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骚乱重袭之下的愤怒：究竟为何？如何面对？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丨王文东    

欧盟国家的疫情曲线在3月中旬后经历了波峰后持续向下，并且已在较低的水平维持了一段时间，而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在高位拉平疫情曲线，甚至在6月份后再攀高峰。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疫是目前世界各国最大的主题。然而美国的抗疫主题却淹没于各种骚乱以及总统大选。特别是由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跪杀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反暴力“正义之怒”，至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非裔男子雅各布·布莱克**多次开枪射击引发的暴力冲突，连锁效应接踵而来。七年前因射杀黑人特雷沃恩·马丁的白人警察乔治·齐默曼被宣判无罪而引发“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口号，在这次活动中再度响彻美国，活动一度导致大规模的推雕像、围警局、改名称、毁公物、抢商铺等骚乱行为。底层民众的抗议行为、上层政客的政治操弄，与指向毁坏商业文化、历史遗迹的种种街头暴乱行为相呼应，蔓延欧美，影响世界，似乎成为常态。

   抗疫、抗议、复工、暴乱与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相混合，构成了当代文化中不和谐的变奏曲。“愤怒”是正义的吗？如何恰当评价当代社会弥漫着的“愤怒”情绪？彼此有差异的个体、社团、族群、种族乃至不同文化，难道不能理性地对话并寻求相互适应和改变吗？

   当代美国哲学家和美德伦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1947～）研究当代社会愤怒、恐惧情绪与政治危机的专著——《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Anger and Forgiveness：Resentment，Generosity，Justice）一书，虽然出版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当选总统的2016年，但对分析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蔓延于西方社会的各种愤怒情绪及其对民主制的影响，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努斯鲍姆似乎睿智地预见到数年来一直浸透美国社会的愤怒情绪愈益扩散，几乎淹没理智。她在本书中全面拷问了“愤怒之意向内容究竟为何，以及针对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充斥于当今世界的情感态度，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这与她在两年后出版的《恐惧的帝制：一位哲学家对当前政治危机的观察》（The Monarchy Of Fear：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Simon & Schuster，2018）一书有着相近的主题，后者是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所展开的使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危机的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全书分析了美国社会充斥着的恐惧与诸如愤怒、厌恶、妒忌等争议性情感的关联，及其对于民主政治可能构成的威胁。

  从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列为美国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1月31日），到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3月13日），到爆发弗洛伊德事件（5月26日），再到目前新一波疫情来袭，政客愤怒甩锅、民众愤怒抗议……“正义之怒”似乎揭开了当代西方文化充满分裂性、暴燥性的时代特征。可以说，努斯鲍姆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观察其面目的一个孔道。     

01  透视“愤怒”的全视景观：四个基本论断    

《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一书爬梳了影响现代法律形成的“愤怒”、“宽恕”等情感价值的历史根源及脉络，并探究了它们与正义的关系，她从伦理的层面论证了愤怒的不当和错误，从法律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层面说明愤怒没有任何意义，从根本上反驳了愤怒的道德价值并指出爱与正义的内在联系。    

第一，愤怒是民主政治的毒药，广受欢迎和鼓舞，又充满错误，当它被潜在的恐惧和无助所点燃时，就会变得更加可怕。

 努斯鲍姆的研究在总体上注重分析人类情感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她关注运气、德性、伦理以及情感在厌恶、羞耻、愤怒、恐惧和爱等不同维度的角色，并将关切植根于如何构建并维护良性秩序和公共伦理。《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一书在《导论》部分，研究了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血亲复仇剧《俄瑞斯忒亚》。她指出在戏剧结局处的雅典城发生的两个转变：在第一个转变中，雅典娜引入了法律制度来代替循环往复的血亲复仇，她设立法庭和陪审团，取代一众复仇女神来解决流血冲突。复仇神在雅典娜的劝说下加入城邦，享受子民供奉的荣誉。这个转变被理解为法律制度必须容纳和尊重复仇的激情。激情的本性不容改变，人们要做的是将他们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中。第二个转变在戏剧的开端，复仇神们一如禽兽，她们一旦加入民主的城邦，就变得追求荣誉、接受劝说。复仇的激情不可能融入进民主政治之中，同时其本性不受改变。    

愤怒是古希腊民主制的难题：个人沉溺于指责他们认为的施害方，社群互相指责对方窃取了自身权力，公民指责精英是窃国之贼，外国人与女性也经常成为责难的对象。现实生活因其不完美而需要留给复仇神以一席之地。一种向未来看的正义，要求扬弃复仇神本来嗜血、病态的形式。时人看到这些愤怒，与许多今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愤怒是民主之敌。    

愤怒在当今时代成为广受欢迎的情感。致命错误的观点认为，若无对不正义的愤怒就无正义可言，正义对社会转型、个人自尊乃至反抗错误的行径都至关重要。人们通常以三种方式为愤怒辩护，第一种是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愤怒，温顺的人默不作声，遭人羞辱；第二种是如果你对犯错的人不动怒，你就是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是把他们当作无助的、不需要负责任的孩子；第三种是愤怒是反击不公正的重要动机。努斯鲍姆逐一做了反驳：我们可以在政治领域里不带怒火而又有力、有尊严地反对不公正。第一种是偿还道路：不义者的苦难有助于修复被损害的东西。第二种是地位道路：目标是扭转加害者对自我的贬低，更厉害地去贬低他。这犯了自恋的错误，它把所有的伤害变成了地位的高低问题。设想一个人如果受到了伤害后非常愤怒，他想去反击，面前有三条路：第一，他选择了注重地位的道路，因为这事关乎他和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报复计划是合理的，但他的规范性焦点是自我中心的、狭隘的。第二，他关注最初的侵犯事件，希望去报复，让罪犯去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规范性焦点是对的，但他的想法不合理。第三，如果他是理性的，在探索和拒绝了前两条路之后，他会注意到第三条路在向他敞开，它是最好的：他可以转向未来，专注于去做合理的、真正有帮助的事情。这也许包括惩罚罪犯，但其宗旨是制止而不是报复。她认为只有过渡性的愤怒是可以允许的，它要求这种事不可以再次发生。大部分的日常愤怒是希望让加害者受苦，过渡性愤怒需要做出道德和政治上的努力，需要向前看的理性以及宽宏大量和合作精神。

    努斯鲍姆透过神话故事阐释了在规范层面上，“愤怒”预设了在重要的人或事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总是成问题的；如果犯错者以某种方式尝到一些恶果，会是件好事。人们为愤怒辩护的方式通常有三种：首先，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它，温顺的人就会被压制和羞辱；其次，如果不对犯错者发怒，就不是认真对待他们；第三，愤怒是对抗不义的动力，借助于愤怒，人们大大推进了对抗不义的活动。愤怒还是不义，都根源于普通民众因无法掌控自身当下及未来生活而与日俱增的恐惧感。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在《被恐怖定义的时代》（《纽约时报》2019年4月29日）一文中述评美国社会的恐惧，并引述努斯鲍姆的论述做了点评：“恐惧已渗入美国的社会之中，并成为主导政治的情绪基调。这一恐惧时代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时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国家突然陷入极度不安全的境况，从此以后，血腥枪击事件此起彼伏。政治家们通过制造恐惧迅速崛起。唐纳德·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宣布将结束‘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恐惧也来自童年创伤以及不安全感。美国一半的儿童似乎是在充满紧张关系的家庭中长大，遭遇‘儿童期不良经历’，这让他们很难有安全感；而另一半儿童是在过度保护的家庭中长大，以至于成年后还没有做好面对不可避免的风险的准备……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恐惧事情本身，反而是臆测的灾难性后果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恐惧也使人们将一切有形的事物幻化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力量。譬如移民本是一种优势与劣势都清晰可见的具体现象，但在那些被恐惧所吞噬的人看来，移民、全球化、硅谷、华尔街、自动化是一股难以控制的、触不可及的邪恶力量，由此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对其采取过度反应；恐惧招致愤怒，继而激起更多的恐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恐惧的帝制》一书中写道：“愤怒是恐惧的产物，恐惧的人变得不合群，拒绝对社会问题做出任何同情的反应，常常采取攻击性措施’；恐惧也使意识形态复活。”    

努斯鲍姆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克制我们内心的愤怒，特别是在政治文化中抑制它的作用。”“人性”显得太过抽象，在具体实践中无法像对国家、民族的热爱那样具有本土性、自我性及具体性，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爱国情感这一桥梁来实现普世性的公共情感。她对“正义之怒”总体上是否定的，因为它对自由主义是有害的。    

第二，“愤怒”包含某种报复倾向，源于某种义愤和不公平，它把我受的错误归于某人，在伦理上只想到你自己，在道德上却是很有问题的。    

努斯鲍姆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她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下对不同情感的认知要素、意向内容、内涵外延展开比较分析。她的“情感的认知理论”（the 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认为：情感的本质包括针对有意图的对象（intentional object）、合理性（reasonableness）、确信（belief）、对于该对象的评价（appraisal or evaluation）以及情感自身可被评价。情感不只包含诸如感官状态或身体状态的非认知因素，还包括诸如判断、评价、确信以至行动的认知因素。这不仅是努斯鲍姆情感哲学重要的本体论前设，也在其就厌恶、羞耻、愤怒、恐惧和爱等具体维度的情感分析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印证。

愤怒这一基于特殊因果性思维的复杂情感，不管是出现在个人关系还是出现在公共领域之中，它都常常伴随着报复的欲望。愤怒的人常感到受伤而无助，要么希望对方承受同样的痛苦，要么希望打击对方，使得自己重获同等的地位。因此，愤怒带来的报复欲望，不过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脆弱带来的非理性追求，对于解决问题毫无贡献，甚至带来相互打击的反效果，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实际上我遭受了某件错事，根源在于某人。从更原初的恐惧来说，人在婴儿时期就经历了无望、依赖他人等处境。在对无望有所恐惧之后，人类发现了责难和愤怒的策略。当他人不给予我们迫切之所欲时，就哭喊着指责他们以制造噪音、发出愤怒的方式强加自己的意志。    

“愤怒”意味着“报复”，努斯鲍姆的这个界定指出愤怒“要对方痛苦”，类似于舍勒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怨恨”的描述和定义：“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自我毒害产生出某种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怨恨的起点的报复冲动、嫉妒等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报复冲动是怨恨情感形成的最主要、最适宜的出发点，先于报复冲动的生成必然有一次攻击或伤害使报复者萌发反抗冲动。一般人认为，对侵害者给予制裁、给予痛苦是一种报应正义。然而就算对方真的是犯罪，行为人是侵害者，造成了我们的痛苦，但是把他抓起来、还以颜色，侵害仍然不会减少，被坏人杀害的人或损伤的人仍然不能恢复到原状，被砍伤的肉体仍然不会恢复到原状。报复的做法不能被称为正义。如果看到坏人受到伤害，个人感到舒适，这种舒适不能称得上在伦理上有正面价值。报复上“恢复地位的舒适感”与坏人“欺负而提高地位的舒适感”在伦理价值无法确定地位的高低。    

报复有积极功能，但报复的愤怒一开始就极易渗透到责难之中，将后者导向惩罚：我们所报复的人理应受苦。心理学对婴儿心理的研究证明，在婴儿习得语言之前，我们就可以探测到他们看到象征坏人的玩偶被木棍殴打时自发的喜悦，这背后是一种天生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观念。如果我们能自给自足，大概就从来不会感到愤怒。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伦理立场，要求克服人类的脆弱性，然而这不是人所应接受的立场。因为没有恐惧，也就不会有爱。爱是对超出我们掌控的某人或某物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吸引，没有比爱上他人或国家更令一个人感到脆弱的事情了。完全的爱意味着痛苦，除去恐惧意味着除去爱的能力。

宽恕与愤怒相对。作为面对侵害而替代愤怒的一种颇具希望的情感态度，宽恕是一种在政治和私人两大领域具有潜在功效的核心品质。努斯鲍姆采用谱系学（genealogy）方法，追述了从希腊罗马传统、犹太-基督教传统直至现代传统以降宽恕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对于基督教道德中宽恕精神的批判立场。她认为这种“交易式宽恕”（Transcational Forgiveness）不是消除愤怒的解药，而是含有报复心理之愤怒的延续，其背后掩含的怨恨既不慷慨大方，对人际关系毫无裨益。尼采忽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关于宽恕包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区别于交易性宽恕的无条件的宽恕（unconditional forgiveness），以及无条件的爱与慷慨（unconditional love and generosity）。无论是亲密关系领域、中间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下的交易性宽恕都无法构成任何意义上的美德。    

努斯鲍姆强调自己绝非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诸如二战的斗争是正义和必要的战争，但即使在二战正义的一方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对仇敌之血的狂热和纯粹出自报复的暴力（例如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为了获取自由，我们必须迎击危险和痛苦，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守护我们所珍视的而非把（我们的）毒液倾吐在土地上。绝望感和伴随着的恐惧都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指责他人，来获取掌控感。    

第三，从亚里士多德传统或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愤怒都与对显著伤害的反应有关，本身包含着错误的价值。    

努斯鲍姆的“愤怒”定义来源于古希腊哲学——“愤怒”是“一种对施加到某人所关心的人或事上的显著伤害的反应，并且愤怒者相信这一伤害是被错误地施加的”（亚里士多德）。愤怒针对于他人所施加的轻慢行为，其特点是随之产生报复与苦恼。一个发怒的人必然是对某一个人发怒，而不是对一般人发怒，因为那人曾经轻慢或将要轻慢他本人或他的亲友。愤怒也有快感相伴随，是由于有希望报复，因为认为自己能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是愉快的事；没有人追求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发怒的人追求自己可能达到的目的。愤怒是因为人们心里报复念头引起的快感而产生，就像梦中的幻象引起快感一样。愤怒本身是痛苦的，但它包含了令人感到快乐的对复仇的愿望。“显著伤害”与“错误施加”鲜见置疑，而“复仇”的要素却不这么明显（尽管所有西方哲学家都将这视为“愤怒”这一概念的一部分）。不过，如果要更广泛地定义复仇，如复仇不一定要由受害者实施，参照今天的科学研究，这一定义显然是令人信服的。    

复仇的欲望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很大程度上将人们锁定在追求痛苦的挣扎中，使人陷溺在过去并做出更大的恶行。报复者往往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达到未来的幸福和自尊，但报复本身很少能使人获得幸福和自尊，并且一向使世界变得更加糟糕。这不意味着愤怒的两个部分不可分离。我们可以想见一种向未来看的“转移的愤怒（Transition-Anger）”，它不迫切追求复仇，而是进行抗争，与其在回溯性的痛苦中沉溺，不如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一“转移的愤怒”最显著的例子是亲子关系，当家长对子女的错误行为感到愤怒时，这种情感就不一味寻求“以眼还眼”式的报复，而是希望通过惩罚使得子女改过自新。尽管复仇的欲望深藏人类本性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克服、不能克服它，亲子关系的案例就蕴含了一种值得追求、现实存在的理想，尤其事关我们如何理解势在必行的惩罚。 

愤怒除了因伤害而生，人们也会对“等级下滑”（如果有人威胁了你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感到愤怒。尽管这一想法被很多哲学家所抛弃，但它确实是很多情形下人类的心理事实。对此感到愤怒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名誉和他人对我的评价（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更沉湎其中）不应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之事。为此愤怒者往往追求尊严，但恰恰真正的尊严意味着平等而非等级高下，一个人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尊。

愤怒可能包含的错误主要有四：其一，显见错误，即愤怒本身往往可以是受到误导的，继而误导我们可能误判事态轻重缓急；其二，地位的错误，即愤怒起于自己的相对地位受到威胁；其三，报复的错误，即陷入对地位或报复的痴迷之中而愈行愈远；其四，无助感和“正义的世界”，即人们经常在实际没有人应为此担责之时归罪于他人。世界充满了偶然的意外并且是不完美的，有时灾难就是灾难，医生不可能总是救回病人，再好的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完全规避经济困难。然而在每个人暴君式的心灵中，总认为世界应当满足自我，而当无法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不安，进而认为一定是有某个坏人导致了这一切。责难“坏蛋”而无助于感转化为控制感。

对医疗人员的愤怒虽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美国社会体现为诉讼），但却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我们相信世界本身是正当的，如果有问题，一定是因他人的错误而导致了它，并且总能通过惩罚坏人而修复世界。当一个人的父母在医院去世，人会很自然地想这是医生的错，进而采取不理性的伤医或诉讼；婚姻失败了，一定是某方出了错，但事实是很多时候事情太过复杂以至于很难这么说；经济危机有时可以被追溯到个人或机构的错误，乃至一些愚蠢的政策，但多数时候这只是因为世界是如此混乱和难以管理。当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就易于责难和妖魔化少数群体。在古希腊的世界，它是“野蛮人”；在我们的世界，它可能是移民、女性或者富人。当这些群体被锁定，我们开始了现实中的女巫迫害运动。这一思维根深蒂固，自童年起我们就被如此教导，追求一个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去找出坏人、归责并报复，并且代代灌输下去。    

第四，愤怒关乎义愤和不公平，我们需要面向未来寻找解决方案，需要的是抗争而不是报复。

当代社会（美国）蔓延的愤怒根本上源于恐惧，或者说因为充斥着恐惧情感，普通民众无法掌控自身当下及未来生活而与日俱增的恐惧感，因此社会充满愤怒。中低收入者群体收入增长的停滞，普通人群健康及寿命的衰退及缩减，高等教育成本及职业生活压力的陡增，寄托着对于下一代美好希冀的“美国梦”的破产，以及为了应对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必须采取的旷日持久的合作与努力。    

由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恐慌感和无力感，在社会情感的层面上体现为投射于移民群体、少数族裔、女性乃至社会精英的责备、愤怒、厌恶或妒忌。这些充满争议的情感进而蜕变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厌女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政治危机，最终导致整个民主系统及其所承载的民主、自由价值的崩溃。在玛丽莲·库珀（Marilyn Cooper）的一则专访中，努斯鲍姆明确地说：“特朗普总统故意挑起了对移民、少数民族、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恐惧。这些都是不光彩的恐惧，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一大群人，对他们施以谴责，却没有问清楚我们在谈论的是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满足了我们最丑陋的人性——把他们当作替罪羊，对他们进行妖魔化，而不是去解决真正的问题。恐惧有像野火一样蔓延的趋势，一个好的政治家需要控制它。”    

愤怒导致报复欲，不过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脆弱带来的非理性追求，不仅对于解决问题毫无贡献，甚至会带来相互打击的负面效果。愤怒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不公平或错误的对待造成了伤害和痛苦。公平不会让人感到愤怒，愤怒具有是否有根有据的要求。在普遍观念下，愤怒总会适得其反，带来不理想的效果，因此愤怒往往都是不恰当的。

愤怒不是正义，抗争但不报复才是正义。努斯鲍姆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马丁·路德·金和纳尔逊·曼德拉为例，证明在不诉诸愤怒行动的情况下也可以拥有力量、尊严和反抗不义。马丁·路德·金看到愤怒的某种有限价值，因此他引领人们抗争，而非因绝望而坐以待毙。愤怒必须被净化和规导，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转移的愤怒”的理想，它始终面对着两个敌人，一是因绝望而导致的无所作为，二是破坏性的复仇欲。迫害者的痛苦和贬抑不能使得受害者自由，只有朝向正义的明智且充满想象的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民主必须放弃复仇的空想并努力走向一个法治正义和人类幸福的未来。放弃复仇的立场是勇键的，政治的最大难题之一在于始终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受愤怒的错误的误导。愤怒的情感常常充满力量，但它一贯超出人们的掌控、反害其身。愤怒中的人多半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不惜一切只要看到仇敌受苦。然而如果我们被恐惧、愤怒和责难的政治所掌控，就永远无法战胜自己。    

努斯鲍姆相信民主和哲学的精神迫使她谦卑地征询他人的反对，确信民主政治本身需要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三个互补的领域，尤其在这个充满恐惧、怨恨和分裂的时代，只要我们还追寻旨在体面、审慎的彼此对话，就需要这些领域给予我们至关重要的教训和培育。爱是对超出我们掌控的某人或某物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吸引，没有比爱上他人或国家更令一个人感到脆弱的事情了。努斯鲍姆主张理论与情感之间的对话，呼吁不要把情感的权利交予对手，民主社会同样需要情感的支持。让人们知道正义是不够的，还得让人们真正发自内心地爱上正义。努斯鲍姆试图在罗尔斯的基础上，创造一种饱含温情的诗性正义论，以弥补前者的缺陷。

努斯鲍姆得出结论：  

愤怒不是正义，爱才是正义。这与她早在2013年在《政治情感：为何爱对于正义而言是重要的》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爱以及那些唤起爱的艺术，使人与人、不同种族之间有了彼此认识与碰撞的机会，相互之间的仇恨才会逐渐消解，同情得以扩展，文化的交融将会取代文化的隔阂，社会变得更加安全、幸福与正义。努斯鲍姆的正义倾向于宗教之爱，崇尚非暴力抗争者。她从人性（特别是其中的脆弱性）出发，试图提供关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心理与情感基础。    

02  再思“愤怒”：事实与价值    

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评价《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一书说：“当一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书名的6个字里有5个抽象的名词，你可能会担心这是一本读起来很吃力的、充满枯燥的逻辑分析的厚书。但如果作者是玛莎·努斯鲍姆，你就放心了。努斯鲍姆是她那一代人中最多产、最富洞见的思想家。她融合了哲学家对清晰概念和缜密思考的要求与小说家对叙述、艺术和文学的兴趣。”该书展现了努斯鲍姆将情感、法律、政治揉而为一，旁征博引各种文学、宗教、哲学、伦理文献，重视非理性部分在哲学思考和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能力，她试图以一种更为开阔、更加细腻敏锐的视角去审视情感对于人类而言的复杂性。

努斯鲍姆采取了关系分析导向，对愤怒的阐述受制于不确定性、脆弱性与无助感等恐惧情感之事实。她将愤怒归结为“源于人类对于自身死亡、无助和脆弱本质的恐惧”，将与愤怒相关的厌恶归结为“以转移或化解因人类的动物性和非永恒性而引致的内在恐惧和焦虑”，将妒忌归结为“囿于匮乏感和无助感而产生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假想式对抗。这些情感在某种意义上被归结为愤怒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她似乎又认为不同种类的争议性情感只是由恐惧衍生而成，与恐惧在意向内容和逻辑结构方面确有所不同。因此，这一似是而非的界定，不得不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她的分析方法的内在不足。这种分析的不逮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愤怒是人类日常生活里常见的情绪反应，它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分化、精神压力、刺激、挫折、遭受伤害和痛苦、组织的恶劣性，以及相关情绪（恐惧等）的转化等等，都可能促使社会和个体产生极大的愤怒。充满反种族歧视的“正义之怒”，蔓延广泛、涉及整个西方社会穷人阶层和中产阶级，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根源。相关研究显示，美国最富有0.1%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的财富总和，数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近半数的美国家庭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低收入群体面临饥饿威胁、平等受教育的机会遭到侵蚀，无家可归者生存状况恶劣，贫困儿童和单身母亲生活困苦。贫富悬殊的背后，是民主制度忽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事实，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是当权者做出的政治选择。导致美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并非是偶然性或周期性的，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忽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数千万人口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构性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无序竞争和恶意收购导致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减少，住房价格的结构性上升导致低收入人群住房更加困难,高价低效的医疗服务导致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堪忧,高等教育收费飞涨剥夺了低收入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改变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构性根源，反而采取一系列加重贫富分化的政策措施，比如，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制定的政策措施仅着眼于使富人受益，而没有考虑如何使低收入人群减轻负担；推翻医改法案，拒绝医保全覆盖；关闭乡村医院，“医疗荒漠”不断扩大；互联网管理政策扩大“数字鸿沟”，低收入群体的劣势地位更加突出。美国政府之所以缺乏扭转贫富分化趋势的政治意愿，从更深层次分析，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密切相关的。

 从西方社会价值秩序、精神特质和具体情境中个人可能的体验结构角度来看，普遍的愤怒无疑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愤怒与怨恨、正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有着深刻的联系。美国因全球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受疫情影响尤为严重的是非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和贫困阶层。严峻的种族和贫富差距现实，使人对美国社会优越性的情感性价值评价态度易于由“爱”转变成“怨恨”、由宽恕变成“愤怒”。在价值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人类的表达空间得以扩展，但也滋生了肆无忌惮的恶意。在日常交流里面，人们常常会劝说自己和对方，或者作为第三方劝说当事人，尽量保持冷静，不要让愤怒影响可能的理性交流，使得关系破裂。人们会因为愤怒而错过合理的沟通，无法解决关系中的问题；因为愤怒会放弃相互解释的机会，最终不欢而散，无法彼此体谅包容。在公共领域，愤怒的表达同样会因为带到反效果而遭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公众对热点事件的讨论中常常因意见或观点的不同产生“愤怒”。观点的不同容易导致愤怒的产生，在热点频发、意见分化的当下，“愤怒”是社交网络上最常见的情绪之一。盖洛普（Gallup）2019年度《全球情绪状况报告》结果显示，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的压力得分略有下降，但代表整体负面情绪的“苦难指数”也创历史新高。在过去一年中，全球受访者对三项指数（昨天你有没有感到悲伤？昨天你有没有觉得愤怒？昨天你经历过恐惧吗？）的得分均创历史新高，这个世界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悲伤、更愤怒、更恐惧。这项报告是基于140多个国家的15万名成年受访者，通过采集他们的情绪感受而成。在过去一年，全球受访者的悲伤、愤怒和恐惧三项负面情绪指标连续两年上升。不论怎样，否定愤怒的伦理价值显然是偏颇的。    

对个体而言，能否或如何合理表达愤怒情绪，也是大有可察的。表达方式的不同，愤怒的结果会造成不同的效应。愤怒对个人而言，是一种自然情感，并不必然要诉诸于暴力或极端形式表达。愤怒里有时固然包含着正当的力量和自尊自重，当一个人不断容忍而退缩并实质地受到侵犯，甚至达到边界，就很难不愤怒。但如果几乎没有学会如何正确的表达愤怒情绪，总是在压抑、再压抑之后，情绪无法控制了才被迫爆发，所以愤怒往往可能会成为暴力与发泄的代言。从心理健全发展来说，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消除愤怒本身，而是不再压抑愤怒。在每一次情绪升起的时候，合理地表现真实的自我，合理地表达我的愤怒，这无疑有助于个人心平气和、身心和谐。感到不满，无法合理发泄，一再压抑，一旦愤怒爆发则会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和令人害怕的状况。愤怒中蕴含的是力量，怎么用这个力量是不同人的选择。悲剧和灾祸不是因为愤怒而生，而是因为个人对愤怒中的力量的偏差使用而生。有的人用这个力量去破坏、去攻击，有的人用这个力量去争取、去发展、去保护。每一个人在内心一直在追求公平与合理的被对待，这就是自尊与自重。每一个具体的愤怒的人，头脑里的观念、界限千差万别，并不总是合适，尤其是人在迁怒的时候。但这里面的倾向是追求自爱和自重。可以合理表达愤怒，体现自爱和自重，或使自己不会过于内在受伤，不会患忧郁症，这本身就是愤怒的价值所在。    

第二，愤怒的错误和无价值,激发愤怒的恐惧致使人们变得自私、莽撞以至于不再有爱，努斯鲍姆的这些论断在根本上是片面的。对于愤怒于不同意义上的阐释或评价，却被她在缺乏充分论证或回应的基础上予以排斥或否定。在规范意义上对于愤怒的否定性评价不一定就是理解这一社会性情感的唯一方式。从中文词汇及个人的体会来看，愤怒是一种消极的感觉状态，包括敌对的思想、生理反应和适应不良的行为。当人的目的性行动受到阻挠或威胁时，就能唤起愤怒情绪。在一个理性成熟的个体身上，愤怒依赖于人已经形成的道德准则，属于道德情感的范畴。愤怒在更大程度上是具有进化历史的心理本能式的中性情感，由愤怒引致的争议性情感并不等同于愤怒本身，对于这些争议性情感的讨论也不能取代或淹没对于愤怒本身的本体化分析。另外，其在私人情感和社会情感两个范畴中的具体表现颇有不同，而作者对于这些不同的区分又非常有限。特别地，作为私人情感的恐惧是如何演化为作为社会情感的恐惧，以及在此演化中恐惧的意向内容和逻辑结构到底有无变化，则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第三，希望、爱、信任未必就是超越愤怒的惟一路线和可能出路。对于体面的政治社会而言，愤怒等情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可以促进合作、实现正义，也有可能分裂群体、抑制团结。作为高度社会化的集体表达，社会情感与社会机制互为表里，彼此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形塑着不同形态的政治文化与公共伦理。除了其社会功能的价值外，这些所谓的积极情感与包括恐惧在内的所谓消极情感在意向内容和逻辑结构上存在着对冲。企图以积极情感化解消极情感，以真善美消灭假丑恶，乃至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方式，是太过偏执的一厢情愿。    

愤怒者大多希望被平等对待并受到尊重，当代风潮盛行“正义之怒”大概不仅已偏离了这一希望，而且与中西方主流文明传统中的“不迁怒”“不贰过”“不嗔怒”“宽容为上”信条不相合，更与政治戒律中存在的客观中立而不带情绪、与主流学术论述中的理性公正原则相左。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是克制的，儒家的君子、佛教的菩萨都是冷静自律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的神会发怒但不够完美、有缺陷，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愤怒被抬高了——上帝的愤怒是正当的。这些愤怒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个人或与自我修为有关。当代社会的愤怒风潮主要是指向社会的，并引发报复、怨恨和破坏。愤怒之意向内容究竟为何，针对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充斥于当今世界的情感态度，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在努斯鲍姆看来，愤怒、厌恶和羞耻等社会情感传播非常广泛，而且会对包括美国社会在内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构成严重威胁。她从人性（特别是其中的脆弱性）出发，试图提供关于自由主义的心理、情感与德性基础。什么样的公共和法律文化能够提供与政治自由主义相适应的“政治心理”（political psychology）？特定情感中的哪些合理化形式能够成为法律所依托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重建政治自由主义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贫富分化和制度缺陷等因素从根本上引发了种族歧视，由来已久，突出存在于西方文化系统，尤其弥散于白人至上的社会。尽管今天的气氛以党派利益至上、分裂的言论以及黑白种族对立而无法相互交流为特征，但努斯鲍姆关注的是许多民意测验者和专家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政治总是充满情感的。全球化在西方强国中产生了无助感，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浮现出指责和怨恨——怨恨其他国家占尽自己便宜、怨恨移民、怨恨异己宗教、怨恨其他种族、怨恨文化精英，等等。在西方政治和道德领域的所有方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可以找到各种对外的指责和怨恨，却难以看到真正深刻而正确的自我反省。     

参考文献  

[1]Marilyn Cooper. Martha Nussbaum：The Philosopher Queen. Moment，2018（7/8）.  

[2]Martha C. Nussbaum. The Monarchy Of Fear：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 Martha C. Nussbaum. Anger and Forgiveness: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玛莎·C.努斯鲍姆.愤怒与宽恕：重思正义与法律背后的情感价值.高忠义译，商周出版社，2017.  

[5]五花马.我们如何才能不“愤怒”——评玛莎·C·努斯鲍姆《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https://www.sohu.com/a/241123393_99908568  

[6]努斯鲍姆：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中，有着复仇女神的弱点.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384170  

[7]范昀.用爱的力量赢得正义——评玛莎·努斯鲍姆《政治情感》.书城.2015(9).  

[8]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三联书店，1997.  

[9]中国人权研究会.贫富分化导致美国人权问题日益严重.光明日报.202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