过3件，而对于厕纸、香皂和长期牛奶这样的紧俏商品，则每次只可购买2件。    

  恐慌性购物除了在短时间内给各个超市的供应链增加巨大的压力之外，也给部分群体带来了极大的购物困难。3月20日快报就报道了NHS医护人员在下班之后无法从空荡荡的货架上采购到任何所需的普通生活物资。针对这一情况，英国几乎所有的连锁超市也专门给NHS医护人员和老年人等群体开辟了单独的购物时间。    

恐慌性购物的情况在随后很快得到了缓解。在3月31日BBC报道Aldi, Morrisons, Waitrose 和 Asda已经逐步解除了部分商品的购物限制。    

外出锻炼   

 多数英国居民逐渐接受政府的另一项要求—— 每天至多进行一种形式的户外锻炼，并在锻炼的时候不与居住在一起的室友或者家人之外的人接触——可能同样花费了一点时间。    

Business Insider和独立报在3月25日的新闻表明，英国警察在伦敦的一处公园驱赶大量进行日光浴的的民众。金融时报在3月30的报道则采用了数据统计的方法。根据谷歌地图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在3月24日到3月27日期间，伦敦里士满公园的繁忙程度并不逊色于平时。而海德公园的人流量虽然在3月18日到29日期间有显著下降，但是总量仍然可观。    

可能正是因为一些民众在封城期间仍然前往公园聚集，所以虽然英国政府社区大臣在4月5日接受BBC广播台采访时表示“关闭公园和开放区域是最后考虑的措施”，镜报在早一天的报道中提到，因为当天有3000人次前往公园活动，位于伦敦南部的Brockwell 公园不得不决定在周末关闭。   

 非必要出行和社交活动    

实际上，在3月份早期，地铁和巴士等公共交通服务的使用量已经开始降低。路透社在3月16日的报道表明，在3月2日开始的一周里，伦敦地铁服务使用量降低了19%。统计数据还表明，和去年同期相比，伦敦巴士的乘客数量降低了10%。公共交通服务承载的客流量在随后继续下降。根据独立报3月30日的报道，在英国实际上实行软性的暂时封闭城市的措施之后，伦敦市的出行总量降低了大约90%。这一数据与伦敦交通局的预测基本吻合。伦敦交通局表明，地铁和轨道服务的使用量较之前已经下降了90%。     

 自3月23日英国政府要求居民待在家里之后，一则英国工党议员拜访自己父亲的新闻一度引发了关注和讨论。Stephen Kinnock在3月28日发出的一则推特中晒出的图片表明，他自己前往父母家中为父亲庆祝78岁生日。这一则推特随后引起了南威尔士警察局的回应称：“我们知道庆祝你父亲的生日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情，不过，这并不属于必需的出行…我们劝你遵守政府的限制措施”。对此Stephen Kinnock随后回应道自己是前去给父亲送一些生活必需品，所以这样出行是必需的。    

关于Stephen Kinnock探访自己的父亲是否是必需出行的争论，可以看出警方和民众对于英国政府的软性封城措施本身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媒体之后报道的另外一则新闻则更将这种潜在的差异表露的更为明显。    

根据快报的报道，4月1日一名在约克的41岁妇女因为在纽卡斯尔中央火车站站台间闲逛，而且拒绝向警察解释自己此次出行的目的而被警方移送法庭。这名妇女被处以660英镑的罚款，并被要求支付其他的相关诉讼费用。不过，随后在英国交通警察和皇家检察署表示，这名妇女因为被以“2020新冠法案”中的错误条款起诉，所以决定撤销整个案件。    

不过，一项出行活动是否是非必要的并不总是一件引起争论的事情。根据卫报4月5日的报道，苏格兰政府首席医疗官因为自己没有遵守政府的避免非必要出行建议，两次前往自己的另外一所住宅，最终宣布辞职。尽管此前首席医学官本人一直作为苏格兰政府发言人之一劝导民众避免非必要出行，尽量待在家里，以减缓病毒传播。    

值得留意的是，天空新闻在4月9日报道称大曼彻斯特地区警方在近期根据举报共关闭了494场家庭聚会。这可能说明了尽管总有在封城期间违背政府命令举行聚会的行为，但是，接受政府建议——居家隔离、避免2人以上聚会——的居民不但广泛存在，而且愿意自发地通过向警方提供线索以维护封城令。  

 04   英国媒体眼中的中国抗疫措施 

 自从1月下旬新冠病毒在国内爆发开始，英国媒体一直对这场感染病的爆发保持着适当关注。虽然早在1月24日，地铁报的一篇报道就以“中国是否正在掩盖新冠病毒爆发的情况有多糟糕？”为标题。这篇文章依据帝国理工学院的传染病中心模型分析结果，认为截止到1月18日，在武汉已经有1000-9700人感染新冠病毒，而此时的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则是830人。此外，尽管可能还可以寻找到一些英媒对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爆发的评价，但是数量并不算多，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新冠病毒被认为是一件物理距离比较远的事情。    不过，比较明显的是，在新冠病毒自3月份开始在英国明显开始传播之后，英国媒体对新冠病毒的关注度有了实际的提高，而中国应对病毒传播的措施也间或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3月初的英国部分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中国应对新冠病毒传播措施的指责，即掩盖信息、对医生禁言、没有及时地在病毒爆发初期及时向公众预警。      

比如，在3月4日Channel 4新闻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Bruce Aylward时，主持人在询问问题的过程中做了一个具有预设立场的判断，即，中国采取封城等严酷措施，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伊始，并没有给予恰当的充分的关注。对此，世卫组织的官员非常明了地回应到：没有人可以在疫情一开始便做出恰当的反应，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类似的，在3月9日BBC记者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Gauden Galea时，也问到了早期关于新冠病毒爆发信息的不透明性是否将全球健康置于危险之中。不过，世卫组织官员对中国的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进行了比较高的评价——更多的人本来可能被感染，但是得益于有力的措施，现在新增感染人数已经渐趋平缓。   

 3月29日，英国政府内阁大臣 Michael Gove在接受BBC 记者采访时，非常明确地指责中国没有成功地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在被记者问到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为疫情的爆发做出恰当的准备时，内阁大臣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在新冠病毒爆发伊始所采取的行动。Gove声称，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已经大量地增加了检测数量 … 中国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携带者在去年12月确诊，但是一些来自于中国的报道对于新冠病毒的感染性、特质和传播规模并不明确。当然，这种针对测试数量不够的甩锅解释随后就受到了许多批评。   

 甚至，直到4月6日，我们在独立报的报道中依然可以看到对中国没有透明地传播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信息的指责。一份来自于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称，中国本应该作为疫情首先爆发的国家，收集数据并和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帮助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委员会负责人，保守党议员Tom Tugendhat在写给周日邮报的报道中呼吁，英国在这个时候应该重新考虑它和中国的关系。   

 相比于前述指责，一个看上去更为激进的观点也在最近出现。一家位于伦敦的小型智库Henry Jackson Society在4月5日发布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说，有证据表明中国违背了保护国际健康的责任。根据这家智库的估算，英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损失约为3500亿英镑，而这笔钱则应该由中国来赔偿。 

  05   对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价值分析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的传播定义为流行病以来，新冠病毒的传播无论是从事实上，抑或是在人们的认知上，都已经成为席卷全球多数国家的一场危机，对受到影响的每一个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几乎波及全社会的、无可逆转的巨大影响。对英国而言，亦不例外。当我们了解了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包括了绝大部分关键信息的关于英国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在本地爆发的介绍，是时候回答在本文伊始提出的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英国是如何应对本地疫情的，为什么这样做？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成功经验是否/为什么没有帮助其它国家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于疫情状况仍然处于每天急剧变化的英国来说，面面俱到地评价英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在当下显然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和评价这些应对疫情的措施所反应的对价值原则的取舍。    

接下来，我将先尝试为第二个问题提供一种答案，然后聚焦于解答另一个问题。    中国相对成功地在短时间内暂时控制住新冠病毒传播的经验以及信息的分享，无疑给英国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部分政府官员指责国内没有透明、有效地分享与疫情爆发程度和影响相关的信息，恰恰证实了英国（乃至于其它国家）对在中国境内疫情传播的信息的依赖，也证实了中国本身主动分享与新冠病毒传播有关的信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是，在英媒上非常容易找到很多关于可能采取的封城措施的报道，即英国政府在疫情在中国初现时，就断定英国绝无可能采取中国式的严格封城措施。所以，如果说英国本身忽视来自中国的应对新冠病毒传播的经验和信息，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过，如果随之断定，英国政府因为中国的一些抗击疫情传播的措施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而因此决定效仿，则同样也是一厢情愿且不符合事实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是，无论是波及面大、影响范围广的封闭城市，或者是具体措施如追踪监测，都是标准的应对流行病传播的措施，并无中国特色。同样的，野战医院或者说方舱医院，也并非是一项创新性举措。而对于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上述各项控制疫情的措施，则完全依赖于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这些具体情况不但包括医疗承载力、经济基础这样的客观标准，也包括公众信任、自由和民众福祉等。    

  谈到公众信任、自由和民众福祉，则是时候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英国政府可能是基于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来采取相应的应对疫情传播的举措，特别是，为什么采取了软性封城措施。   

 先说说公众信任。从疫情在英国出现一开始，特别是3月初疫情呈现爆发态势以来，英国政府在实施各项与应对病毒传播的措施的过程中，始终展现出赢得公众信任的努力。建立公众信任对于英国政府成功实施一系列应对疫情的措施而言，无疑是无比重要的。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英国民众不必然支持政府的应对疫情的措施，即便这些措施声称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公众健康。正如在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一样，在应对新冠病毒传播危机的过程中，首相鲍里斯获得了上任以来的最高支持率55%。这个数据至少表明，还存在着比例上有着显著统计学意义的英国民众不支持，乃至反对鲍里斯政府的应对疫情的措施。来自部分民众的反对显然不可能仅仅通过强制命令或者是管制来实现，即便不考虑单纯的管制可能引发的抗议和敌对情绪，这种做法对实际控制疫情的效果也是弊大于利的。    有鉴于此，赢得公众信任，劝导公众遵从政府防疫思路，并进而遵守防疫措施，则自然而然地成了英国政府的策论之一。获得公众信任的第一步在于让民众充分了解现状。也大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英国政府在自3月初开始的每日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发布会上，都以一种和公众对话的方式来公布疫情状况和更新政府的每日应对疫情的进展。及时全面地让民众了解疫情现状的做法背后所依赖的信念是，多数英国民众可以基于充分的信息、理性的思考，最后认同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并遵守。而获得公众信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则是相信民众可以理性地在分享政府掌握的信息的情况下，理性地思考和行为。所以，即便英国议会通过的“2020新冠病毒法案”虽然授予了政府巨大的权力来实施各项严格的防疫措施，英国政府实际上采取的软性、不算极端的封城举措还是高度依赖民众的自觉性。    

来自于鲍里斯本人某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或许可以比较简练地概括英国政府对民众信任的期待。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我当然可以让卫生大臣立法，禁止公众握手。但是这并没有必要。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成年人可以理性地思考。      

接下来再说说民众自由和福祉。虽然封闭城市是应对流行传染病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封城，封城多久，如何解除都是非常具有挑战且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一方面，封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疫情传播，并为疫苗或有效药物的研发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封闭城市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一点都不比疫情传播所造成的影响小。对于多数普通居民而言，因为封城而长期居于家中很容易对自身的精神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诱发抑郁情绪。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面临着失业的窘境。对于需要医疗资源治疗普通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面临着诊所关闭、医院停止接诊，手术无限期推迟的境况。对于少部分受到家庭暴力或者是家庭关系不和谐的民众来说，长期被迫居家隔离，则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至少从英国政府的各项措施来看，政策的制定相对充分地考虑了普通居民的自由和福祉。在经济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样，英国政府给直接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代发部分员工工资。而且英国政府陆陆续续在之后也出台了一系列补充措施，包括给自由职业者发放部分工资、划拨专款支持慈善团体等等。    

在民众的精神健康方面，最为具有英国特色的可能就是前文提及的封城措施允许民众每天进行一种形式的户外锻炼。如果说循循善诱引导民众遵从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基于一种大多数普通民众都可以理性思考的假设的话，那么允许民众不受审查地外出购买生活必须品和适当进行户外锻炼则是假设理性的人也不可能一直完全理性的遵从防疫措施。特别是长期居家隔离对精神状况的负面影响是大多数人都深有体会的，而保持社交距离地户外活动，则无疑为保持健康和调节情绪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对个人精神状况的调节也可以进一步保证普通居民可以在更长地时间内居家隔离。   

 在针对普通民众的医疗资源分配方面，英国政府除了要求普通民众在发现自己具有感染新冠病毒症状初期主动在家隔离之外，可能另一项影响较大的政策就是在3月23日宣布全面封城的时候便明确要求150万高危群体（主要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在家隔离至少12周，并且禁止亲属前往养老院看望高龄老年人。正是因为现有数据表明高龄群体感染新冠病毒的比率远高于其它年龄段人群，所以通过对高危人群的格外严格的隔离要求，英国政府实际上也在尽量避免他们受到影响，避免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需要被分配时考虑仅有的一台呼吸机到底是给年轻患者用还是给高龄患者用这样的道德难题。    

面对封城期间在总量上明显增长的家庭暴力事件，不但慈善团体和部分大型连锁酒店共同开辟单独的房间以收留因躲避家庭暴力而离开的居民，英国政府内政部也允诺投入200万镑建立单独的帮助热线和网络支持。   

06   结语  

在周边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如德国、西班牙开始逐渐放松封城措施的今天，英国为控制新冠病毒扩散而采取的封城措施暂时还没有放松的迹象。一则来自独立报的报道，或许可以反映现在英国社会的处境。4月12日是今年的复活节。曼彻斯特的一名年轻的警察在负责区域巡逻的同时，为当地社区因为遵守封城要求而待在家里的小孩子们运送复活节彩蛋。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两名警察因为劝阻一名违背封城措施而去走访朋友的29岁男子而受到袭击，其中一名警察的手腕处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在这则新闻里，既有遵守封城要求待在家中的小孩子，也有在一线工作维持秩序甚至传递爱与希望的警察，也有违反法令不听劝阻的青年男子。这则故事可能正是英国社会普通民众面对封城措施的状态的缩影。

张逍 英国伯明翰大学哲学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