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冠全球大流行，生物伦理学如何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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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BC）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发布联合声明，以就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时需要考虑的基本伦理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并提升公众相关认知。这份题为《关于新冠疫情的声明：全球视角下的伦理思考》表示，政治决策应该以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但其合法化决不能仅凭科学，应对这场充满未知的危机，政治学、科学、伦理学和法学之间公开的对话尤为必要。另外，该声明强调各国要尤其关注弱势群体，采取行动，以避免他们的处境恶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

伦理委员

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联合声明： 

 全球视角下的伦理考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种由 SARS-CoV-2 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新型传染病，现在已迅速发展为 “大流行” 的程度，急需全球生物伦理学的反思与应对。所引发的许多伦理问题需要我们抛开分歧，共同思考伦理上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根植于人权的生物伦理学和科学与技术伦理学应该在应对这一挑战性的 “大流行” 中发挥关键作用。   

作为生物伦理和科学技术伦理领域的国际咨询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外文缩写为IBC，简称“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外文缩写为COMEST，简称 “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认识到，为了把重点放在我们共同的需求和责任、参与对话、寻找克服眼下严峻局面的措施上，超越政治边界、地理边界和文化差异显得十分紧迫。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生物伦理和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基于政治决策须以科学为依据、以伦理为指导的信念，推进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设性的对话。  

 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愿从全球视角出发，强调一些重要的、迫切需要关注的伦理问题，并呼吁各国政府基于以下建议采取紧急行动：   

1. 由于 “大流行” 特别是由一种新的病原体所引发的 “大流行 ”存在着不确定性，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健康与社会政策应该以可靠的科学证据为依据、以全球伦理的考量为指导。建议开展国际行动，尽可能地采用统一标准收集有关这一大流行病扩散及其影响的数据。制度化优先考虑个人和社区健康与安全的政治战略是根本且必要的，同时通过开展科学、伦理学、政治学间跨学科对话确保战略的有效性。政治决策应该以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但其合法化决不能仅凭科学。应对这场充满未知的危机，政治学、科学、伦理学和法学之间公开的对话尤为必要。  

 2. 在此背景之下，有人担心，在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对流行病学数据的回顾性分析而激发的政策可能会损害公众的安全。例如，“群体免疫” 的概念需要非常谨慎的伦理审查，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缺乏重症监护设施，该政策可能对生命造成威胁并导致医疗状况无法维持。因此，个人健康和社区安全可能遭受负面影响。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强调，没有建立在可靠科学知识和实践基础上的政策是违背伦理的，有违全球为应对该大流行病做出的共同努力。  

 3. 大流行病显然暴露了各国医疗体系的优缺点，以及获取医疗服务的障碍和不平等问题。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强调，卫生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无法充分获取医疗保健是许多问题的核心。政府需要把资源分配和建立强有力的公共卫生系统放在议事日程最重要的位置。然而，这可能需要国际协调。宏观层面的政治决策对微观层面的资源分配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如病人分流）。在大流行病的背景下，由于对获取治疗的需求呈指数级快速增长，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和具有挑战性。只有基于公正、有益和公平的原则的医疗资源的宏观和微观分配才是合乎伦理的。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对患者的收治应优先考虑临床需求和有效治疗。程序必须透明，人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人权框架下的伦理原则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对健康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2005年）第14条指出，“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 是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在当前情况下人人有权获得最高水平的医疗保健。    

4. 在 “大流行” 时期，弱势群体变得更加脆弱。我们要尤其注意到与贫困、歧视、性别、疾病、丧失自主权或功能、老年、残疾、族裔、监禁（囚犯）、无证移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相关的脆弱性（见《IBC关于对难民状况的伦理应对的报告》（2017年））。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重申我们对保护弱势群体的集体责任，以及避免不论是口头还是身体上的任何形式的侮辱和歧视的要求（见IBC关于不歧视和不歧视原则的报告（2014年）；关于尊重弱势群体和人格完整的原则（2013年））。检疫和隔离等措施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很大。家庭暴力、生活在不稳定经济形势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人都需要特别关注。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支持他们，研究避免他们的处境恶化的策略，并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由于大流行病和隔离所导致的焦虑和心理压力。    

5. 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面临很高的风险。这突出表明，我们的健康权只能通过我们的健康义务得到保障（正如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在其《与健康有关的个人责任原则的报告2019》中强调的那样），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作为优先事项，我们需要在意识上认识到我们的责任，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这包括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共安全和维护健康，并提高公众和其他参与者对维护健康所需方法的认识；公众有责任遵守规则保护每个人的健康，不仅作为个人，而且首先作为一个社区；医护人员治疗和护理病人的责任。例如，承认个人的责任就要配合对自由的限制（例如 “保持身体距离”），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 “社会孤立”，也不意味着远离社会关系，而是表达了在社交活动中保持适当的身体距离以防止传染病传播的义务。   

6. 政治家、科学家、权威人士和媒体发布的信息需要及时、准确、清晰、完整和透明。不同类别的信息是必要的，这样每个人，无论年龄、生活环境或教育水平，都能够评估情况。在社交媒体容易出现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的时代，准确的公共信息，更重要的是科学信息，应该在引导个人的社会参与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关于实现日常生活活动的最佳方式的具体、实用和容易理解的信息不仅有助于公民保护自身健康，而且对于保障公共健康至关重要。实质上，信息需要真实、准确、透明和有分寸，以便不传播恐慌或淡化情况的严重性，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让公民意识到迫在眉睫或未来的风险。   

7.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活动和临床试验来寻找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和疫苗。这些活动大多发生在地方层级。然而，与此同时，需要协调国际合作，并形成对伦理审查进程的共同理解。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宣布组织一项名为 “团结（SOLIDARITY）” 的研究，以比较不同国家未经测试的治疗方法，因为采用不同方法对可能的冠状病毒治疗方法进行的多次小规模试验可能无法提供所需的证据。加速审查和批准新的方法可能是必要的，以便在这种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不延误研究。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研究监督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收集在各地获得的结果，并协调/分享审查程序，这在大流行背景下的例外情况，可能不遵循常规。在这方面，对各地道德审查委员会的指导至关重要。考虑到全球威胁的性质，在紧急情况下适应新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样的决定需要伦理上的正义（见《世卫组织关于管理传染病爆发中的伦理问题的指南2016》)。不应违背伦理原则，但可以根据特殊情况进行调整。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研究不能纯粹为了经济利益。透明、数据共享并共享对所有人有利的研究需要被视为核心价值（见《IBC利益共享原则报告》（2015年））。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赞赏越来越多的资助机构和科学期刊响应韦尔科姆信托基金的呼吁，承诺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以开放获取方式提供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科学出版物。  

 8. 寻找治疗方法的紧迫性不应排除负责任的研究实践。研究人员必须遵守研究的伦理原则，并且考虑到大流行病的性质，必须警惕对研究成果的双重使用。所有研究活动均须由主管伦理委员会审查。此类独立委员会必须保持不间断的运作。   

9. 手机、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可以通过监控、预测和干预，影响疾病的传播和人类的行为。确保充分解决因使用这些技术而产生的相关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始终尊重人权，谨慎平衡个人隐私与自主权价值，与安全和保障的价值。   

10. 病毒的快速传播导致国家、社区和个人之间设立了障碍，但这些极端的措施不应该损害应对大流行的国际合作，也不应该煽动或延续仇外和歧视情绪。出于道德的责任，我们应该构建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在孤立与排他中寻求庇护。眼下，虽然大多数社会是在鼓励竞争的经济模式管理下，但我们应该记住，人类是在合作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应对大流行病，政府、公共与私营部门、公民社会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全方位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11. 大流行病揭露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提供能够进行诊断试验的试剂、防护口罩、呼吸机等方方面面。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和世界科技伦理委员会呼吁国际合作与团结，而非局限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在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时刻，富国有责任帮助穷国。我们还呼吁采取措施，打击任何试图破坏国际团结的个人或团体的非法交易和/或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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