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 张金秋：新时代家训、家风建构的新向度

杨威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导语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且，家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是容身之港更是心灵之湾，伴随着家庭而存在的家训、家风也始终承担着育人、化人的重要使命。步入新时代，家训家风的外延不断扩展，逐渐成为超越血缘关系的价值纽带。诚然，当代家训、家风的建设仍面临着诸如人们的刻板印象、家国关系的变更、个人本位的价值导向等主要困境，但我们要不忘初心——树立家训家风文化自信，纠正“被调节”的理想信念，要与时俱进——重塑家国关系，消弭“社会原子化”之有害影响，要尚和合、求大同——实现家族内部的权力平衡，以减轻“病理学”利益关系重负。   

家训、家风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国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但对家庭（族）成员的人格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家庭（族）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的稳定昌盛而言，其作用亦不可小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我们注重家训、家风，不仅意味着对于传统尤其是优良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当下的深切关注。  

 一、新时代为何要注重家训、家风  

家训、家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其产生与发展均离不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然而，封建社会的瓦解、家族观念的式微以及家国关系的变更等，使得家训、家风存续的合理性与重构的向度成为家训、家风在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进入新时代，我们为何还要注重家训、家风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便给出了答案，他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上述这段话，具体而言，可以包含或引申为以下几方面的观点：其一，从古至今，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所处的基础性地位未曾改变，它始终是“现实的人”的生活依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家庭（族）关系则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基础。“现实的人”不能脱离家庭（族）而独立存在，他们的生存、发展始终要依托于家庭（族），故而家庭（族）的稳定、和谐尤为重要，而优良的家训、家风则在家庭（族）稳定、和谐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优秀的家训文化有利于形成优良的家风，优良的家风又会推动一个家族的兴盛、发展；反之，固化、守旧的家训文化则会形成腐朽、没落的家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家族衰败的加速器。   

其二，自古以来，伴随着家庭（族）而存在的家训、家风，始终承担着育人、化人的重要使命。家训、家风中所展现的优秀价值观念的凝汇，形成了社会的价值取向，而社会的价值取向又决定了各个家庭（族）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家训、家风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念，家训、家风作为中国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承担起新时代的使命——家训、家风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场域，是实现个体对社会、国家认同的重要通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其三，从家训、家风在新时代的价值理念来看，它超越了传统社会的血缘共同体，建构了“现实的人”存在的现实关系——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现为从家训、家风衍生发展而来的班训班风、校训校风、企业文化乃至中国精神。此时此刻，“训”与“风”的意义早不再局限于血缘共同体——家庭（族），而是意味着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价值认同。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家训、家风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是超越时空的文化绵延。不论是在“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抑或是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家训、家风在传播价值理念、凝聚中国力量等方面始终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回溯漫长的中国历史，我们便可发现，家训、家风于华夏子孙的成长而言，于传统家族的发展而言，于传统社会的稳定而言，均具有不可轻忽的作用——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架构了个人、家族与国家间的伦理关系，并始终为伦理道德的存在、家国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作辩护。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家训、家风的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价值尺度等亦不尽相同。但是，毋庸置疑，家训、家风在育人、治家、安邦等方面却始终蕴含着超越时空的中国智慧。   

二、新时代家训、家风建构的主要困境   

在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家风的因素纷繁复杂，择其要者，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家训文化的发展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是否符合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亦即家训、家风能否与时俱进。其二，家训文化的践行是否表里统一——子子孙孙是否系统地加以践行，并促使其世代传承，亦即家训、家风是否系统实践；其三，“家长制”是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治理的主要特征，因而大家长的权威、垂范作用对于家族而言至关重要。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所处的宏观背景，抑或是家国关系、家庭模式，还是家族成员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影响现代家庭发展的要素也随之改变。从“农耕经济”到“工业文明”，从“家国同构”到“家国和合”；从“修、齐、治、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不胜枚举的变化使得当代家庭不能局限于对于上述因素的考量，故而家训、家风的转化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刻板印象的形成对家训、家风传承的影响  

刻板印象，也称作刻板效应（Stereotypes effect），是心理学中的常用词汇，主要是指人们在实行真实交往前便对某人或某一类人产生的固定的、不易改变的、笼统的、简单的评价。而本文中的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于家训、家风所具有的固定的、不易改变的认知偏差，即不能够客观的、正确的认识传统家训、家风。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无知论”，这类人群大多对家训、家风不甚了解，并由于自身局限难以理解传统家训文化中“之乎者也”的表达方式，从而更不知其所云，这也说明了家训、家风亟须在尊重传统表达方式的同时，应当日益大众化、日常化；其二，“无用论”，这类人群大多以“实用主义”为名，认为家训、家风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因而将其作为历史文物一般束之高阁，这也说明了家训、家风在现代转化与发展的过程中在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精髓的同时，应当关注日常生活，关注人伦日用；其三，“偏见心理”，这类人群大多受历史因素的影响颇深，将传统家训、家风文化统统斥之为封建残余。在落后、挨打的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急迫地希望与束缚人们的封建糟粕剥离开来，因而作为族权倚仗的传统家训、家风也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人嗤之以鼻，加之曾一度出现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逆流，使得传统家训、家风作为封建糟粕的定论已似乎是铁案难翻。故而这类人群通常泛泛地将“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局部内容当成家训、家风文化的全部而加以否定。近年来，虽然人们开始注重培育优良家风，但毋庸讳言，一些人对于家训、家风的认知固化却难以使之在短时间内再现生机与活力。  

（二）家国关系的变更对家训、家风内涵的要求  

从“家国同构”到“家国和合”，家国关系的变更是当代家训、家风现代转化与发展所面临的又一困境。首先，就订立家训、传承家风的出发点而言，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绵延稳定的政治秩序、尊孔尚儒的礼乐文化，使得“家”与“国”之间产生了“亲亲”“尊尊”的伦理形态，故而形成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道德发生的自然次序。这种“差序格局”也决定了家训、家风在传统社会中的自上而下性，加之传统家族订立家训、传承家风的根本目的即在于助其久存于国家之中，因而，传统家训、家风的内涵往往以附和与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然而，在“家国和合”的当代社会，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关系是“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这需要家训、家风的内涵以“人民的名义”为出发点，以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出发点。   

其次，就家训、家风的本质而言，毋庸讳言，不论是“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还是“家国和合”的现代社会，紧密的家国关系贯穿始终；不论是“天下国家”的传统家国情怀，抑或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精神，都说明了炎黄子孙是将“家”与“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诚然，传统社会中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个体成员与家族、国家间属于隶属关系，其本身也离不开家族与国家的庇佑，故而提倡五世同堂，至少先在家族层面使得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种紧密的、互助的家国关系便成为传统中国人所憧憬的“大同社会”，而区别于古代西方所追捧的无血缘纽带的“理想国”。尽管现代社会“三口之家”与“民主家庭”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家族、国家的认知观念，但却始终无人可以脱离家庭、社会与国家而独立存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阐释的——中国的社会是个乡土社会，人们离不开乡土，同时也离不开社群活动。因此，不论是传统社会的家训、家风，还是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核心内涵均始终离不开个人、社会、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在传统家训、家风中，个人层面所倡导的“立德修身”“立志勤学”“谨言慎行”“自强不息”等内涵，社会层面所倡导的“有义孝悌”“里仁为美”“乐善好施”“尊师重道”等内涵，国家层面所倡导的“忠君爱国”“奉公守法”“谦敬恤民”“为政以德”等内涵于当代而言仍大有裨益。从表面上看，对于家训、家风的现代转化，我们只需要将其具体内容加以改造，实质上家训、家风不再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等儒学文化的衍生品，而是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且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家训、家风的现代转化不只是口头词语、表面文字的替换，而更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三）个人本位的出现对当代家训、家风建设的挑战  

从“伦理本位”到“个人本位”的变化是当代家训、家风现代转化与发展需要面对的又一严峻挑战。所谓“伦理本位”或“家本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即是一个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本位”的社会。冯友兰先生也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本位”源于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在“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家庭或家族不仅具有极强的政治、经济功能，同时也承担了家庭或家族成员个人的全部精神与价值，甚或言之具有一定的宗教作用。故而其成员皆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并以家庭或家族利益为最高利益，这也使得传统家训、家风始终强调家庭、家族的核心地位，诸如“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夫妻为人伦之始，孝悌为道德之本等等。“伦理本位”的形成，离不开“血缘社会”的伦理要求，离不开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制度保障。在封建家族中，以大家长为绝对权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效地将家族成员凝聚在了一起，家训也得以受到家族成员的认可，并在家族成员中传播，从而形成一个家族的家风。   

然而，随着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个人本位”也不断被世界各国所共享，“个人本位”倡导以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体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出现过诸如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的个人主义者，虽然这与西方的极端利己主义存在一定差别，但也不为崇尚“天下国家”的儒学社会所接受。以致后来随着工业化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的价值观念不断呈现于现代社会之中。自由主义的兴起、多元价值理念的碰撞与冲击，打破了传统单一价值理念的束缚，人们开始关注“自我”，即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加之现代社会的“民主家庭”代替了传统“家长制家族”，使得家长权威不断丧失、家族成员不断“原子化”，这也要求家训、家风的现代转化与发展既能够适应当代平等、平衡的家庭关系，同时还要预防利己主义的扩大化。   

三、新时代家训、家风建构的新向度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因此，我们应当基于传统，反思传统，并以史为鉴，惟其如此，才能为当代家训、家风的革新与重塑提供可资借鉴的伦理向度。   

（一）不忘初心——树立家训家风文化自信 纠正“被调节”的理想信念  

近年来，或是冠以“亚文化”之名的公众人物吸毒事件，或是迫切追求“一搏必胜”“一夜暴富”的价值错位等有关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的问题成为了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妄言这是由于中国人本身的信念（faith）缺失而造成的。但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并非缺少理想信念，而是理想信念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或是源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推崇，或是源于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一味否定，但在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当代社会究其根本则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意味着“对自身所处文化体系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坚定信念”，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5000年来无数先贤们智慧的结晶，她不仅奠定了传统家训文化的根基，更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家训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德育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亦无可替代。尽管随着近代新型家庭的产生，传统家族的生活模式已不再适用，但传统家训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于当代而言仍大有裨益。其或是“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抑或是“忠贞不渝”的道德情操等等，都是传统家训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的思想精华，它始终影响着炎黄子孙的为人、为学、处世等各个方面。树立当代家训文化自信，不是空穴来风，是源于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之久的治家之道；重塑当代新型家风，不是纸上谈兵，是致力于家国和合、知行合一的共同努力。   

毋庸讳言，追求理想信念过去常被一些人作为空洞的、形式主义的口号，而忽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功能。究其根本，理想信念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所检验，它是对于未来可能实现的向往与追求的坚定不移、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它最大的现实功用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标准和尺度以供参考和实践，并在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中国人的理想信念首先是源于绵延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并始终与时俱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机制与理念。诚然，在价值多元的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理想信念也会随之被不断调节，但那些融入人们骨髓中的精神命脉却从未改变。我们“不能把理想信念只当口号”，这不仅仅是对于共产党人的要求，更是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希冀。理想信念是每个人的精神滋养，是不可轻忽的价值追求，而这种理想信念的塑造和养成离不开家庭德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苏霍姆林斯基语），同时也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因而家训、家风不仅仅是国民教育的最初环节，同时也是最终归宿。它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始终，如同物理学中的原子一般，不可分割，但却无孔不入，家族成员也无一不受其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因此，在当代家风建设中，应首先着力于理想信念的树立，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积极进行崇高的理想信念教育。惟其如此，才能纠正“被调节”的理想信念。综上所论，打破家族盛衰周期律的首要环节就是要树立家训文化自觉与家训文化自信，这不仅是纠正“被调节”的理想信念的无形之手，更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有效助推力。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传统家训文化中所蕴含的“忠孝悌义”“礼义廉耻”等优秀的传统美德与文化精髓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根基；其二，传统家训文化的家庭德育功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化、个体化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媒介；其三，优秀家训文化中所孕育的文化精神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等等。   

作为繁衍在华夏沃土上的农耕民族的后裔，于我们而言，“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毕淑敏语），这种家的观念是融于中国人血液中不可剥离的传统，它从未被抹去，但却有待于唤醒。不忘初心，是对于传统的坚守，是对于自身的肯定，是对于未来的自信。当今家庭虽已告别共处一宅的生活模式，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训文化的影响却可以跨越时空界限而融入家族成员的血脉之中。因而我们应该不忘初心，重拾家训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纠正“被调节”的理想信念！   

（二）与时俱进——重塑家国关系 消弭“社会原子化”之有害影响  

孟子有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在中国，自古以来“国”与“家”的关系即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在当今社会，“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已然不再适用，但却未曾改变人们对于“国”与“家”的传统文化认知。众所周知，不论是英语中的“Country”“Nation”“State”，还是西班牙、葡萄牙语中的“País”“Nación”，抑或是日语中的“こっか”等等都只是强调了“国”之含义，唯有中国人将“国”亦称之为“国家”。这不仅仅来源于华夏文明中的历史传统，更源于中国人所具有的特色鲜明的家国意识。正如歌曲《国家》所揭示的，“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是当代社会对于家国关系认知的具体体现。这种认知已然不再指向于制度层面，而是更多地指向于精神文化层面，即“家”与“国”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共同利益表征与共同价值追求。对“中国梦”的向往与追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可见，“中国梦”即是国之梦与家之梦的统一，更是国与家的共同追求。故而，我们不能停留于说文解字层面上的“家”与“国”的密切关系，而是应当重建家国之间沟通的桥梁——家训、家风。   

所谓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联结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需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不难发现，社会原子化即每个人都成为了独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缺失基本的互动模式。对于家庭而言，这种原子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家族成员间相互的斥力；对于国家而言，则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互斥现象。近年来，中国社会原子化趋势显现，或是因为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连接纽带发生断裂，或是因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不畅，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家训、家风的缺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重建当代家训文化，重塑当代优秀家风，以期建立家国间的“目标一致”“利益一致”与“价值一致”的新型关系。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其一，对于家庭内部而言，家训是对于家族成员的约束与规范，家风则是家族成员所表征出来的风气与风貌，二者既是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家之所以为家的源泉；其二，对于家庭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家训、家风建设旨在引导家族成员更好地处世、生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使得三者达到观念上的统一，有利于家庭和睦以及构建和谐社会。  

 在通过立家训、正家风借以推动家国关系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传统家训文化的与时俱进，使之在社会变迁中不断革故鼎新，进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特色鲜明的家训文化。追忆往昔，从帝王家训到臣民家风，从口头训诫到书面章程，无一不体现着时代的痕迹。它虽然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因而，打破家族盛衰周期律的关键即是推动传统家训文化的文化进步，其目的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从而使之永葆生机与活力。面对以机器大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及大数据时代来临等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优秀家训文化中的思想内涵及表现形式也必然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使自身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治理等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因此，我们至少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对优秀家训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内容加以改造。诸如将孔孟之道、老庄之言、申商之法、汉唐文化和宋明儒学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所孕育的可资借鉴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有益成分，结合当代社会之所需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民族特色、富于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其二，对优秀家训文化中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使之破旧出新，再放异彩——既要尊重其“之乎者也”的文字表达形式，也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古语今说，使其易学、易懂、易用。同时，还要打破传统家训文化的博物化、文本化，使之以“活态”的样貌呈现于当代社会。让正在消失或行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元素重现生机与活力，让濒于被束之高阁的家训文化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刘禹锡：《乌衣巷》），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同上）。   

（三）尚和合 求大同——实现家族内部的权力平衡 减轻“病理学”利益关系重负

当前，在中国社会，“虎妈”式的教育对不对？望子成龙该不该？引发了无数的教育论战。其实，这种类似“棍棒底下出孝子”式的理念和方法不只作用于家庭教育之中，往往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工作、生活等相关领域之内，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为整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而这种“虎妈—大家长”式的家庭教育模式不仅不是一曲赞颂家风、家训的“赞歌”，反而是一曲将家风、家训送入泥潭的“悲歌”。孰不知，没有一种教育模式能够使孩子既享受到美国式的自由，又享受到中国式的宠爱。   家训、家风的传承不是三言两语的儿戏，而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琢磨，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警句箴言。由此可见，继续盲目地沿用“大家长—权力中心”式的家庭结构模式已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种耳提面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式的独断、严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几乎完全与当前大数据时代下愈加自由、平等、民主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并且，这种根源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家天下制度下的家庭文化，与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亟需一种平等、平衡的新型家庭权力结构模式，而究其根本，就是要平衡家族内部“权力—利益”关系。与此同时，这种“病理学”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也是深刻影响家族兴衰的因素之一。诚然，在血缘关系十分浓厚的中国家庭谈及权力和利益是较为敏感和有所忌讳的话题，但俗语有云“亲兄弟明算账”，尤其是在当下个体独立的观念愈加深入人心的境况下，家庭内部的利益关系是一个不容规避的问题。而平衡这种利益关系既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治家之理，也是家风、家训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张弛有度”“纵横捭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利益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家族稳定的重要方法。我们在重塑家国关系的问题上仍需把握家国间的“度”，明确家国间的“矩”，减轻“病理学”利益关系的重负，以期实现家国间的和合、大同。   

尚和合、求大同等本身所展现的时代价值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何谓和合？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而《中庸》又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尚和合，于家庭而言，即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常道德；于个人而言，即讲求中和，或曰中庸，做到无过亦无不及。在家训、家风中融入治家节度之理，崇尚和合，营造家庭成员共有的精神家园，有益于实现家庭内部的大同，也有益于个人修养的培育。所谓大同，即是克服了家天下制度下的亲疏远近之分，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达“天下为公”之境。而所谓家庭内部的大同，就是减轻家庭内各成员间“病理学”利益关系的重负，实现家族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并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深入每个家庭成员的心中。众所周知，家庭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失衡，常常会导致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衰败和分崩离析。因此，在家训和家风中融入尚和合的理念和方法，融入求大同的目标和愿景，有益于整个家庭乃至家族挣脱盛衰周期律的枷锁，从而树立能够促进当代家庭发展与进步的时代新风。  

 结语

  综上可见，从家国同构到家国和合；家兴而国兴，国盛则家昌——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国关系血脉相成。家训、家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影响当代家庭盛衰荣辱的思想之源、文化之根。因而，我们应当不忘初心，共同致力于构建当代新型家风，让束之高阁的家训、家风再度绽放时代光彩；我们应当与时俱进，着力重建家国沟通的桥梁，进而重塑当代新型家国关系。惟其如此，才能达到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家国和合之境，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19BKS209）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