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玲：应激性奖励不是公正——从给抗疫医生子女高考加分说起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朱慧玲  

 在这场肆虐全国甚至全球的战“疫”当中，医护人员成为人们心中最坚实的指望和依赖。一时间，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对白衣天使的赞颂，有人提出要将在本次抗疫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定为烈士，为他们立碑；有人提出要给医护人员的子女在高考中加分……满屏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感动。然而，老实说，面对这些善意的提议，我心里有些犹豫。让我感到迟疑和犹豫的并不是人们的善意和他们想给医护人员以公正对待的渴望，而是这种想法背后隐隐透射出来的不公。   

 由于家人是医生，我会私心地害怕他们被调去一线；但我也知道，如果被征召，他们会像绝大多数医生一样，义无反顾地奔赴疫区救人。在他们看来，这时候想的并不是伟大和高尚，来不及用英雄情结感动自己，更不会考虑什么树碑立传和给子女加分。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他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会由衷地生出一种使命感。我相信不仅仅是在疫情肆虐的危机关头，日常行医中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治病救人理当如此，是他们的本分。    

那么，同样，我们和这个社会应当做的是什么呢？怎么才是真正公正地对待他们呢？  

公正并非源自一次次应激型的奖励，而依赖于制度性的保障。我能理解，加分等奖励措施当然是人们善意地要对医护人员的风险和牺牲表达感激并作出补偿，这些在抗疫前线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医生的确应得社会的感激与赞扬。然而，当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一次次地只能用高考或中考加分来表达感激或给予补偿性正义的话，那说明我们的社会其实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和更充分的渠道来给予公正和补偿。同时这种加分补偿奖励，也可能会造成别的不公。    

比如抗疫前线其它的基层人员，他们也牺牲了很多；还有各行各业在抗疫战当中有所牺牲的人，我们对他们应该怎么办？都加分？还是选择性加分？又靠什么标准来衡量？另外，对那些家庭条件较差又被隔离在家无法去学校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父母受教育水平不高无法给予高质量辅导的孩子而言，高考本来是他们唯一能获得的相对公平的机会，这种加分奖励政策是不是会给他们造成新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又由谁来买单？话说回来，“教育机会”是不是我们能用来奖励的资源或筹码？  

因此，相比较于当前可谓应激反应的赞颂、冲动与奖励，我更渴望现在对他们的感激能帮助我们建立起更好的制度，以保障他们平日能正常地、安全地工作、治病救人，而不用担心在正常行医做诊断和治疗时会不会被医闹，不用担心哪天会不会被人砍。作为医生的家人，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是医生感到骄傲，而不是担忧。北京民航医院的杨文医生和北京朝阳医院的陶勇医生数月间连续被砍的血淋淋的惊悚画面，至今犹在眼前。当然，这种恶性事件是特例，然而让人深感恐怖和遗憾的是，这种特例在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罕见。好像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在两种极端的情绪当中摇摆，要么就是“无良医生”等各种谩骂，甚至恨不得一刀杀之而后快；要么就是“英雄”的称颂，恨不得捧至云端奉若神明。而这种钟摆式两端摇摆，都是对医护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更为根本的应该是给予他们切实的、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安全保护机制、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如果出现医疗事故，能够进行客观公正合理的调查和处理程序；这样既是保证患者的利益，也是对医护人员的正当监督和保护。另一方面，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既给予医护人员应得的收入、体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同时也防止、监督和约束他们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从而造成紧张的医患关系。             我当然更希望本没有这样的灾难，然而一旦灾难发生、医护人员被征召奔赴一线的时候，他们能从社会制度层面得到起码的安全保障和防护，不用在基本的医疗防护物资和措施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裸奔”着救治病人；就好比手无寸铁的战士用自己的肉体悲壮地迎向敌人的刀枪。很抱歉，当我看到医护人员落泪削发、剃成光头去疫区救人的时候，我没有感动，更多的是担忧，因为这说明防护措施得不到保障，医疗资源跟不上，他们才不得不用这种原始而极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医疗应该有的方式。当我们允许这个社会的各种安排逼着他们以这种方式奔赴战场治病救人，同时感激涕零地说：你们去吧，你们真伟大、是天使，我们很感动，我们为你树碑立传、给你的孩子加分……对不起，这不是在给他们公正对待、不是补偿，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道德绑架、甚至是“陷害”。   

公正也并非来自于一时的感动，而是源自正当的价值观。我们不能总是在灾难时期、需要医生的时候才看到医护人员的牺牲与贡献；在教育严重匮乏的时候才意识到教书育人和知识的重要；在无人收集垃圾、下雪天没人给道路撒盐开车打滑的时候才认识到环卫工人不是需要被清除的低端人口；在快递小哥无法将包裹送上门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缺少不了他们……    

这种事后认知或应激赞赏是功利性的、暂时性的、不牢靠的；我们需要的是抛开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真正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应有价值、每一个行业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每一个个体。他们之所以有价值、被尊重、应得赞赏，并不是他们此时此刻对我们有用，而是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本身对社会共同体至关重要。   

我们还应该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权利与尊严，并进而从社会层面、从公共善的高度来重新考量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应该根据对社会GDP的贡献来确定收入和社会地位，还是应该根据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来确定分配标准？什么才是对共同善最为根本的贡献？商人、经济学家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明星能繁荣我们的文化生活；然而，与其它行业如医生、科学家、教师等相比，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否足够大，以致于他们应得现在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天价收入和各种优越地位？这些是我们在考量公正、完善各种制度建设、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时必须要考虑的伦理问题。  

  应激性的赞赏和奖励不是公正，公正需要我们从价值观上尊重每一个人，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保护每一个人、并给予他们所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