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东：从疫情防控中透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张伟东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   

导言  

2020年三月上旬，张文宏医生在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中认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美国担心，美国的检疫水平、医疗水平和科技实力都非常高超，随着美国的医疗体系启动，检测、救治和防疫工作都会跟进，美国能够从容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医疗卫生水平和科技实力上看确实如此，美国在4月初检测试剂已经发展到第六代，第六代试剂可以做到在5分钟以内出检测结果。但截至2020年5月23日，美国现有确诊病例1144246人，新增病例21219人，累计死亡已达到97647人，累计确诊达到157.6万例，是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在2020年5月22日迎来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一、文化因素在疫情防控中的影响    

影响疫情防控的因素是多维度的，上到国家的制度安排下到个人的生活习惯，包括科技水平、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人口素质、制造业生产能力等等。但就全球疫情发展的趋势综合来看，宏观层面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微观层面的民族文化习惯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不像其他显性因素那样突出，却在疫情防控过程之中和稳定疫情防控结果中起到了必要的基础性作用，尤其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特别能够突出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巨大威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国又一次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这场胜利则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纵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展的过程，最初阶段最为严重的中、日、韩三国截至北京时间5月22日8时32分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而目前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10个国家中，诸多西方发达国家赫然在列（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美国确诊超157.6万，俄罗斯超31.7万，巴西超31万，英国超25.2万，西班牙超23.3万，意大利超22.8万，法国超18.1万，德国超17.9万，土耳其超15.3万，伊朗超12.9万）。这两组国家在科技水平、医疗卫生制度、教育水平、人口素质、制造业多个方面的因素上都不尽相同，各有所长，但唯一有巨大的组别差异的地方是这些国家分别处于不同的文化圈之中，文化属性有着巨大的差异，中、日、韩三国属于典型的东方文明，美、英、法、德等国家属于典型的西方文明。   

图为医护人员为孩子量测体温    

反观初期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特点是以年轻人传播为主体，家庭传播是少数，而中国则多以家庭传播为主。并且在5月23日日本（新增确诊病例89例）和韩国（新增确诊病例23例）已经将新增确诊病例控制在两位数的情况下，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依然稳居全球第一（5月23日新增确诊病例24197例）。    

在绝大多数影响疫情的因素中美国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包括主要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等。但新冠肺炎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播离不开社会环境，因此疫情的防控和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言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中人的文化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者整个国家的文化习惯，这种习惯是根深蒂固且难以改变的，有时候在生活于其他文化境况中的人看来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在中国人看来居家隔离配合疫情防控是理所当然的，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就是难以忍受的；在中国戴口罩预防感染是常识，在疫情初期的美国戴口罩则是不健康的表现。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些在某个文化境况中的共同文化习惯呈现出独特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民族文化特点，中国人民和政府紧密团结在一起，美国则发生了政府和公民间的剧烈冲突；中国强调人民的生命是第一位的，美国则强调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就全球上所有较为发达的当代文明而言，生命安全、自由权利、民主制度、正义精神等这些文化价值没有哪一个现代文明是排斥的，但这些文化价值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统一体，每一个文明都会依据自身的发展历史为这些价值进行排序，并将这些排序像基因一样嵌入每一个文化人的思想之中。无论是国家政治秩序还是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会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文化价值排序的影响，只有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比对才能够清晰的看到自身习以为常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本质区别。但实质上我们依然会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冲突中不自觉地进行排序，并且在相同的境况中会形成共同的集体行为，尤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和美国状况体现的特别突出。这也代表了全球最重要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价值排序差异是影响疫情防控的关键    

首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自由和生命这两个现代文明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暴露出来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将生命排在了第一位，而美国人则做了相反的选择。这种选择和一个国家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些经历代代传承生成了此国人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排序。中国人常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的命也是国家的命，老百姓安生了国家就会兴旺，民不聊生国家也会支离破碎。这种认识可以说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一种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认识已深入到了国家的治理制度之中。而老百姓的俗话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命啥都有没命啥都空，这种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刻的根源，早在春秋时期的道家就提出了“贵生”思想，以及长期在老百姓之间流行的身内之物和身外之物的区别的观念都是对生命至上理念的终极性诠释。根源上中国人对于生命的认识更为重视身体健康和个人权利的统一，而在价值排序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高于个人权利。这和中国的家文化渊源和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有重要关系，家文化讲究和谐、平安、健康、幸福。正是这种文化观使老百姓和国家在危难时刻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保命要紧，先留住“青山”——国家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老百姓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然后再说其他。如果在中国有人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做出不戴口罩、私自出门、传染他人等行为肯定会受到大家的指责和政府的制裁，更不要说游行示威和要求别人对自己咳嗽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离谱的行为简直是疯了，但在美国这种事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当地时间5月23日，美国迎来将士阵亡纪念日长周末，旧金山市民在渔人码头享受加州阳光。美联社报道称，无数美国人正准备到户外庆祝长周末。公共卫生官员担忧，大型聚会可能导致疫情再次暴发。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其次，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近代的舶来品，却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重要权利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以实现，这种个人权利是西方文化的领头羊，其他的价值要惟自由马首是瞻。因此在疫情爆发初期，文化因素的作用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影响。中国的居家隔离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被迅速控制住，而美国虽然在初期没有像中国一样严重，但青年人之间的传播也为疫情在美国的大爆发埋下了隐患，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虽然看似偶然，但从文化价值自身矛盾的发展角度而言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必然结果。在疫情中生命安全和自由权利的冲突是西方文化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失序在新冠肺炎高强度的传染性中被放大了，这也必然会引起其他价值的失序。随着疫情影响的加剧，由个人的文化习惯问题演变成为整个国家的治理问题以及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质疑。在最初美国并没有充分重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防控工作也没有在国家制度中被充分安排和有序展开。这种危及人生命的事情在中国制度中一定是头等大事，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和优先安排，但在美国却完全没有被重视起来。尽管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也是恐慌和忙乱的，但很快就稳住了阵脚，老百姓和政府这种天然的默契令全球叹为观止，可其他国家却又学不来。因为这种默契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而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却恰恰相反：党派与党派之间、州政府与国家卫生部门之间、老百姓与政府之间、州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政府官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完全乱做一团，相互攻讦、相互指责。    

最后，这种冲突的根源就是如何解决生命安全和自由权利间的矛盾问题，但政府的解决方式本身也成了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各方的矛盾，所以美国甩锅中国也成为一种慌不择路的将内部矛盾转嫁为外部矛盾的方式。但这种内生的矛盾并不能依靠舆论的转嫁就能够成功解决，因为除了自由和生命的冲突外，这种演化为国家层面问题的疫情也引发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质疑，民主制度、自由权利和生命安全形成了全面的冲突。可以说民主制度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根基，但这种制度并不是完美的，当然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在美国建国之初民主和自由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但今天看来这对孪生兄弟也有不和谐的时候，因为民主制度在疫情防控时也会妨害自由权利。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并不是在疫情中才有的特殊情况，而是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而形成的社会矛盾，这种内生的矛盾在实质上还涉及到对于公正和自由的价值排序，不仅在美国民主制度难以化解自由为首要价值而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不平等状况，这种实际情况在西方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愈演愈烈，极大地贬损了公正的价值内涵和使用范畴。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解决这种矛盾的紧迫性也更加强烈，比如罗尔斯、阿马蒂亚森、哈贝马斯等诸多著名思想家都对公正理念进行过大量的探索，但要解决这种内生的矛盾就需要对相关的核心文化价值进行排序，并在实践中探索这些价值的外延进而重新确定这些价值的内涵。然而文化价值排序的形成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打磨的，种种积弊也是逐渐形成的，因此这种文化系统的重构并非一日之功。    

三、文化的内在冲突是制度设计天然的缺陷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转折点：民粹主义的及逆全球化的开端。而民粹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对于公正价值的贬损而引发的。在文化的视阈下可以这样看待美国的疫情大爆发，美国是当代西方民主制度发展最为成熟但同时也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国家，这与一个成熟文化形成的桎梏是有密切关系的。本质上说就是民主、自由、生命安全和公正等价值排序的冲突及其重新选择。尤其在疫情中这种不公平被成倍地放大了，贫困人口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富裕人口，失业影响的主要群体也是贫困人口。因为价值的排序本身就会影响价值的外延，比如自由价值的扩张就会贬损其他价值，尤其是制度设计中会涉及到价值的优先性，但归结起来这种价值内核是由文化决定的。受到本民族历史的影响会形成相应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会对价值排序形成关键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并为国家制度的建构提供重要的支撑，这样文化就通过价值和制度形成了自我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系。因此这种体系的发展不会总是促进人类的进步，在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也会阻碍人类本身的文明进步，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化也是这样，当其内生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会终结，就需要对于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和试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晚发布公告，全美自22日起降半旗三天，向新冠肺炎逝者致哀。图为22日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没有哪一种文化是永远先进的，因此也没有哪一种文化价值排序是永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够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当社会问题与制度的内在价值冲突相遇的时候，社会问题和制度缺陷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并被无限放大。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如此，美国的阶级分化导致了特朗普大选的胜利，而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措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精英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并不能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内在冲突，反而更加激化了这种冲突。最为讽刺的一个画面是美国的失业者在街上乞讨，最为特别的是他的乞讨方式，他写了一条标语：“如果您不给我一美元，我就支持特朗普连任。”从民主制度中选举的总统，尤其是底层工人最为支持的特朗普也不能改善底层工人的生活状态，反而加剧了底层工人的贫困。因此说此次疫情在美国的大爆发也是一个社会不平等积弊的出口。所以美国长期宣称的最伟大的民主和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不仅不能适用于全球，可能连克服自身的危机都会成为巨大的难题。如果说在初期是特朗普政府没有积极筹备控制防疫的问题，但在中后期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也难以解决失业引发的经济危机、新冠肺炎引发的生命安全和贫困人口死亡率高涨之间的环形矛盾。   

 因为这是由制度本身引起的内生矛盾，只有通过在根源上完善制度的积弊才有可能解决的系统矛盾。失业会导致生命安全缺少保障和经济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也会引生命安全缺少保障和社会动荡，但不隔离起码能解决眼前的失业问题和缓解经济危机，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就不难理解美国最近的政策和特朗普所说的“即使发生第二次疫情爆发也不会实行封锁”的言论了。因此这种选择实质上也是美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文化的张力是实现制度完善的基础    

美国底层人民数量众多，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没有自由就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工作就会饥寒交迫，因此美国人尤其是底层人要求解除封锁的声音越来越强。在此种现实情况下美国人选择自由、选择工作而反对防控、反对隔离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里自由的权利和生命的安全形成了短暂的统一，但这已经由一个文化问题转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即文化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平等问题和民主制度的深层矛盾浮出水面将会随着政治的角逐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如何实现自由的平等或者说是平等的自由不仅需要靠思想家提供理论支撑，更需要的是社会制度对其适用外延进行试验。这必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价值排序过程。相信通过这次疫情，文化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必然会对美国的价值产生巨大的动摇并引发更为深刻的思考，这也不失为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进步。而中国在此次疫情中优异的表现也会引发更多的关注，进而刷新全球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进行深入思考的一个契机。   

 在重大的疫情中大多数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特征，体现了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模式背后的价值排序。其最重视的东西就是这个文化最核心的特征。在中国文化的价值排序中生命无疑是高于自由的，无论是制度强调的民本：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的第一位特征，还是老百姓自己讲的命最金贵，之后才是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疫情中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原因。且因为排序的差异，这种价值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改变，尤其在疫情中，中国提高了生命安全的使用外延同时压缩了自由的边界对于防控疫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此来讲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与美国强调的民主和自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尤其是文化在价值选择间的张力要远远高于美国。   

当地时间5月22日，市民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圣马特奥县米尔斯高中的免费食物发放点领取食物。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美国文化内部的价值冲突是因为阶级分化导致的，即存在两个阶级间不同的价值排序，贫困人口要平等的自由，资本家要自由的平等，实质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排序，哪一个优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何者优先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在设计中的冲突以及在执政实践中的冲突。在这种价值排序中想要达成共识是困难的，即使可能也只是暂时的，不会在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政治体制和治理策略与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协调性极其重要。东方文明国家和西方文明国家在疫情治理之中的差异特别体现出了两个文化的张力的差别。就事论事地讲，一个文化不能自以为是，它要提供一条符合多数人认可的价值排序，而不是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或者科技实力进行单一的独断论价值体系，搞唯我独尊的霸权模式，反而是要进行具有宏观角度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心理的具体认识。没有张力的文化是不能持久的，紧绷绷的文化状态不仅会造成心理上的不适也会导致制度的桎梏，这种不适和桎梏最终会引发个体和共同体、人与制度之间的激烈矛盾。    

总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之中和具体的环境里没有哪一种价值排序是绝对正确的，这些价值排序只有更适合本民族文化的，或者更适于发展趋势的，或者更适于应对当前困境的。但究其根源来说，文化因其自身的发展特质是难以改变其本来的发展规律的。当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中，没有哪一种文明是完美的、优质的、先进的，更没有绝对正确的。通过此次疫情更应该反思的是一个文化内在的优势和不足，在漫长的人类发展中文明只有更好的状态却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状态，这就需要多个文明互相比较和沟通以及多维度的发展，不仅增加本民族文化的张力，还要增加在不同文化间学习和交往的张力。这不仅是为了在人类文化的花园中百花齐放，更重要的是这或许是人类能够长久发展的最好办法，这种模式提供了人类可能应对不同问题的不同能力，从而不会因为文明的一维化而引发文明的致命缺陷在遇到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状况中使全部人类文明损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