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疫情防控中“隔离”与 “自由”的关系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乐     

引言：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中国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没有走亲访友只有居家隔离。不可否认，一开始的居家隔离是在政府干预下被动开展的，但是随着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和了解，隔离很快就成为主动自愿的选择。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局势下人们也不敢放松警惕，若无必要不出门，出门必戴口罩成为了一种常态。儒家文化传统下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通过居家隔离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反观西方各国，疫情初期批判中国抗疫采取的干预措施，当自己国家的疫情状况不受控制时又开始学习中国的措施。但是，正如西方政客们批判中国时的任性一般，西方的人民也是任性的，疫情不能阻隔他们享受春假的自由权利，居家隔离在西方受到了阻碍。口号的无力使得更多的国家提出了针对任性自由的惩戒性处罚。但是，特朗普总统仍称不会颁布全美“居家隔离令”，美国一些州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反对居家隔离，疫情的蔓延不仅仅是因为个别领导人和一些民众对于病毒的无知，更是因为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权利自由概念没有受到德性的规制，使得“自由”无处安放，成为无知的任性。    

 1 何谓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是指所有与确诊患有新冠病毒的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士必须在家中接受长达两周的居家隔离的疫情防治措施。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长、传染性强，武汉人口数量大、流动性强等特点，居家隔离的对象也由特定人群向普遍人群扩展。当然，针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隔离措施，本文不考虑特殊情境中强制性隔离的问题，而主要针对一般家庭的居家配合隔离即“距离社交”中所涉及的自由与隔离问题来进行讨论。

     2020年1月23日凌晨，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武汉宣布封城，此时距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仅有两天时间，武汉的封城举动使得部分人陷入恐慌，但是在远离武汉的地区，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病毒的凶险，人们憧憬着新年的到来并期待家人的团聚。随着疫情的严重性加剧，中国各大城市及乡村开始实施居家隔离，有关部门纷纷采取措施，严禁拜年等活动以防止人们聚集。人们一开始对居家隔离并不理解，但是随着新闻对疫情的报道和感染人数的增加，被动的“宅家”隔离逐渐转变为主动自愿的隔离。因为疫情的影响，“宅家”过年成为了2020年春节的特色，人们改变了传统习惯，将走亲访友的传统拜年方式转变为微信、电话拜年。短短几天的时间，大多数人民将被动的隔离转化为主动的隔离，“宅家”是普通百姓为抗疫工作而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中国的疫情防控在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医疗医护人员的牺牲奉献和国人两个多月的“居家隔离”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西方国家的防控意识不强、措施不当，疫情开始全球蔓延并造成了巨大破坏。西方也采取居家隔离和距离社交等措施，但是一些人认为居家隔离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政府不得不开始强制性居家隔离。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被动隔离很难如在中国一般转化为主动隔离，其原因不仅仅是国家体制和法律问题，更在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权利自由概念深入人心，德性自律概念则发展不足，使自由发展为任性。自由的任性是个人主义在西方现代性发展中的狂妄，“在道德问题上的利己倾向，在价值取向上的虚无倾向，在文化观念上的相对倾向，在群体认同上的消解倾向，对于现代社会的凝聚力和平稳发展都构成破坏性影响”。权利概念上的自由必须得到道德性自由的规制，使自由发展为自律。道德性的自由与隔离并行不悖，隔离没有侵犯自由的地盘，反而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2  何谓自由 

传统价值观重视整体利益，因此义务和责任总是第一位的，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在于，尊重每一个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成为了第一位的。自由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于明确了人类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无论何种文化传统，都不能否认自由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现代社会必然需要意识到自由的价值。无论是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代表的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国外，都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和意义并重视自由的发展和作用。居家隔离是否干预了自由权利？排除法律的影响，仅就自由的概念而言，隔离与自由并行不悖。中西居家隔离的差异化反应显示了儒家文化中德性自由的优越性，更凸显出西方权利自由的任性，忽视了个人自律的道德规制。     

自由概念是对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由概念的发展与继承。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不是自然自由，自由强调的是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演化为一种政治义务。因此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权利是主观可选择的，但义务必须履行。同时，自由还需要美德的约束，以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和谐。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诞生是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断裂的标志，自由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贡斯当认为在古典时代人们总是把“个体”看作整体中的一员，比如个人之于城邦，个人的理性之于斯多葛主义的逻各斯，或者把个人看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中的一员，只有整体的自由、城邦的自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突出个体是现代自由的特点，实现个体自由是现代政治文化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以非道德性的权利观念为基础的自由概念，可以称为现代“个体自由”的第一义，也就是“个体权利”的观念。但是，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自由会形成主体间的阻碍，因此就涉及到自由的边界问题。在古希腊时期，美德作为手段以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共同体的善。在现代国家，个人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但“个体自由”还需要在道德层面得到辩护使其具有合理的内容。如果自由没有边界、成为任性，那么自由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个体自由”的概念必须获得坚实的道德辩护，从而免于“主观任意”的指责。康德哲学建构起了一套基于“个体”道德自律的哲学，“道德自律”由此成为“个体自由”的第二义，这就是“个体自律”的观念。康德通过普遍化原则限制自由的任性，但道德自律依旧不能避免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黑格尔认为自由不是无所约束的任性，而是一种教养，自由需要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真正达到自在自为。    

中国传统哲学较少提及自由概念，特别是作为权利的自由，这也是受西方哲学批评的原因之一。但现代性自由仍然可以从儒家传统中汲取价值并得以丰富和完善。总体而言，儒家传统对于人的理解是偏向于道德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传统会赋予“个体”一种道德性的而非权利性的界定。这意味着儒家重视道德自律，更多是从道德性方面来论证自由，缺少对于权利自由的相关理解。道德自律是自由的最高实现，自律在儒家文化传统中表现为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价值目标。“修身”就是“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通过这个过程，把潜在的道德性实现出来，最终目标即是“成圣成贤”，实现真正的自由。现代性的自由概念有两重含义，中国对于自由的认识缺少第一重含义，即缺乏权利意义上的认识，更多地是看到道德性自由的价值。作为权利的自由没有得到重视在一些积极领域可能会造成负面的结果，比如在医疗决策中病人自主权利意识的缺失，但是在消极领域，例如此次疫情中，德性的自由具有更强的实践力。这并不是说权利自由不重要，实际上，儒家文化传统下的德性自由需要现代性权利自由的补位，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在儒家文化传统下易推行的居家隔离措施一到西方，上到政府难以颁布、下到民众难以执行，疫情在西方国家的迅速扩展与西方强调权利自由、忽视德性约束的文化模式有关。即便更加重视权利自由，西方国家本也可以吸取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内容使任性的自由受到约束，托克维尔说“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但是随着资本的疯狂发展，个体主观任性的膨胀，人们甚至听不到远方的哭声，更不必说运用理性实现道德自律。    

 3  隔离并不拒斥权利自由  

以赛亚·柏林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即政治自由，“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一些人不愿意居家隔离的理由是“任何人或者是组织都不得阻碍我出门的权利，如果阻止进行我本来可以进行的活动，如出行、购物、娱乐等行为，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甚至是被奴役的”。相信大多数理性者都认同英国自由主义者洛克、穆勒与法国自由主义者贡斯当、托克维尔的看法，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虽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划定，但是对于所有捍卫自由并且充满希望的人而言，不能触及的神圣之地一定是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新冠疫情可以打破我们对自由的认知常态？在霍布斯那里，自然状态是一种人吃人的社会，为了捍卫人的生命权利，人们转让一部分自由权利使得生命权得到保障，类似的，居家隔离是为了对抗流行病毒，捍卫生命健康权。在人类力量面前需要勇气反抗压迫，在自然力量面前“隔离”亦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智慧而不是退缩。但是这并不是说生命权利高于人的自由权利，自由权利可以因生命权而退让。自由权利具有绝对的价值性，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事实，自由在现实世界有其生存的环境。洛克认为：所有的人生来最初是有完全的自由，将自然自由定义为不受到世界上任何权力或任何人的意志所干预，但洛克认为自由不同于放纵，自然人的自由受自然法的管理。在新冠病毒面前，客观的事实即暴增的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告诉我们，隔离并没有侵犯自由，隔离是一种阻断传播途径的有效手段，隔离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抗击疫情，使人们尽快地恢复正常生活，人永远作为目的。    

 “积极自由”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简单的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谈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前半句在道德价值上是真的，而在现实上是假的，后半句在道德价值中是错误的，但是在现实中却是真的。如果自由是生而俱有，为什么人还在枷锁之中。天赋自由不仅要是一个事实概念，更应该是一个价值概念，人“应该”自由并且人“是”自由的才是自由的表达。现实世界中，自由作为追求目标，具有了道德性价值，道德性与善相关，自由应该有善的属性。人类理性使人们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自由不是任性，不应该是无限制的，而是有界限的。在仅涉及主体自身的境遇中，任性的自由尚且得不到辩护，如康德认为人不可以自杀。自由本身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但是由于现实的善恶标准，自由不得不通过善的标准来规范自身，道德自律就是将自由道德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由应该是德性的自由，德性的自由以权利自由为基础，是对于权利自由的发展。因此，居家自我隔离不仅仅是理性的审慎，更是德性的要求。实现积极的德性自由，个人需要将被动的隔离转化为积极主动的隔离，以个人德性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自由作为一种权利，还与责任和义务概念息息相关。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人们的权利自由会产生冲突，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限制自身的自由、尊重他人的权利。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不仅仅要意识到自由，还要意识到责任，自我隔离以阻断疫情是一种责任，只有承担了相关的义务和责任，才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实现自由。在新冠期间，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到病毒的携带者，居家隔离能够保护自己还能够避免接触他人，防止对别人的伤害。隔离具有普遍性，不仅仅是普通民众需要隔离，政策的颁布者和当权者都必须遵从。自由并不会因为隔离而被弱化，等阴云过境，阳光依旧普照大地，自由仍是最重要的价值。自由是一种自然权利，在疫情期间，隔离并没有破坏自由的权利，反而使得自由的实现有了长远的未来，仅就自由的第一层含义而论，隔离并不拒斥权利自由。    

 4  德性自由主动选择隔离  

为什么居家隔离在中国能够很好的开展，不是因为中国人怕死或者没有自由意识。恰恰相反，中国人不畏惧死亡，反而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别，在儒家文化传统中，“自由”是一个道德性的概念，注重道德自律以实现个人自由。儒家修身传统中强调义比利更重要，道德比经济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居家隔离，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国人深知生命的价值与死亡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疫情如此严重，却仍有那么多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不顾自己生命安危，无畏地奔赴一线。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的力量，更是一种对生死的通达。而因为自己的任性失去宝贵的生命，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儒家伦理传统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我隔离是对生命的尊重。 

 在儒家齐家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关系型的社会，在各种关系中最重要且最基础的是家庭关系，家庭是个人生存的场所，按照亲亲血缘关系建立家庭，家人之间有一种天然倾向的爱，这种天然之爱使得居家隔离得以开展并且能够坚持下去。当个人任性可能伤害到家人之时，天然之爱就是限制这种任性，使自由回归到个人自律。在儒家治国传统的影响下，家国意识是每一个人内心的坚持，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之后，居家隔离成为了国人的选择，每一个人基于对国家的信任和热爱，由被动的强制居家转为主动居家协助隔离。个人不是独立的原子，个人与家庭、国家息息相关，在新冠面前，个人不仅能够成为病毒的感染者，更可能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主动地居家隔离不仅仅是因为害怕死亡，更是因为害怕因为自己为他人造成麻烦。积极居家隔离不仅仅是因为新冠本身的恐怖，更因为国人具有道德自律的传统倾向。     

居家隔离以隔断传染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国人的爱国之情会限制个人的任性，修养个人的德性。两个月的居家隔离使得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与儒家传统下对于自由的德性理解有很大的关系，自由不是任性而是一种自律，正是德性的自律使得国人主动选择隔离。     

结语  

自由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权利，是对人类价值的尊重和承认。在各种文化传统中，自由都不等于任性，仅以自由的权利层面捍卫自由是对自由的误解，道德自律是自由不可缺少的重要内涵。因此自由不仅应该是一种自然权利更应该是一种道德自律，将权利自由与道德自律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实现人的价值。在疫情防疫中，居家隔离和距离社交是有效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隔离并没有阻碍自由，实现真正的自由需要隔离的手段，自由的两层含义中都能够在隔离中得到辩护和体现。因此疫情防控中隔离与自由并行不悖，在疫情防控的特殊境况下，道德自律发挥了重要作用，隔离并没有拒斥自由反而是更好的实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