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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正伟:疫情防控,也是体育大考!

2020-02-21 04:30 ethics.ruc.edu.cn 张伟东

摘要: 社会中观治理的体医一体问题, 中国体育治理之德法一体仍然需要奋发有为, 因为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体育治理中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龚正伟

      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就迎来了不期而遇的历史大考。

     众所周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自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初起,已经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全局事件。日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迅速启动和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正全力以赴打一场防疫治疫的人民战争。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此疫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城市公共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短板死角,要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习近平日前(2月1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再次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同在此疫大考考场,中国体育纵然未处风口浪尖,亦为必考重点内容之一。因为,既然是重大疫情其最终考验的必然是全体国民的免疫力,而党和政府长期坚持“举国体制”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人民体质”就是人们群众免疫力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人民体质”就是免疫力。二个月来疫情发展开始起底和展示着中国体育的全面根基与实力,同时也逐步暴露出中国体育治理的“短板”、“漏洞”、“弱项”和问题。概而言之,中国体育治理大考成绩与问题可以从三个一体问题方面进行揭示,即:国家宏观治理的德法一体问题,社会中观治理的体医一体问题,个体微观治理的身心一体问题。三个一体问题共同构筑着国民的健康基础和基本免疫力,是一份当下大考之下的中国体育综合试卷。我们的考试成绩究竟会如何?我们不妨来逐一评析。

一、 国家宏观治理,突出德法一体

     文明国家,德法一体。这是历史传统,更是大势所趋。“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认识标志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德法一体的辩证认识高度,而中华文明古国的数千年延续则实证了国家治理实践的伟大成就。快步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新中国无疑就是德法兼治下取得的为当代世人所瞩目的伟大成果。阔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无疑将为德法一体开创出新的篇章。伴随着中国治理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体育奋发有为,在治理主体和治理能力上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在治理机制上实现着由“自治”向“法治”的转变,在总目标主导之下的不断探索中逐渐塑造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体育法治体系。到2019年底,由国家主管部门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完成了清理、规范和公布现行有效的体育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制度性文件,形成了以《体育法》为主干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体系,它们既是中国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也为中国体育治理持续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国体育治理的法治越来越成为治理的明线。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考察法治明线背后德治这一重叠着的平行线。因为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体育治理中,还存在着一些单独依靠法治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与难题,那就是德治问题。

     中国大国体育向强国体育转变过程中的治理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体育治理不能单独依靠法律这种刚性的治理模式,还应重视和协同发挥伦理治理这种柔性治理的作用。伦理治理既是“对伦理进行治理”,也是针对伦理问题或难题进行治理。在现代性语境中,“伦理治理”有着独具特色的问题场域和解困之道,伦理将为解决体育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探索形成中国体育治理的伦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学校、社会和国家体育伦理与法律的互动中力促经世济用,才能科学、持续地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为“重叠”、“柔性”和“平行”,在向现代法治社会快速转型中体育德治的作用和力量容易为法治所遮蔽,这也是我们在考察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容易弱视甚至忽视的。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中国体育的德法兼治在多大的程度上满足甚或引领推进着中国体育的发展?捉襟见肘、基本满足还是引领潮流?以满足新时代化解新矛盾的要求衡量客观地评析,质和量大体居中。中国伦理学家们在专业群中讨论此次大疫时指出“脆弱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借用它来评析当下的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样合适和准确。由此可见,中国体育治理之德法一体仍然需要奋发有为,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二、 社会中观治理,突出体医一体

     文明社会,体医一体。主要由政治和哲学家们思考和统合而出的宏观大政经常高屋建瓴地承担起经世济用之“经世”大任,如国家治理之“德法一体”。然而如何落实“济用”呢?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来提出问题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认为“济用”之于体育世界之“改变”莫过于踏实践行“体医一体”。自古中外的体育都是以“体医一体”理论和实践体系展现的,体育家/武术家亦医家,然而近现代体育以独立的姿态被纳入教育体系和职业体系后越来越为“体教一体”和“体训一体”所遮蔽、覆盖甚至取代,“体(body)”及“体”之“活动(physical activity)”越来越突显,而“医”(体质、健康与卫生)越来越退居其次、退守幕后并以自然效果(体质增强)被接受或承认。这与医卫的地位变迁相仿。古代的“医卫”既内在于人类“社会”的有机体之中,也与自然保持着天然的和谐的关系(天人合一);而现代医卫越来越注重“医”而不是“卫/防”,医学卫生在现代科技发展主动力下一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而朝着治疗医学、精准医学方向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则逼仄着传统的预防医学、整体医学、人文医学、民族医学并使之越来越以退守之势而被边缘化。现代竞争社会的“体医一体”的必然结果是取道“强强联合”和实现“双赢”,其在现代体育之上的综合表现必然是体育技术专业化+体育理论医卫科技化。一句话,现代体育越来越远离自然完整的“人”,越来越精致但是越来越疏离其本质和根本目标——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体实际需要的“身心一体”因为缺少“全人”的根据和依靠,要么无所适从,要么被悬置虚化(下文再表)。

     已故著名中医大家邓铁涛先生在此次重大疫情之下被媒体和学界一再重提和推介,就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医具有超越现代科学之后现代性,是以“仁心仁术”(德技双馨)为根本的“上医治未病”,其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与真义体育之积极主动增强人民体质(免疫力)殊途同归。由是可知,“体医一体”的结合方式和内容不是唯一的,也不应该是唯一和偏颇的。现代体育的“强强联合”的结合方式比较适合于竞技运动的发展和体育的市场化,而针对人民体质健康发展根本目标的实践与实现,需要将体育结合到人文医学、预防医学等等之上去,以创造成就一种具有极大张力和极具“防疫”价值功能的社会活动(可以一般地理解为社会体育,包括学校体育)为基本目标。将这种(体医)一体化体育的关口下/前移,与基层(治理)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方可造就人民大众普遍需要而又切实有效的的基本防卫体系。这种以体育形态呈现出来的国民内在化的潜力(既是硬实力又是软实力),才是国家和社会体育文明高度的基本标志。中国作为仍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此等高度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笃定举国体制之基本方略,上下协同,负重前行,久久为功!

三、个体微观治理,突出身心一体

     文明国民,身心一体。无论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德治一体,还是社会中观的体医一体,纵然它们合力而为构成铜墙铁壁,创造的仍然是人体最终免疫力的支持和保障体系,提高的仍然是人民健康的外在免疫力,是创造个体免疫力构筑人类健康自组织的外因。人民大众的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免疫力的增强最终需要通过个体自我扎扎实实地行走完成“最后一公里”,亦即是通过微观治理个体“身心一体”的终生体育实践,方能实现个体免疫力的内化。这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治理体系“闭环”过程,用中国人学识智慧话语道来就是耳熟能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德法一体”是一个寻道和“明德”过程,“体医一体”则是“亲民”让载道之科学体育走入人民大众实践的过程,而“身心一体”才是真实而具体的个体科学体育落实,三位一体方能通达“至善”!

     为从“能够”到“必然”的事实实现,中国体育首先要构建完善和完成自己的学理化尤其是哲学化使命,即夯实自己的学科基础和构建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进而内化为体育科学学科体系(“明明德”);继此,还需积极进取以自我完备的科学体系投入并完成自己的经世济用使命(“亲民”),最终以求实而有为“实践哲学”姿态,修为通达名副其实的人民大众终生体育态势的人生哲学(“至善”)。科学体育成为了大众的人生哲学,能不能称为“至善”?在中国的当下,恐怕还不能以此为标准,而只能以此为目标。毕竟,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回到此疫粗看,很不幸少有见证“身心一体”,多有身心分离:在绝大多数国人的身体被迫困于一室之际,虽然疫情仍然没有困住身体的活动(Physical Activity),活跃的体育界通过网络投送出众多的室内运动视频分享,但是总感觉心理的距离是依然是那么的遥远!幸得不久前加入了中国心理学会监事长、中科院心理所时勘教授的专业团队,进而遇到了联合国NGO国际心理学联盟理事、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主席邓明昱教授,及时分享和广泛转发了他们的《新冠病毒感染疫区工作人员心理急救指南》等等,心稍安定和踏实。

不期而遇的重大疫情之下的大考,终究不过是中国体育永续发展中的一次过程检阅,可圈可点的业绩固然值得赞誉,谦卑反思和总结提高方是良策和应有的态度。体育之于人民体质健康的基础性和持续性决定了突发性重大风险一般不会将体育推至风口浪尖,但是人类早已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共同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地球村,德法的约束是如此的有力而又如此的脆弱,或许我们同样需要立起“希波克拉底誓言”以警醒、涤荡和约束体育职业者的灵魂,直到其将科学体育化育而成人民大众的“人生哲学”。届时,世人大都文明进化到了完美的“天人合一”之高境,为人处世(体育)是如此之从容大度,也就无须再如此这般兴师动众忧思“免疫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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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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