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 走肾还是走心：出轨经济学的伦理学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导言    

年年岁岁剧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从总裁蒋凡到演员罗志祥，吃瓜群众围观了一幕幕出轨闹剧。最近看到一篇博文：《出轨经济学：自命不凡，大意失金》，对出轨现象做了有趣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也不妨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此做一番解读批判。    

一、出的是个什么“轨”？

  出轨的前提是要有“轨”，这个“轨”是什么？“出轨”一词在词典里没有录入，查百度，出轨指两个人脱离正常的道德准则去谋求非正当的感情、性的利益。显然，出轨之“轨”是指正常的道德准则，但对这样的定义，经济学人和伦理学人都不会满意。    什么才叫“正常”的道德准则？道德的内涵已够模糊，再加上“正常”的定语，就更加云山雾罩。经济学人总有一股子谜之自信，他们认定经济分析是最有解释力的工具，可以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当然“出轨”也不例外。于是他们举起了“效用”的利刃，剖开各种价值纠缠，要去揭示“出轨”的本来面目。当然，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理解的经济学。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以幸福为目的，幸福就是快乐，快乐就是效用，“效用”就可以解释人类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行为，而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用来说明消费者行为的一条重要规律。    

 纳兰性德有诗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凄美的诗句表达了冷冰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一碗饭的香甜，第一次牵手的心动，第一次做爱的美妙，让人生发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而当吃了数碗饱了的时候；恋了几年右手摸左手的时候；做爱的人成了油腻男的时候，边际效用递减到零，聪明人就应知道适可而止了，寻求另一个“初见”成为理性的选择。据说，有一天，美国的第30任总统柯立芝和夫人去参观某个养鸡场，夫人看到公鸡与母鸡的追逐与交配，便好奇地问：“公鸡一天交配几次？”鸡场主答：“好几十次吧。”夫人有意大声说到：“不要忘记把这事告诉总统。”柯立芝总统听到了，转而问鸡场主人：“公鸡每次都和同一只母鸡交配吗？”“不同的母鸡。”总统得到鸡场主的回答后，也有意提高声音说：“请你把这事转告总统夫人。”这个趣闻不过是说明，在边际效用为零时，还在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是不理性的。性事也是如此，出轨便成自然，在这里，“轨”无外乎是边际效用为零的临界点。     

生活本是一团乱麻，经济学快刀斩乱麻，快则快矣，只可惜“效用”的快刀斩断了乱麻，同时也解构了生活的意义。   

 伦理学人也不完全认同，出轨之“轨”是正常道德的说法，不过，这不是因为该说法太复杂，而是因为太简单。因为伦理学认定，对于性行为而言，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道德的特殊道德要求，也就是性道德。曾经有种说法很流行，即：成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是正当的。譬如，“一夜情”是正当的，卖淫嫖娼是正当的，甚至乱伦都是正当的。只要没有欺诈胁迫，没有暴力伤害，那么，这种给彼此带来快乐的行为，何乐不为？经济学人无疑支持这一点。但伦理学依然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背了性道德，也就是这里的“轨”。    

性道德是什么？一个是“爱”，一个是“忠贞”。  

 第一，“爱”作为性行为的特殊道德要求，根源于对完整人格的追求。据说，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描绘的那个夜晚，是雅典文明最璀璨的一夜。这个夜晚讨论的主题就是“爱欲”。阿里斯托芬说，以前有种阴阳人，球状，能量巨大，且存有造反的非分之想，于是愤怒的神将他们劈成两半，从此以后，人人都总是寻求自己的另一半，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和追求那原初的完整，这就是所谓爱欲。   

 这则寓言是深刻的，它意味着通过性爱合为一体，是对完整的渴望和追求。男女两性各有自己的生理特征，他们通过性而得到生理上的肯定；男女两性各有自己的心理特征，女为悦己者容，花为知己者香，女人的娇媚和男性的刚毅在性爱中得以充分绽放。    

无疑，两性的结合就是通过做爱。这个词特别值得玩味，“做”是性交，性交使得两性在肉体上合为一体，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性交的对象是可以替代的，可替代的双方不能真正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举个例子，一台机器上的零件是可以替换的，所以，零件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此不同，人身上的胳膊腿等器官是不可以替代的，即便器官移植，也要终生服用抗排异的药，所以，器官与身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理，两个异性要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性”之外，还得加一个字，那就是“爱”，爱是排他和唯一的。唯一的男性爱着并与唯一的女性相结合，对方都是不可替代的另一半，从而达至人格的完整性。可见，性爱结合是一种特殊的性道德。    

第二，“忠贞”的性道德则另有其社会根源。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生育制度》中，把这个道理讲得透彻。人是社会的存在，人要健全的生活，就要有完整的社会结构，完整的社会结构需要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人总要死的，那么填补空缺的人从何而来呢？动物的种族绵延可以依靠本能，但在人这里，诉诸于自然和本能是没用的。因为人类可以只有性爱，而不必生殖，有了生殖，也不必抚育。所以，只有用超越于本能的文化力量来连接这个从生殖到抚育的连环，用社会的力量保证生出来的孩子可以受到抚育。漫长的历史试错表明，只有一对父母才最有利于后代的抚育，由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就确立了。婚姻成了性行为发生的唯一通行证。为了配合和巩固这种婚姻制度，男子另觅他欢、女子红杏出墙是不道德的观念就形成了，这就是“忠贞”。    

 可见，出轨之“轨”，在伦理学这里，就是“爱”与“忠贞”的性道德。这个“轨”是不可用“效用”的计算而动摇和突破的。    

当然，伦理学的麻烦在于“双轨制”的可能。当爱与忠贞是一致时，当然好办，但它们却难免冲突，忠贞要求跟妻子上床，爱要求跟爱的人上床，可是，当你的所爱并非是妻子的时候，怎么办？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无数个这样的桥段，这里的道德困惑，也是生活的真相。    

二、出轨难道是婚姻的错？     

经济学家几乎认为出轨是必然的。为什么？   

 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在一个自由竞争且信息完全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伴侣。但现实是，你喜欢的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茫茫人海，由于搜索信息的成本太高，我们难以觅得合适的交易对象。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个侄子，说是要为女友放弃事业，远走他乡，因为女友是他一生的最爱。弗里德曼回信说：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但认为是你一生唯一最爱的话。我以一位统计学家的身份告诉你，世上两个唯一相爱的人，相遇的机会是零，有限的生命不可能遇见对方。    

二是因为交易限购。Ashley Madison（编者注：一家专门为已婚人士提供交友、约会服务的社交网站）创始人有句名言：破坏家庭的是一夫一妻制，并非婚外情。为什么呢？因为一夫一妻制是婚姻市场上的限购制，尤其是对富人、美人以及爱情优胜者的限购。这场交易一旦被限购，自由配置就是不充分的。大学者大法官波斯纳就说：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种对成功男人的限购政策，它的效果是财富转移。它让女人的选择范围减少了，让成功的、更有吸引力的男人的选择减少了，而让那些年纪较轻、收入较低的男人处境变好了。它把女人从比较有钱的男人手上转到比较没钱的男人手上；从比较少的人手上，转到比较多的人手上。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实际效果。如今的婚姻制度就跟买房一样，都是限购的。但 “限购政策”一定会导致地下交易，就像房地产市场上出现小产权一样，“小三”、“二奶”也是婚姻限购制的必然产物。      

三是市场失灵。恋爱时期的如胶似漆，彼此取悦，不只取决于感情，更出于竞争的需要。为了让自己备受青睐，彼此使出浑身解数，像孔雀开屏一样，吸引对方，而一旦“交易”落锤，牵手婚姻，就告别了爱情的自由市场，拿到了准入的壁垒——结婚证，由于限制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垄断的弊病就出现了。那些恋爱时期的甜言蜜语没有了，烛光晚宴取消了，做爱的激情消失了，油腻男出现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预言自然也会应验。   

 总之，信息失真，交易限购，市场失灵，决定了爱情与婚姻可能就是一次资源错配，出轨不过是对爱情资源错配的一种矫正机制。    

对于经济学的振振有词，伦理学怎么看？   

伦理学认为，婚姻是以永久的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两性结合关系。其特点是：    

（1）全面的结合。共同生活包括了共同的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因此，婚姻家庭的结合是全面的结合，既有生理上的结合，也有经济上的同居共财，还有精神观念上的共享。    

（2）长久的结合。婚姻的目的是找到携手一辈子的伴侣。身体上的生老病死，社会上的起落沉浮，精神上的变化成长，在生命历程的每一阶段，彼此都是见证者、参与者和塑造者。   

（3）社会的结合。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还有着更广更远的社会关系牵扯其中。同时，结婚生子又会产生新的家庭关系。       

由此可见，婚姻的实质不是一场交易，伴侣也不是一件商品，出轨更不是市场失灵的矫正机制。   

 伦理学认为：第一，信息失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我们要寻觅的对象是伴侣，而不是商品，不是物。商品的信息是外在的，譬如手机的颜色、性能、价格等，而寻觅共同生活的伴侣，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信息，有外在的信息，如长相、健康状况等身体的信息，也有内在的信息，如 “三观”等精神世界的信息，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社会交往的信息，等等。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要了解内在信息，就要有与了解商品信息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我们常说的情商就是了解这种信息的能力。换言之，寻求商品，智商足矣，寻觅伴侣，必需情商。事实上，爱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人的途径。同样的一个人，爱与不爱，你所看到的就不是同一个人，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换言之，不是说只有知道了一切才会去爱，而是只有爱才会知道一切。    

第二，不是交易限购的问题，而是非卖品不上市交易的问题。这是因为性与爱都是非卖品。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是不能标价、不能上市、不能交易的。性与爱就是这样的东西。爱德华八世因为爱美人不爱江山而闻名世界。他想要迎娶辛普森夫人，但此举违反了英国王位与英国国教继承规定。当时，鲍德温首相为爱德华提供了三个选项：一是放弃结婚想法；二是迎娶辛普森，但会引起宪法风波；三是直接放弃王位。爱德华选择了放弃王位。1936年，爱德华八世发表声明：“我陷入了情网，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没有这个女人的帮助，我无法履行英国国王的职责。” 江山与爱情哪个更重要？它们是无价的，不可比较，也不可交易。   

 第三，市场失灵是必然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实现人类绵延和家庭供养功能的最佳方式，所以，婚姻大事看似是私事，事实上是涉及到人类利益、民族存亡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就像国家要垄断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一样，也必须通过婚姻家庭制度的设计，用结婚证的形式，限制竞争者的闯入，避免带来家庭的不稳定。表面看，是婚姻中人的垄断，其实是国家的垄断。    

三、如何才能不出轨？    

经济学主张经营婚姻。瞧瞧“经营”这词，多经济学啊。经营婚姻有两个方法：    

一是提高边际效用。也就是要想办法遏止婚姻边际效用的递减。而对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就要在性行为方式上要花样翻新，在夫妻交往中要开辟新天地，在精神世界有创造性的交流和沟通。有种说法叫七年之痒，其实是婚后边际效用递减的另一种说法。性是婚姻中的重要因素，性的边际效用递减也最明显。据说，一对夫妻性爱到达1000次左右，边际效用就会降到极低的水平。按照一周2-3次的频率，1000次运动约莫就是七年左右，合乎“七年之痒”的说法。当然，抵制效用递减更好的方式还是在生活中制造新鲜感，在思想上有更多的感通和碰撞。爱情与婚姻都需要“七十二变”，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味道。    

二是增加出轨的成本。4月27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公布对天猫总裁蒋凡的调查处理结果。决定称：蒋凡在公司重要岗位上，因个人家庭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严重舆论危机，给公司声誉造成重大影响。决定对蒋凡作以下处分：1、取消阿里合伙人身份；2、 记过处分；3、 降级，职级从M7（集团高级副总裁）降级到M6（集团副总裁）；4、 取消上一财年度所有奖励。这就是蒋凡出轨的成本。可见，要减少出轨，就要使得出轨成为一项高风险、高成本的行为。虽然法律在制止出轨的问题上，怕用劲过猛，殃及其他权益，所以显得缩手缩脚，但可以通过社会中间体以及社会舆论等方式，加大出轨的机会成本。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越多，相处时间越长，养育子女花费的心血越多，为对方父母投入越多，沉没成本就越大，越容易抑制出轨。     

其实，经济学与伦理学有殊途同归之处。但经济学还是侧重于“术”，而伦理学更重于“道”。    

一是信赖。婚姻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两性结合，因此，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他们有共享的最私密的信息，譬如，共同的秘密、身体的信息、性格上的弱点、难以启齿的共同记忆等等。他们还有彼此照料生活的最确定的期待。大家熟悉的结婚誓词就是这样的：我愿意她（他）成为我的妻子（丈夫），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而这些都取决于相互的信赖。彼此相信那些隐私信息只有彼此知道，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了，就会破坏信赖，婚姻就面临危机；彼此都相信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天灾人祸，对方都不会弃你而去，如果失去了这种信赖，那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就是必然的结局。由此，信赖是守住婚姻的第一要素。       

二是共同成长。《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著名戏剧。娜拉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而他不过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当娜拉通过借据事件，看清了丈夫的本来面目，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曾被比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里，娜拉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那么，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呢?娜拉的答案是:“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变化之后”，因为，“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像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夫妻的共同生活包括了性生活、物质生活，也包括了精神生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越来越简单，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少，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比重却越来越高。两个精神世界同样丰盈的人，才能平等交流；才会心有灵犀，山鸣谷应；才会在片刻的凝视里，便有盈盈秋水、诗情画意。在这个世界里，效用递减规律失效了，而总效用的增长无边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