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的挑战之“海因茨”是否应该窃药救妻 | 听哲里 第11期

女权主义的挑战  

关注伦理问题，解读伦理经典，欢迎收听中国伦理在线语音播客——听哲里，我是主播颜晗。本期是“听哲里”栏目的第十一期，本周我要与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海因茨”是否应该窃药救妻？     

案例节选自：《伦理学导论》  

作者：【美】唐纳德·帕尔玛  

译者：黄少婷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西方传统伦理学到底有没有根本的缺陷，对超过半数人类存在不公的缺陷？换句话说，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即以男人为中心的缺陷？它是否未将女性的体验包括在内，或者未从来自女性休验的道德领悟中获益？进一步说，道德哲学有没有可能凭借着某些人所说的“父权话语（patriarchal diseourse）”不但无视女性，而且还参与对女性的压迫，并且造成了对她们的持久偏见？许多女权主义者（feminist）对道德哲学提出质疑，并且将以上问题作为攻击的目标。    

女性体验中存在何种可能具备道德重要性的差别？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列根（Carol Gilligan) 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不同的声音：心理学与妇女发展》(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nent) 为解答这一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吉列根的手段之一是运用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设计的一系列问题对儿童进行采访。20世纪60年代科尔伯格进行这些试验时认为女孩不像男孩那样具有清晰的正义感，也不具备像男孩那样的推理能力，无法推导出道德结论。在文学的历史中这样的观点层出不穷，很多人认为女性的道德感要比男性弱。19世纪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女人终其一生都是孩子·····女性性格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它不具备正义感。这主要是因为女人在推理和思考能力上有缺陷。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与妇女发展》 卡罗尔·吉列根 著    

吉列根重复了科尔伯格的实验并且对数据进行了重新解释。在一次实验中，她分别向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同样为11岁）提出以下这个问题：假如药剂师拒绝降低药品的价格，“海因茨”是否应该从他那里偷药救自己病重的妻子？男孩杰克肯定地说海因茨应该这么做，并总结出一条原则（“生命比财富更宝贵”），且运用这一原则给出符合逻辑的论证。相反的，女孩艾米却不那么肯定。她认为海因茨偷药是不对的，但是同时坚持药剂师不愿将药廉价出售给海因茨也是不对的。她拒绝用任何逻辑规则解释这一案例。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反对这一假设。她认为我们能够与药剂师进行商谈，让他明白海因茨的处境，他会把药免费送给海因茨。    

艾米的回答是否显示出迟缓的道德发育呢？艾米是否无法理解正义的抽象概念，无法将某种原则运用到这一案例中，或是从中推导出结论？吉列根并不相信从这个实验中我们能够得出这些结论。在她看来，女孩的回答针对的是“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关系网络”而非“权益的斗争”。简单地说，艾米拒绝将抽象的原则以数学的方式运用在不真实的情景之中，以此作为对于人类问题的解答。她增添了其中的情节，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关系的实际方面。    

一些女权主义者同意艾米的观点。（这里说“一些”是因为这里不存在什么女权主义立场。事实上，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并不同意吉列根的观点。）他们认为艾米拒绝接受道德哲学论证中常用的典型极端案例。他们赞同艾米强调关系超过规则是正确的，而且她要求获得更多与具体情况相关的信息也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她将道德判断看作即时即景——必须从真实处境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女性会拥有不同于男性的道德体验？哲学家埃格尼斯·赫勒（Agnes·Heller)相信，正是因为在西方世界中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的女性服从于家庭，与更广阔的世界隔绝，与经济、工业、旅行、战争无缘，因此她们的生活一代又一代彼此相似，故对真正的人类关系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她们必须学会如何创造和经营她们的小团体，而这些小社会中包含着真正的人以及这些人所有的美德和缺点。由于伦理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人类关系的学问，因此女性也许真的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见解。    

女权主义对于父权伦理学的质疑主要有两点。首先，正如哲学家埃里森·约格（Alison Jaggar)所说的那样，女权主义伦理学“试图定义和挑战西方伦理学用以排斥女性或者将她们的从属地位合理化的手段，这些手段有时是公开的，而更多时候则是隐蔽的”。其次，女权主义伦理学试图建立一种受女性的真实道德体验以及直觉启发或至少与之相符的伦理学。    

关于第一点，有些女权主义者担心，倾向于人为抽象思维的男性趋向也许会令理论与真正的人类生活相去甚远。从这些疏离的思想中得出的道德观念也许会“影响人类社会生活和制度，导致人们对于是非轻重抱有扭曲和危险的观点；导致一种支持军国主义等思想的道德”， 女权主义哲学家吉恩·格利姆肖（Jean Grimshaw)说道。格利姆肖认为，女性的生活能够“提供一些空间，让我们能够质疑一些普遍存在的观点，比如认为某种抽象的观点或伟大的目的可以轻易地辆牲人类的生命；或者将关怀他人或服务于他人视为相对微不足道”。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女性长期以来很大程度上被排斥于经济和工业世界之外，被排斥于黑格尔（Hegel)所谓的“世界——历史事件”之外，他们也许最适于批判军国主义的道德或者资本市场经济的过度之处。这样的社会评论员并不需要由哲学家担纲。早已辞世的女性小说家，比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亦称玛莲，埃文斯［Marian Evans] )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 1860)就能在这些问题上为我们提供很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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