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东 | 群体免疫策略的伦理困境： 生命至上还是经济优先？
摘要： 或提出群体免疫策略以延缓病毒传播、避免医疗系统崩溃, 英国半数人口可能已感染新冠病毒, 群体免疫策略会有风险点
群体免疫策略的伦理困境：
生命至上还是经济优先？
新冠病毒全面爆发，全球至少出现了两种应对思维：一种是生命至上，秩序为重，先救生命后恢复经济；另一种是维稳经济优先，自由第一，先维持经济再考虑救治生命(严格意义上，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延缓思维)。中、日、韩、新加坡等国（传统儒家文化圈）大体上是第一种模式，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等国是第二种模式。当然两者也许不一定有矛盾。就目前而论，延缓策略浪费了时间，致使无数家庭惨遭不幸。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方法，宣称基于科学指导，减缓传播，让大部分人感染病毒从而获得全民免疫，为此可接受部分人死亡（宣称其最终目的在于保命）。欧洲其它一些国家起初都与此相似，瑞典甚至提出不检测、不隔离、不收治、不公布的政策。延缓策略使发达国家标榜延缓防控、积极治疗，在至少1个半月的时间里没有采取强力措施的意愿和打算，以至于病毒在欧美多国全面爆发，甚至多地持续出现救治中青年人而放弃高龄老人（65岁以上）之人道悲剧！
实际上，无论是欧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存在对这种消极抗疫策略予以广泛质疑的声音。其中既有思想家，也有实业家；既有哲学家，也有各领域活动家。群体免疫策略在各方面都引起了一些与伦理相关的问题，例如，在科学领域：群体免疫最终是否有效？其科学根据是否“真科学”？是否与伦理相悖？在哲学领域：为了个人权利、自由，可以忽略义务和秩序吗？因为国家拖延、失误而死亡的人谁来负责？在公共行政领域：在不确定因素情况下，群体免疫是否对人道主义和公众对政府职能认知构成了某种侮辱？集中使用医疗资源，不使医疗系统崩溃，为确保大多数人生存，牺牲某些人或使少数人冒险，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吗？在医疗卫生领域：如果可以接受60%—70%的人感染病毒，令医生救治不及，是否会导致其它不可控的潜在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并发症？是否会在公众中造成医生藐视弱者的错误认识？选择救治中青年人而放弃高龄老人，道义理由何在？在政治哲学领域：疫情危机使正义面临何种挑战？稀缺医疗资源（流向最有可能被救的人还是随机选择）如何分配？合乎正义的程序是什么？富人优先还是病人优先？现有体制应急失利或决策疏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要不要追责以及如何追责？在法律领域：疫情期间放掉关押的囚犯，依据何在？如果这些人再次造成犯罪，是否需要另外制定法律处置？大部分人感染获得免疫而使其中少数人冒险（受感染死亡），是否造成过错或严重犯罪？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有截留他国救急物资，盟国之间壁垒、背信、不仁，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与贫弱国家）间超出常规的协作和支援，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与肆虐全球构成人类致命威胁的新冠疫情一样真实，它将激发人们思考，或许会和这次疫情一样在历史上留下多多少少的记忆。生命和利益哪个更重要？严格从逻辑推导可能有问题，但是根据基本伦理规范，答案是很明显的。直到目前，人类对新冠病毒的确切知识还有局限，为避免导致很多人堕入“人间地狱”，现实状况要求人们采取果断严格的手段以尽全力挽救生命，也需要谨慎面对某些堂而皇之、言之凿凿的政策决断。拯救生命和维持经济运转之间如何平衡、如何抉择？可以说，延缓政策已使群体免疫策略的始作俑者深陷困境。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文东
一、群体免疫策略的出台及修正
在旁观西方媒体攻击中国、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体制防疫行为至少近一个半月后，英国政府在3月初推出抗疫计划，整个方案包括“遏制-延缓-缓解-研究”（Contain–Delay–Mitigate–Research）四个阶段。3月12日，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召开眼镜蛇紧急计划委员会会议，声明英国将进入抗疫“延缓”阶段（delay phase），宣布实施群体免疫策略。约翰逊在当天电视讲话中对全英民众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是“这代人遭遇的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由于缺乏免疫力，这种疾病更加危险。而且肯定会进一步蔓延。我们必须对你们坦言，对英国民众坦言，将会有更多的家庭死去挚爱的家人。……目前抗疫的工作重心，已不再尽可能遏制病毒，而是延缓疫情……若疫情峰值出现的时间，能延后数周。避开流感季节，随着气温升高，我们的医疗系统将重整旗鼓。患普通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越来越少，床位越来越多，我们也会有更多时间进行医学研究。同时我们也可采取行动，延长疫情的高峰期，以便社会能更好地应对。”这说明英国已无法控制病毒传播，但会努力控制病毒到达顶峰时间，需要部分民众感染并产生抗体，其步骤是①轻症患者先在家自主隔离7天，②后让有轻症患者的家庭全家自我隔离，③高峰期内保护老人和易感人群，学校等公共场所活动不加停止。 鲍里斯团队人员（包括抗击过Ebola病毒的医疗部长和研究哮喘、艾滋病药物的科学部长及社会行为学专家等）随后对该计划的相关内容做了具体的科学解释，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Patrick Vallance）爵士的解释如下：“我们希望让绝大多数人感染这种病毒后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如此一来更多的人就会因此而受益。”“群体免疫”作为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概念，在疫苗未出、疫情未止的当下被用于防疫策略，其有效性陡然引起各方争论。当前语境下的群体免疫指自然人群没有经过任何医疗手段被病毒感染后，集体产生的抗病毒反应，即在某种情况下有足够比例的人群对传染病具有免疫力（通过接种疫苗或先前患有该病），从而令这种传染病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种方式对无法接种疫苗的新生儿和慢性疾病患者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他们是最易受传染病伤害的群体。政府承认“放弃治疗”，鉴于无法根除这种病毒，而且它还会卷土重来，就应致力于延缓快速到来的峰值，着力于提高整个群体免疫力。
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次日在Sky电视台主持人提问下阐述了群体免疫思想并第一次提出感染数字是60%。冬季是英国医疗系统最脆弱的时候，如果病毒于2020年底的冬天再次袭来，就会产生额外问题。所以，英国政府采取这种策略，是趁着春天到来，天气回暖，让英国人在冬天之前都获得对病毒的免疫能力，这样到了2020年底冬季如果疫情再出现就不怕了。“英国无法完全压制疫情，也不该完全压制疫情”（瓦朗斯）。这个解释引起媒体讨论并由此引爆互联网及国际舆论的质疑，英国科学团体对群体免疫策略与相关延缓举措提出批评，近230名科学家发公开信，数十万民众**，认为实际上当时英国疫情态势跟欧洲疫情更为严重的几个国家基本吻合，如果不立刻进行隔离，无数人将受到生命威胁。
讨论案例：“我们想杀死20万英国人吗？
California，Los Angeles（Live），March 13，2020
John Edmonds（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Tomas Puyo（Silicon Valley Executive），
Source：UK's Channel 4 News
约翰·爱德蒙兹（以下称约翰）：阻止这场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群体免疫。
主持人：托马斯，我看你在摇头，你如何回应约翰说的？
托马斯·普约（以下称托马斯）：这就像是决定，“知道吗？这片森林可能会起火，我们砍掉它的三分之一吧。”这很疯狂，我们想要10%、20%、30%的人染上病毒。英国有多少人？6600万人。那是多少人？大概2000万人会感染病毒。这些人中的1%会死去，我们是想杀死英国的20万人吗？”
主持人：我不觉得有人这么说。但我想科学界确实对群体免疫的价值存在过争论。所以请简短的说一下你认为群体免疫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它能通过政府正在推行的措施实现吗？
托马斯：我们必须明白群体免疫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每个人都会被感染，一旦他们感染了病毒，就不会再被感染了。这太疯狂了！我们不希望人们染上病毒，我们希望人们不要染上病毒，否则人们会死的。现在病例在以指数级增长，一周后，医疗服务体系就会开始崩溃，两周后就会彻底崩溃。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人们会感到恐慌，不采取措施的话，人们也许今天不会恐慌，但下周或者两周以后，他们一定会感到恐慌。和意大利相比，我们还有13天的时间，他们两周前想的是一样的，一周后他们发现：我的天，数字爆炸了。他们现在有多少，17000个病例？这是爆炸性的。他们意识到自己没遏制住疫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周末前英国还有机会着手控制疫情，我们必须在周末前控制住疫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亲戚朋友。他们已经一周都没有见过面了，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宣布（紧急状态）。
主持人：他说的有道理吗？我们现在就得采取措施吗？
约翰：应对新的病毒，新的流行病，有两种方法：一是治愈全世界的每一个病例，世界范围的每一个病例，这样你就从病毒手中解脱了，你不用达到群体免疫就阻止了流行病，但你必须找到世界上每一个病例，对于轻微的疾病来说，这很难做到；这是我们想要遏制疫情，所有人想要遏制疫情时的阶段，试图找出并治愈世界每一个病例，但并没有实现，我们还没能做到这一点。下一个阶段，病毒被释放出来在全世界蔓延，这一阶段阻止疫情的唯一方法就是达成“群体免疫”。容我解释一下，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自然的方式是，流行病会传播地非常快，流行病增长和减少的速度非常快，这就达到了群体免疫的阈值。这不是在流行病结束的时候达成的，人们以为会是这样，并不是在流行病结束的时候达成的，而是在其顶峰达成的，那个时候，人群中就没有足够的易感人群让病毒传播了。更进一步地讲，因为在流行病达到顶峰时，有太多的被感染者了，他们都传染了许多人，所以只要能降低流行病顶峰时期的人数，流行病就不会蔓延的太过火，这样你就能控制流行病、减小流行病的规模。于是你又能达成群体免疫，又不会让疫情过度蔓延。
主持人：但问题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辩论，而且科学界也正在进行这场辩论，但抛开抽象的概念，来谈论实践。这意味着有许多人、社会易感人群，他们可能会因此死亡，这说白了就是一场实验。没有别的办法？
约翰：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已经放弃了遏制病毒的阶段，那个阶段并没有成效。托马斯可以随便挥舞他的胳膊。
主持人：那个阶段没起效果，但据我所知，我们是唯一一个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意大利人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自己能早点这么做，他们希望两周前能告诉自己的人民。你知道，封城意味着不能去咖啡店、不能去披萨店。
约翰：他们解除封城以后又会发生什么？
主持人：会发生什么？
约翰：病毒会回来的，因为你没有消灭病毒。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病毒已经在人群中传播开了，除非你能根治每一个病例，不光是意大利，而是全世界的每一个病例，否则一解除封城，病毒又会回来。 主持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托马斯，你有什么想说的？在中国一旦人们回到工厂、回到办公室、交通恢复正常，怎么保证病毒不会回来？
托马斯：会回来的。
主持人：第二次可能会更糟糕。 托马斯：病毒会回来的，但关键的一点是不会出现峰值，因为一旦出现峰值，会有数百万的人瘫痪医疗服务系统。一旦发生这种事，人们就无法获得需要的呼吸机，那些心脏病发的人也不能去急诊室就诊。我们不需要让这种峰值瘫痪掉所有东西，杀死所有人，我们需要的是缓和病例增长曲线，减缓病例数的增长，遏制疫情，这样可以减缓传播，获得群体免疫，而不是在两周内达成，这太疯狂了，而是在六个月或者一年以后。
主持人：抱歉打断你，但这就是首相昨天说过的，用他更有趣的表达方式来说：“我们必须让草帽变平”，这就是他们在延缓疫情时要做的。
托马斯：说的对，但要怎么做。你要采取措施，让人们不要对话，不要互动，他们才不会传播病毒。所以你需要现在就采取措施，阻止人们互动。
主持人：他说的有道理吗？
约翰：他说的恰好就是我要说的，阻止这场流行病的唯一方法就是获得群体免疫。推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延缓疫情蔓延，降低峰值时的病患人数，放缓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果我们要把很高的峰值降低，并且放缓病毒传播，就得把病毒传播放缓很长的一段时间，六个月到一年，我们还得和这场流行病相处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要求人们采取这种极端措施，那么只有在他们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才会要求他们。因为他们不得不很长时间都这么做，现在这场流行病传播很快，我们很快会要求他们采取这些措施。
主持人：托马斯，如果我们在明天或者后天发布禁令，比如这周末，正如你之前所说，这是否足够早，能让我们在13天后不会变成意大利那样。
托马斯：英国现在的确诊病例大概有800例，依据我们现在的每日病例增长率来看，一周以后我们会有6000个病例，两周后会有4万5千例，我们现在的病例数比武汉封城时候的还要多。武汉封城的时候是完全停摆的，你可以看到，一夜之间病例增长大幅下降，如今中国每天新增病例数屈指可数。他们当时决定，现在就要采取激进措施，以后就不用承担不采取措施的后果了。这是正确的举动。感染人数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当数字呈指数级增长时，你要早点采取手段，而且要采取非常非常激进的手段，不要让感染者搞垮医疗服务系统，如果你这么做，这样你就可以一点点逐步放松管制，这时我们的疗服务系统有了更充足的能力，病例数也会随着时间降低。
可以看出，相关争论焦点是，正确的策略在于采取果断干预、隔离的措施，还是实施群体免疫的延缓方式。在疫情全球快速蔓延的悲剧性节点下，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于14日回应英国群体免疫政策，表示可以谈论群体免疫的理论，但现实状况需要人们考虑采取行动。
群体免疫策略提出三天后，英国政府才予以澄清，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称：“‘群体免疫’仅是一个科学概念，而不是目标或战略。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生命免受新冠病毒威胁，我们的战略是通过控制、延缓、研究和缓和来保护最脆弱的人群，保护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被认为是对首相讲话的紧急改口和对瓦朗斯相关科学解释的否认。事实上英国政府没有拿出相应的果断而积极的措施。“需要人民感染这种疾病”（Needs People to Catch the Disease）的群体免疫策略被遭受广泛质疑。首相公开自己上街及看望母亲等活动，要求民众感染病毒，这比病毒本身更危险。
帝国理工大学流行病专家内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负责的COVID-19应急小组，于3月16日发表了一份题名为《减低新冠肺炎的非药物干涉和健康关怀需要的影响》的报告，提出如果英国政府继续采取“延缓策略”，延缓峰值到来时间，最终可能导致英国有26万人死亡；如果采取“阻断策略”（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病例和病例家属的隔离），总死亡人数将大幅降至2万人左右，因此“阻断”而不是“延缓”，才是控制疫情的唯一可行方法。该报告与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团队的相关结论基本一致。弗格森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曾不断呼吁政府加强抗疫，他表示伦敦中心市区已“有大量新冠病毒”。
基于群体免疫的质疑和相关研究建议，英国逐步实行较严格的抗疫措施，某些学者认为：这标志着英国政府放弃了此前“群体免疫”的想法，将工作重点转变为压制疫情（弗格森教授）。《卫报》刊出《新数据、新策略：为什么英国改变了防疫策略》一文，试图证实这一说法。政府集结了英格兰、苏里格、北爱尔兰、威尔士的4位首席医学官（称英国F4）商讨对策，英格兰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认为：最初的遏制期是加强边境检查，阻止病毒从国外蔓延进来，然而当前状况是疫情在欧洲已全面爆发，在英国当地蔓延开来，已无法通过对入境案例的“定点打击”进行排查，只能减缓国内蔓延速度，以拉平疫情的发展曲线。
政府逐渐调整工作重点和防疫路线，陆续宣布全国停课、不支持大型活动、要求所有易感人群居家隔离、取消所有“非必要的旅行”等措施。同时还将紧急立法，以赋予警察额外权力，可强制逮捕那些不按规定隔离的人。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宣布一系列历史性的新举措，包括政府介入企业支付工资等行为，相当于高调宣布自己暂别资本主义。23日，约翰逊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提出“全民居家隔离”，从而使防疫工作又有加强。在此前后，政府正式下令关闭全国所有酒吧、餐厅、咖啡厅，夜店、剧院、电影院、健身房、休闲中心（包括博物馆、画廊、赌场、水疗中心等）等场所也很快会被要求关闭。外卖可以继续经营，保证英国未来的食物供给。禁令不再是建议，而是强制，政府强调会通过调整商家营业执照上的规定，对所有被涉及的商家进行强制约束。禁令生效之后将会实施至少14天，而后会每月重审一次，评估是否继续执行。这一系列政策给英国人的日常活动按了暂停键，民众暂时告别了行为自由放任。疫情期间政府将为企业承担因疫情无法上班的员工80%的薪水，将帮助企业为受影响的员工支付80%的工资，上限每人每月2500镑，这一数字甚至略高于英国的收入中位数，预计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英国历史上政府首次介入企业，帮助支付员工薪水。这一政策和关闭酒吧餐馆的禁令同时推出。
政府还宣布了其他方面的支持措施，包括英国将会把未来12个月的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s）增加到1000英镑；疫情期间所有企业都不用支付增值税（VAT），直到6月底，期间保护租客，通过紧急立法禁止房东在接下来三个月驱逐租客；各大银行将发布新规，允许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人申请房贷还款延后三个月，政府正在考虑给每个英国家庭提供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金额在每人每周48磅到每人每月1000英镑之间；将为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的政府低息贷款，并针对中小企业扩大之前的“商业中断”贷款计划，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500万英镑。政府将向企业发放价值200亿英镑的现金补助，包括为酒吧餐馆等企业提供每家25000英镑现金，并免除未来一年的营业税，且为70万家小规模企业提供3000英镑的现金补助。这些政策多次提到三个月这一时间段，联系鲍里斯前面说的要在接下来三个月内扭转局势、击败新冠病毒，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初步下了决心，准备和病毒正面对决，其策略调整为“抑制-保护-治疗-缓和”（Suppress–Shield–Treat–Palliate）。
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根据英、意病例和死亡报告建立研究模型，24日结果出炉：英国半数人口可能已感染新冠病毒。这个结果如果得到证实，意味着在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绝大多数只有非常轻微的症状，或者根本没有症状。数据模型显示，新冠病毒可能最早在1月中旬就在英国出现了。直到2月底，英国官方才记录到了第一次传播。群体免疫策略依据的科学模型尚未证实，而即使它是正确的，现阶段的社会隔离也会减少重症患者人数并在流行病高峰期减轻医疗体系的巨大压力。相关研究将群体免疫策略带来的实质问题再次引入人们的视野：即当足够多的人因为已经被感染而对病毒产生抗体时，病毒是否就会停止传播？
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8日发表评论《现实世界：新冠肺炎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国家丑闻》，认为英国“遏制-延缓-缓解-研究”的策略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没有遵循世卫组织建议、不做隔离检疫、没有追踪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不透明等，现在的“抑制-保护-治疗-缓和”策略在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商定得太晚，“英国防疫政策迟钝且混乱，简直是国家丑闻”，相关官员应“集体辞职”。
需要指出的是，事关公民生命健康的防疫政策，固然是当局基于本国国情的制定和应急选择，但也是包括传统在内的总体文化和价值的沉淀。比起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参见下文），英国防疫策略更具有经验主义思想的印痕。无论是先行的“遏制-延缓-缓解-研究”策略，还是后定的“抑制-保护-治疗-缓和”策略，均是在失掉最佳防控时间后的抉择。基于英国疫情发展形势、医疗资源限度以及在感染、发病、治疗过程中获得的基本经验，政府在调查和模型基础上确定政策，步步试验，以实践求验证，试图把经验主义和科学模型结合起来形成一条代价最小的行动方案。英国是一个产生《自然哲学数学原理》伟大著作的国家，具有实验、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经验论传统，经验主义注重实验和实践，但是也有把经验推到极端的狭隘和弊端。随着疫情发展及对危机认识的变化，政府结合已有经验、科学研究和大众批评建议，修正推进，重心在拯救生命和尽量维持经济运转之间做着调整。无法预见数星期、一个月后的情况，而实际表明疫情会迅速恶化，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都在快速上升。
二、支持与反对群体免疫策略 的相关论据
依据医学专家科学根据建立的群体免疫策略，不少人从认识的、理性的角度表示理解，也有很多人从情感的、价值的角度提出批评，当然也存在与这两个视角不同的其他看法。如何在尽量维持经济运转与拯救生命之间进行平衡，基于理性、逻辑推理的判断与基于人性、道德的评价，似乎彼此纠结，陷入矛盾的网罗。群体免疫策略引发的争论，存在着支持或反对的各种论据，涉及科学、经济、伦理等多个层面。从可以收集到的支持论据来看，主要有如下：
第一，科学模型。控制此病毒的真正指望是：用严厉手段实行大规模隔离、治疗（如中国），或者靠自身免疫力或依赖抗疫药物。彻底拦截病毒是不可能的，适当的方法是延缓它的传播，让发病高峰时间尽可能延缓，医疗机构才有可能顶住压力。疫情可能会在不可预料的时间反弹，群体免疫的目标是让整体社会产生免疫力，而不是完全抑制疫情，由于没有疫苗，只有主动或被动感染，将病毒感染的爆发曲线扁平化，医疗系统可以支持，形成免疫群体，才可形成群体免疫。若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R0为3，英国有6600万人，若66.7%的人感染，病人数量将是4400万人。假设以1%的死亡率计算，60%—70%的人感染，英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将达44万人。既然新冠病毒会在整个世界爆发，应该尽可能让自己成为没有感染病毒的40%，如果不幸成为感染的60%，就尽可能隔离好老人。这样至少需要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全球研究路线图》指出：冠状病毒疫苗免疫后的动物，再次暴露于活病毒时，可能发生更严重的症状。目前候选疫苗有可能在1年、2年甚至5年内上市，除非出现疫苗技术突破。因此，在医疗能够承受的尺度下，让大部分民众感染一遍冠状病毒可达到群体免疫，否则下一个冬春季，甚至以后每一个冬春季都会非常难熬。
疫情现在在北半球流行，夏季到南半球，冬天再回来，会死更多人。中国为防堵已损失了巨额代价，个体户、一般工薪阶层损失不小。没有特效药，有些国家（如中国）治愈率高，本身说明这是一种自愈性疾病，很多人不需治疗也可康复。全球10多万人感染，没有一例10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大半人的感冒都是源自冠状病毒，目前已知的7种冠状病毒里，有4种（“人类冠状病毒229E”、“人类冠状病毒OC43”、“人类冠状病毒NL63”和“人类冠状病毒HKU1”）是人类感冒的常见病原体，它会导致少数免疫力差的患者出现肺炎等并发症。因此最理想的结局是新冠病毒成为第5个常见感冒病原体。 第二，死亡率判断。英国专家认为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小于0.3%，实际感染病例应在5000-10000人。其他国家预测数据普遍在0.3%-1%之间。第一批病人的死亡率应小于0.5%，未来的死亡率（明年、后年、再后年的死亡率）会跟普通感冒差不多。次年存活的人99.5%或多或少有抵抗能力，死亡率会大幅降低。流感死亡率大概为0.1%，这就是以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如果再次爆发，不会有高死亡率。延缓政策目标是延缓10-14周，那时可能天气变暖，病毒活力相对降低，流感导致的医疗压力会大幅降低，会有更多治疗经验甚至对症药品。小孩基本没事，年轻人死亡很少（死亡者可能本身潜伏有重病）。政府早期既然要求学校继续上课，说明有足够证据证明儿童很安全，其他人保持健康，应该是最好的自救能力。
第三，利用人性特点与基于真相、诚实的理智选择。贪生怕死是人的一种本性，政府利用了人性，欺骗了英国人，以此实现拯救英国的目的。政府提出群体免疫，让几千万英国人都感染上病毒，做好离去亲人的准备，表示会把海德公园修成通往天堂最好的墓地，坚定地表示这是目前最有效可行的办法。准备隔离140万人12周，违反者罚款1000英镑，甚至送进监狱。英国人都不愿意做群体免疫的牺牲者，成为那个预定的失去亲人的人。这个时候就不考虑人权、自由了，躲在家里不出来，随后政府采取了比中国更严厉的防控措施。 公布群体免疫也是一种心理威慑策略，政府用一种可能的恐怖数据来威慑大众，以便后期施行隔离政策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相诚实地根据本国社会制度与国民对人权与自由的解读，并根据有限的医疗器械与防疫物资无力承担事态的发展时，做出了理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激将法，让民众自己领悟正确做法，结果当然是全民严厉的隔离及限制出行。这也是政府为了推行“佛系”抗疫而施加的一种民意测验，测试民众的反应程度。政府需要考虑民众对策略的满意与否，每天都在衡量疫情，疫情发展的结果可能和模型预测的不一样。在具体情况下调整模型、调整策略，并且顺势而为，发布各种限行令。这与民主体制毫不违合，既堵住了反对派的嘴，同时为自己前期准备不足防疫措施不利找到推脱。
上述论据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群体免疫策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以科学为指引，尊重事实。其次，生命法则是适者生存，根本上在于获得免疫力。第三，事实当前，不能因恐惧失去理性，敢说出来的政府很好，人们宁可知道残酷的真相，也不想被骗。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决策看上去冷血，实际是在将挤兑伤害减到最低。病毒除了危及部分人的生命，还会带来次生灾难，需要理性估量。在面对紧急突发的全球性问题时最需要也最难得的是冷静，这可能是不得已的措施。
至于质疑群体免疫策略的论据，激进的论点始终认为此论类似赌博，不堪一击，正确的做法是采取紧急隔离和封锁政策（《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很多人认为，以建立在虚拟假设基础上的科学模式为根据的政策是靠不住的，但凡病毒有更大变异，结果就是全军覆没。选择群体免疫策略，要么是政府的一个谎言、不作为，要么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复活或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甚至与人类基本道德相悖。可以收集到的关于反对的可能论据，主要有如下：
第一，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自然感染的群体免疫本身不是科学命题，一切传染病要么一直在流行（如流感），年年感染，年年爆发，要么感染后杀死数千万人，小范围内传不下去，隔很久再爆发（如鼠疫）。如果排除疫苗的作用，没有一例大范围感染、有限死亡、流行暂停的流行病例可循。科学注重可靠证据，群体免疫如果指疫苗免疫，就是科学的；如果是指自然感染，就违反科学。 数据模型是有缺陷的，最大缺陷是假设条件。假设天气暖了，能否证明病毒在温暖的气候里就不活跃？能否证明这个时间段内温度就一定会升高，升多高才算高？政府选择群体免疫是对普通人的不负责，作出这些决定很大一部分是考虑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没有能力承担那么重疫情，从而给出了这些很荒谬的方案。基于虚拟科学推演而放弃积极控制。
第二，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群体免疫意味着放弃对轻症和疑似冠状肺炎患者的医治，让足够多的人感染病毒以形成集体免疫，从而在人的生命、生存权等人道主义、人权方面站不住脚。欧洲国家都是富裕经济体，搞这种可能付出巨大牺牲的群体免疫，一些能够影响决策的人不愿意积极应对，说到底就是舍不得拿出更多的资源、开展更加彻底的动员来对抗疫情，因为这将意味着更大的经济损失。群体免疫策略是基于对病毒的认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放弃积极防守。首先它将“疫情”定义为流感模式：既然现在不会产生疫苗，流感会不断爆发，接下来评价自己的防疫模式是不是可以支撑严防死守隔离，计算死亡率和死亡年龄，权衡之后决定放弃严防死守。因为全民恐慌和挤兑医疗资源，会导致这段期间其他疾病死亡率增高，或引发暴乱，所以这种做法是用经济杠杆挡住弱者。这种策略对于严防死守的国家来讲是很自私的，一旦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都出现，那么一切隔离都徒劳无功。
第三，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现代科技下的疫苗技术是一种积极的免疫方式，群体免疫不过是古老的听天由命传统的延续。从遥远的希伯来文明内核“弥赛亚信仰”（弥赛亚，意为上帝所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被委任担当特别职务的人”）来说，这种信仰在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加持下被重新定义而成为进化论，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丛林法则。近代欧洲文明具有这种因素，虽然披上了人权的外衣，但是灾难临近时本性即刻暴露，群体免疫由此把某些同胞自然地定义成“废物群体”而淘汰。
延缓方法完全不支持正面抗疫政策，在新的病毒出现而全体人民没有疫苗、极少数可能有先天免疫力的情况下，不采取积极遏制方法，而把民众暴露在病毒面前。凡是感染了会死的就死去，感染了不会死的就获得免疫而继续存活。这种现象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饶毅）。
群体免疫策略同样也是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人口论的另类复活。英美至今盛行马尔萨斯人口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Sergey Glazyv），精英阶层实际上对危险有“保险”，他们拥有的信息技术武器和生物武器方面的进展与国际义务背道而驰。这种人口论认为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即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并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这是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自然的人口规律。 第四，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把生命当作商品以衡量其性价比（即性能价格比="性能/价格）。这有其他文化上的复杂原因，做出决定的政府拥有最有力量的资本，没有倾力救人、减少死亡，它把生命作为符号放进“性价比”公式计算。如果连民众起码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人民对政府信任的缺乏就开始了。设想一下武汉当时有意放弃部分老弱不予施救，一定会被舆论骂死，今天为欧洲某些国家那样做的人，会冲在骂中国“没人性”的最前列。基于功利主义的群体免疫策略主要基于经济代价考量，感觉封锁围堵，经济受损严重，干脆就牺牲弱势群体，当然其中考虑到国家资源限制以及民众自觉、团结、奉献、配合政府控制等因素。为了经济、自由缘故，生命皆可抛！这在本质上是资本不想付出代价去挽救生命，只能用平衡方式以生命换取资本及时间。然而用这种理由来说服公众，很讽刺的问题是命都没了，何来自由？实际上50岁以下的危重症患者约占13%（中国样本），幼儿约占2%。危重患者只有一半在充足医疗支持下才能活下来。疫情的可控性还很高的情况下就放弃，损害人的尊严、人权，给群体免疫这种消极做法披上21世纪的合法性，是在欺骗人民，简直是一种犯罪。群体免疫策略将给全球抗疫捅出大窟窿，给积极防疫国家造成巨大压力。" 第五，人类到现在也没有对流感产生免疫力。群体免疫可预期结果是基于如下设定：一是致死率0.5%-1%，而现实则是不加积极干预致死率至少5%-10%，英国死亡人数将是6600×60%×7%（中位数）= 275万左右；二是隔离7天后不会感染其他人；三是西方接受死亡只对65岁以上人群，实际则是30岁以上都属危险人群（与现实相悖）；四是能解决医疗系统崩溃问题。实现群体免疫结果之一，是想通过延缓方式减少一批弱势群体及减轻后续医疗、养老、福利成本、就业压力，剩下保险阶层坐享其成。资本是逐利的，为利益最大化可以牺牲少数人。疯狂与贪婪的求利可以不要道德、良心和羞耻感，甚至挑战法律底线。 第六，违背人性及基本道德。人类发展科技建立现代文明的目的就是让人活的更好、更有尊严，如果开启群体免疫策略，实行自然选择，下次危机会不会继续优胜劣汰？如果说年轻人在对抗病毒时有身体优势，在病毒实验中存活下来，下次危机来临时这种优势就成了自然选择中的劣势。因此，人性告诉我们不能牺牲人命，凭什么60%以上的人去感染病毒？谁有这个权利去让他们牺牲？群体免疫策略对个体而言是存在风险的，部分轻症患者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骤然进展至危重状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极其困难。照此而言，埃博拉病毒致死率不应是90%。新病毒传播方式、死亡率是动态复杂的。
群体免疫策略违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之常识，文明社会追求现代治理，不应发生与常识判断相背之决策；这也违反公平，某些国家的高死亡率逼迫人更愿选择可预测的激进措施躲过极可能感染风险，而不会采取不可预测的延缓策略。特权阶层（富人/官员等）可第一时间检测并及时有针对性避难或救治，而弱势群体多难以或及时获检。即使病重免费救治，只会导致穷人高死亡率和严重后遗症。实际上99%的死亡者是穷人，而非原本强调的老人。可参照国家（中国、意大利）致死率是积极救治下的致死率，而非自身免疫力抵抗下的致死率。封城隔离和积极救治的手段，使病毒不能大范围快速传播，收到了奇效。英国、瑞典等国人可自由出入欧盟，而整个欧盟人口是5.13亿，按照60%的人可能被感染，3%的人可能死亡，总计将有923万欧盟人口死亡。按意大利的7%致死率算，将有2155万人死亡。二战期间欧洲死亡人口约3500万，放任病毒，应染尽染、应患尽患，最终将把风险推给穷人，给人类带来巨大人道灾难。
综合上述，或许我们不必急着对这样一种有争议的策略做出最终结论，但确需要从科学和人文相的角度做一些基本考虑。首先，群体免疫策略会有风险点：第一，病毒在变化，是否会变异是不可知的。轻病患者的自愈能力、重病患者的比例，任何一个数据的变化都将对曲线构成极大的影响，人群中也还会有一定的无症感染者在活动，他们依旧在传播疾病、依旧存在疫情爆发的可能，部分地区甚至全国有可能在短期内突破医疗系统承载能力的上限。第二，英国目前给出的还只是建议，没有采取强制性的防疫措施，意味着防疫措施落实与否依赖于个人的意志、警觉性和素质；第三，英国是一个人口65岁以上占18.9%的老龄化偏高的国家，全英还有150万慢性病患者，87万是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患者，他们不光会受到自身疾病的困扰，还是新冠肺炎最高风险的患者，如何安抚、救治、保障他们，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群体免疫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却不该是当前的手段。人类不应也不可能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在病毒面前被动消极，坐以待毙，以让大多数人感染为代价，以近乎达尔文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群体免疫。
其次，从科学模型角度来说，群体免疫策略是为了减缓传播，不让卫生系统崩溃，需要普通民众配合政府提出的防疫政策[TM49] 。数学模型可以对疫情传播趋势进行模拟，但是模拟和预测的数据并非现实。采取有力防控行动，可以成功遏制疫情传播。群体免疫策略的出台，其前提首先是错过了有效遏制期，延缓政策只是努力减缓传播速度，以应对需求高峰。遏制和延缓的目标在于平缓曲线，降低需求激增的峰值，减弱对医院的冲击程度，争取时间研发药物。目前不知社区中有多少人已感染病毒，而且医院检测试剂数量有限，不可能对所有轻症和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人员进行检测。如果不延缓，医疗系统就有可能面临崩溃。瑞典提出不再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这也是基于医疗资源有限状况作出的实际决定，同时政府也在加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另外，短期内无治病疫苗，情况好转之前肯定会变得更糟，至少以后还会面对此病毒，因此放弃更积极的强力控制。
从人文关怀角度言，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只有生命存在，才可能有人权。对生命的珍视不能通过违背公序良德或者剥夺其他人生命来获得，有时需要暂时放弃一些日常生活习惯。自由主义国家从政府到民众多不愿意或不遵守强制措施或禁令，反而可能浪费已争取的时间，不仅损害自己的人权，更在损害他人人权！“侵蚀他人的权利，在自己的权利上没有正当理由而横加他人以损失或损害，以虚伪或两面的手段对付他人，不公平地或者不厚道地以优势凌人，以致自私地不肯保护他人免于损害——所有这些都是道德谴责的恰当对象，在严重的事情中也可成为道德报复和道德惩罚的对象。不仅这些行动是如此，就是导向这些行动的性情正当说来也是不道德的，也应当是人们不表赞同或进而表示憎恶的东西。”（约翰·密尔）老人代表的是传统和文化，有助于青少年了解过去和未来，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枢纽，对文明社会非常重要，因此更应受关怀！科学是冰冷的、理性的、精准的、逻辑的，人文涉及价值观及伦理规范，体现对人的重视、尊重、关心和爱护。科学理性不应与人文关怀相分离，两者应该相互融合。数据是冰冷的数字，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时代的一粒沙，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三、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
与病毒大战，人类面临在挽救生命、维护秩序与追求自由、维稳经济之间做出选择。这是群体免疫策略的伦理困境之所在。在中国，病毒倒逼我们在战略上把抗击疫情定位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因此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暂时放弃或牺牲部分自由和经济代价，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尽一切可能、不计代价地挽救生命。在冠状病毒全球传播过程中，中国先期发现并积极抗疫，为全球抗疫做出了示范。西方原本以为一切只会发生在中国境内、发生在“黄种人身上”的疫情，两个月后自己却面临更糟糕的情形。延误战机、自负傲慢必将付出代价。比较而言，中国模式“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具有一定的经验和示范意义：
第一，依据实事，坚持科学。中国使用了非常基本但也强有力的流行病学监测，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以科学精神为指引，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拿出专业意见和建议，尽量找到被感染的人和接触者，实行检测、隔离和救治，努力减缓甚至彻底截断传播链。英美政府和民众对病毒有不一样的理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流感，由此采取轻视、拖延态度，或提出群体免疫策略以延缓病毒传播、避免医疗系统崩溃。当然，群体免疫策略如果成功了，会对今后面对同类病毒爆发有正向启发作用，但这个理论一直存在的一个漏洞，即一切为此提供支撑的数据如感染率、病死率等都是病毒不变异的基础上得出的，我们要对抗的不是死物，而是不算生命体但却活着的病毒，活着的东西无法被计算这是现代科学的局限性。如果病毒通过几代或更多代的传播变异出更高传染性、更高致死率、更多传播途径的超级病毒，一切都将脱离原有计划进入失控状态，受害的将不只是英国，未来“新冠病患难民”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剑桥大学马丁·雅克教授批评英国防疫策略：“之前根本不算什么策略，只是在抓瞎，直到3月16日才算是往中国的抗疫方式以及世卫组织建议的方向上靠了靠。……英国此前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它受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去抑制疫情，而是让病毒传播，最后结果用一个荒谬的术语来说叫做‘群体免疫’，听凭三分之二人口感染病毒，来形成免疫力。”当然各种政策的出台，都是执政者集团综合考虑的结果。在现代社会科技文明发展下，更多人应该能够获得更好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以少数人的微弱力量面对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当面对一个有一定比例死亡病例的传染性疾病，在可能实现科学防控的情况下，选择群体免疫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如果缺乏人文关怀，不仅难逃伦理责难，也难以达到实际目的。
第二，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动员了最重要的医疗、财政资源，紧急调动军队和科研力量，党员、干部和党组织冲在一线，支援重灾区。国家整体能力，诸如决策力、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配合力、科技力、产业力、基础建设力、社会大众配合力和自我约束力等，协同整合，能整体推动抗疫战争取得积极进展。
发达国家拥有资源、科技、影响力和舆论软实力 ，自由主义有自身独特的价值支撑体系，也曾有令人信服并成功解决问题、造福许多国家的能力。英美主流文化推崇的自由主义霸权，将自由称之为普世价值，相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集体是次要的派生的。国家是个人创造的，它是保护个人权利的，你如果侵犯我的权利，我就要通过选举否定你。推广到国际上，自由主义擅长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以自己的理念为别人创造美好生活，擅长在国外用使用霸权，以推行自由为名制造废墟和难民，但在国内建设和救援方面却甚是迟缓（约翰·米尔斯海默）。因此，面临危机，这些国家显现出对内无法短时有效管控人民，对外无法获得紧急帮助之窘境。实际上，只要各政党、议会齐心，或采取非常措施，协调急缺物资和设备，争取外援，积极救治，至少可以遏制病毒肆意蔓延，防止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但从现实来看，本国优先、政党纷争、选票政治、寡头利益、自负不凡、种族偏见等或成痼疾，实难做到齐心发力、及时管控、有效施救 。
第三，价值支持，有效控制。中国防疫较成功的经验之一是，严格的社区、村组隔离和阻断湖北与全国之间人口流动的方法 ，降低原本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大的感染群体数量，加上凝聚人心、领导有力、一致行动，充分发挥制度体系本身的价值支持功能，加之以从而实质性地降低了高龄感染群体的死亡率。反观英国，情形大异。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批评政府防疫策略：“迄今为止，政府的举措迟疑无力，根本无力应对。此次危机的规模，所需要的行动力度，全国人民充满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也都很困惑。政府究竟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支持帮助？……只有政府领导，集体性的公共行动，才能保护我们的人民和社会。”价值系统分裂，表现得“很无能”，民众不配合，政府无力，“不严肃对待疫情”，甚至“非常不负责任，拿人命开玩笑”（马丁·雅克）。
中国抗疫战的价值支持，来源于执政党将人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考虑，来源于制度体系的价值自信、政府与民众的互信以及责任担当。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于人民，坚持全国一盘棋、精准施策。抗击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以人民为中心”是一切思想、行动的价值导向。自由不能以彻底放弃生命为代价，利益维护必须考虑到伦理规范的约束。以人民为中心，一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保障、防控、治疗、生活一体化；二是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干部坚守一线、普通群众居家隔离、群众自愿者主动请战相结合，形成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人民战争；三是在做好救治病人工作的先决条件下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病毒疫情造成的困扰，用发展成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西方媒体和政要早在1月份评论中国抗疫“不透明、不在意人民死活”，“违反自由和人权”的论点，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敬天爱人，尊道贵德。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治疫策略，固然与政府决策、担当精神及国民配合有关，不是一时的任意选择，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明沉淀、影响的结果。中、日等国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儒家伦理重视生命、家国情怀、整体精神、秩序为先、新邻近仁等思想意识，在抗疫中具有实际意义。中国哲学和医道法认为敬天爱人、尊道贵德与具体防控（调整）结合，才能使人更好地生存。天运有太过与不及，人类应主动作为、积极调节，如随波逐流、任由戾气暴瘧，可能早就灭亡了。天是自然存在，人是源于自然之灵性，道是普遍法则，德是遵道而行。中国人的个人、社会、家庭、国家观念都可以“道”来理解，“道”也是个人、社会、家庭、国家的整合方式与基本目标。中国人以“道”为根本，建构起一种系统的观念体系，把审美的、道德的、宗教的旨趣同来自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天、人一体，万有相通，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安排人生并有效处理内外复杂关系的一种哲学智慧，具有积极的创造活力。
第五，全球合作，命运与共。当前正处于病毒与人类对峙的关键时刻，生死攸关，这警示各国团结协作，共克难关。《柳叶刀》杂志29日发表社论，呼吁学习中国抗疫，全球社会要利用好合作精神。一些国家以以邻为壑的本国优先思维，将相关问题引向种族主义冲突甚至意识形态矛盾，加剧危机。本国优先思维，既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也不是合理的国际主义，而是自负张狂、自我膨胀的利己主义，祸害甚大。本国优先思维和国家利己主义，奉行己之不欲、反施于人的原则，这是和平友善的最大敌人，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绝不是合适的选项。病毒的全球传播使各国有必要更加紧密联系、分享经验、合作攻关，在这个时刻一个像样的国家应该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行动：各国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分享好与坏，感受彼此的伤痛，分享彼此的祝福，以诚实、公平的态度尊重所有种族和政治倾向。这种亲密、关联、人性和分享精神，应是值得推崇的应对灾难、战胜困难的品质。
总之，质疑群体免疫策略，无论是不同意其科学基础，还是认为它缺乏道德关怀，都是有着不可否定的理性。这次全球性疫情突显出自由主义霸权和中国社会主义在体制层面的一个基本区别：中国社会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最重要，所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控制，不惜代价施救；自由主义霸权则把维稳经济看得先于一切，应染尽染、应患尽患，在挽救生命与维稳经济之间久拖不战，对普通民众生命造成极大损害。自由主义霸权的衰落是必然的。这次疫情将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职责、自由与秩序、人与自然、资本与权力的关系等重大的思想讨论，也将引起有关现代文明基本问题、制度建设、价值系统方面的深刻思考与实际调整。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