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后真相时代”，我们能否了解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原理

如今，信息的披露和传播，在网络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发展的助力下，变得更为迅捷，正因为如此，“真相”成了一个敏感的词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就是指，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大量运用导致“真实”和“谎言”并行传播，新闻的真相往往被掩盖在民众的情绪之中。“后真相”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底词汇。2017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提出“真相衰退”（Truth Decay）的概念，指目前事实和基于事实的分析比重减少的现象。人们的解读、立场、观点、谣言、偏见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使得事实在舆论场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被边缘化。

不管是“后真相”还是“真相衰退”，都代表着舆论场中的一种不信任，无法达成共识的状态。公众不愿意盲从专家权威，但又常常被隐藏极深的不实报道愚弄；公众希望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但是又容易被善于伪装的偏见裹挟。在后真相时代，真相究竟如何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甚至不再相关。面对铺天盖地、源源不绝的信息、爆料，大众好似获得了更多的知情权，但是，到底他们是在积极地进行主观选择，用理性分析判断事实，还是被动地接受有针对性发送的信息，被假象和偏见所左右？

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人们将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网络，真真假假的新闻在各个社交媒体网络传播发酵，一波“真相”后紧随着一波“辟谣”，反反复复，不仅引发了大众在信息狂潮中对知情权的恐慌，也是对人们在茫茫信息中判断真相的能力的考验。

在人们接受各种新闻和信息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分“事实”和“观点”。前者是可以被验证和证明的事物，并无好坏之分；而后者指那些个人看法，主观判断和情感体验。

关于事实，有些事实显而易见，有些事实在现有条件下无从验证，人们普遍争论较多的是那些可验证，但证据不明显或有迷惑性的事实。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很多人以为看到第一手证据，或者亲历事件本身，就能掌握事实。正如观众看魔术表演，虽是亲眼所见，但看到的依然是假象，魔术师的工作就是遮掩事实，迷惑人们的认知，因此即便是掌握了第一手证据和资料，也应当保持警惕和理性，更别说我们在网上接触到的更多的是证据来源不明的“爆料”和“揭秘”。

关于观点，它是一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感受，同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来，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最近网上“支援前线的女性护理人员剃发出征”的新闻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有人为护士的“牺牲”点赞，有人看出了“形式主义”，有人坚持“护士是被强迫的”，有人看到了女性的不平等，有人则从专业的角度认为这是便于穿脱防护服有效措施……不同的声音代表了不同人的判断和感受，显示了不同的价值偏好、诠释方式和立场。当然，“观点都是主观的”并不表示提倡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即，所有的观点、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可接受的，比如涉及到道德领域的价值偏好，就应有好坏之分，一个社会应该就基本的“善恶、好坏、美丑”达成共识，否则，整个社会将落入毫无原则和道德底线的混乱。

当面对“现在的时间是十点十四分”和“时间太晚了”这样的简单陈述，我们轻易就能判断何为事实，何为观点。然而在互联网社交网站每天爆炸式涌现的新闻和信息中，大量的事实与观点交织在一起，极难进行区分；许多披着事实外衣的观点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还使人们浑然不觉；甚至有些新闻为了刻意烘托和煽动某种观点而不惜歪曲和篡改事实，而受限于专业知识和查找证据的能力，很少有人能拆穿谎言。“后真相”在当今更意味着“情绪在前，真相在后”的状态。

《Factfulness》（《事实》）的作者汉斯·罗斯林曾先后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援助机构的顾问，他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非常多的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总体状况抱有极大的误解，以至于他们的想法和决策相当的情绪化。于是，他走上了TED的演讲台，用动态数据图像生动地展示了世界正在经历的真实变化，涉及人口、经济、环境等多个备受关注却极少被人们真正了解的主题。在书中，罗斯林指出，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宏观性的认知，往往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而偏差的原因往往出于：

首先，人们倾向于用“非此即彼”的定式思维来进行判断。这种本能来自于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对食物和动物进行简单的区分。时至今日，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事物的复杂性，但是本能上却往往用一些对立的概念来帮助自己提高判断和决策的效率。其次，人们倾向于刻舟求剑地基于现有的经验来进行推论，却往往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再次，介于自身视角的局限性，人们往往只能从有限的视角来看问题，而有关某些社会问题的真相是极其复杂的，不能够被过度简化，并且人们倾向于对于问题的原因找到一个简单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希望有人告诉我们，某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就可以到此结束，盖棺定论。然而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几乎很少能够做如此简单的结论。另外，罗斯林发现，人们对这个世界往往有过于悲观的误解，那是因为人们对负面信息往往更关注，加之媒体给我们有选择性呈现的信息也是负面居多，以至于人们对于世界负面程度的认知可能更高，从而忽视了事情的全貌。最后，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对信息进行过滤，更愿意接受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信息。

书中给出了一些“自测题”，让读者测试一下自己到底有多了解这个世界。我也曾经将这些问题拿到本科生的课堂上，让学生们进行自测。测试结果证明，我们可能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了解这个世界。当然，科斯林并非是鼓励人们对这个世界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他只是提醒人们，简单的思维定式和惯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当那些身居高位，手中掌握重要决策权的人自身怀有认知的系统性偏差的时候，或者说，当大众的认知系统性偏差频频被利用的时候，就会对社会带来可怕的影响。

谣言、谎言、偏见，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更容易传播和夸大各种各样的声音和信息。公众并非不关心真相，其实也怀有对真相的信仰和追求，只是嘈杂的声音和混乱的信息让追求真相的过程变得障碍重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人们的惯性思维。真相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石，不能因为大量不辨真伪的信息就断然否认真相，也不应该由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将真相简化为主观的情绪。与其哀叹真相的衰退，我想每一个人都需要冷静下来去反思自己在接收和传播信息时的态度，是否能够保持理性，是否过度地受到观点和情绪的影响而忽略了对事实和真相本身的追问。

疫情当前，除了受困于信息迷雾中的人们， 面临严峻挑战的还有新闻工作者。新闻人还是不是事实和真相的“守门人”？一方面，大众对新闻制造和传播的参与度迅速增强，媒体人的界限难以划分；另一方面，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大众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来选取信息获取的渠道，有的相信主流媒体，有的更喜欢有明确倾向性的网站和自媒体，这意味着受众更倾向于去选取那些与自己价值观和预设观点相匹配的信息，以至于对真相的质疑减少。随着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削弱，不同的群体构筑了“罗生门”式的真相。这种多面向的“真相”会使受众进行分化，不管到底真相如何，由于价值偏好，他们都将会忠实地拥护自己所坚信的东西。

虽然人们有表达和发声的权利和自由，但对于媒体人来说，要捍卫的是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媒体人必须坚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在新闻界所需要维护的普遍准则和标准上达成共识，从而杜绝那些违背职业伦理和职业标准的报道。不管是哪一种传媒机构，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它们对于新闻价值的体现和社会职责的划分都殊途同归：对于真相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需要坚守的边界和底线。

因此，作为新闻和信息的接收者，我们每一个人在消化和转发信息的时候，都应当更理性、更谨慎地对待信息的来源和内容，并尝试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去寻找“真相”；同时，作为新闻的输出者，媒体人应坚守职业道德，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切莫让“真相”成为争取流量、政治宣传和谋取利益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