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隐私及数据鸿沟：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及以后的数字伦理问题！

 文章来源：Minds & Machines (2020).  

原标题：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链接地址: https://doi.org/10.1007/s11023-020-09528-5  

作者：Mariarosaria Taddeo  

译者：张钊铭     

Mariarosaria Taddeo     

译者按    

在新冠疫情期间，网络与大数据技术对疫情的防控起到很大作用。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往往强调数字化时代下疫情管控的便捷高效，而对疫情中与数字伦理问题相关的学术探讨较少。此文作者Mariarosaria Taddeo工作于牛津大学的数字伦理实验室，重点研究信息与计算机伦理，对数字伦理治理的相关问题也有很深的洞见。本文以全世界为控制疫情而广泛应用的数字跟踪追迹系统为例，较为宏观地介绍了它在设计与使用中应有的道德规范，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短期与长期时间内可能为社会带来的伦理风险，如群体隐私问题、数字鸿沟问题、在线服务提供商的角色与责任等等。此文论述清晰，说服力强，读来十分有启发性。为适应大家在新媒体平台的阅读习惯，本文中出现的所有小标题皆为译者自行添加。      

疫情期间的数字技术：一把双刃剑    

“生于数字者，死于数字下。” (Floridi 2014a) Floridi的原句是想强调，网络安全风险对（成熟的）信息社会构成严重威胁——这里的信息社会指的是那些（期望能够）依靠数字技术来发挥社会功能并发展繁荣的社会。不过最近，在COVID-19新冠肺炎在全世界流行期间，那些因数字技术而生的人们似乎也同样被数字技术所拯救。这个判断无论是从隐喻的角度还是从字面意义去理解，都是真实的。从隐喻的角度来看，这次危机时期，数字技术不仅为人们提供方便，而且是社会运转的必需品，正是数字技术维持着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意思是人们被数字技术所拯救，因为数字技术支持着对病毒的科学研究，也促成了监控、探测和预防SARS-CoV-2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办法(Ting et al. 2020)。        

以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DTTS)为例    

不论是从哪种含义去理解，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技术虽然有能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好处，但也可能带来一些严重的伦理风险。以使用数字技术来追踪病毒的传播为例，在本文写作期间，有60个国家正为此目的而使用某种形式的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digital tracking and tracing systems, DTTS）。随着更多的国家制定类似的举措，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通常依靠智能手机中的数据来追踪人们的位置与联系。这就带来了法律和伦理风险，从对个人数据无处不在（并且过度）的获取，到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监控，都使得人权和公民自由急剧贬值。    

 随着人们开始考虑使用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DTTS），关于这些系统在伦理、法律乃至社会影响(ELSI,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等方面的广泛争论也随之出现。最终，这些争论将促使政府尽可能选择使用减少数据收集并保护个人隐私的方法和协议（大多数的数字跟踪追迹系统使用蓝牙数据而不是GPS定位或者Wi-Fi数据），通过使用去中心化协议（如DP-3T）来减少安全威胁，并降低大规模监控的风险。    这些关于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DTTS）在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ELSI）等方面的争论同样表明，使用数字技术来解决流行病的蔓延并不意味着原则和规章制度的缺位。     

设计与使用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DTTS)  的原则    

“（一个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DTTS））必须是必要的，适当的，科学有效的以及有时间限制的。这些规则借鉴了《欧洲人权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以及限制ICCPR之使用的《联合国关于限制和减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款的锡拉库萨原则》（the United Nations Siracusa Principles on the Limitation and Derogation Provis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Morley et al. 2020)     

相关公约       

在其他地方，我们与牛津大学数字伦理实验室的其他成员（Jessica Morley, Josh Cowls , Luciano Floridi）共同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指导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以在道德上合理的方式进行设计、开发和使用(Morley et al. 2020)。这一框架基于从上述文件中提炼的原则，提出了十六条特别因素，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需要满足这些因素以获得道德合理性。设计这些特别的因素是用于回答一些确认性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建立了正确的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吗？”以及“我们是在用正确的方式建设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吗？” 等等。(Floridi 2020)    

不应该使用那些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数字跟踪与追迹系统。除了对人权的威胁以外，这种不符合规范的系统会造成严重的短期与长期问题。就如在(Morley et al. 2020)文章中提到的，从短期来看，它们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个人可能会拒绝使用任何侵犯其权利的数字跟踪追迹系统，这就会浪费开发这一系统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开发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采用道德上不合理的数字跟踪追迹系统意味着有一些过程可能会破坏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而这在新冠疫情过后也可能很难恢复。总之，这些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可能会蚕食公民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Primiero and Taddeo 2012; Taddeo 2017a, b; Floridi 2020).     

到这里，关于数字跟踪追迹系统的争论集中关注的是公民以及公民权利，但数字跟踪追迹系统的短期与长期问题涉及整个社会和对数字技术的管理。在考虑数字跟踪追迹系统对群体隐私的影响(Floridi 2014a, b)、信息社会中的数字鸿沟和社会正义(Floridi 2020)、在线服务提供商(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OSPs)如苹果和谷歌公司的角色与责任(Taddeo and Floridi 2015, 2017)等时，这一点尤为突出。尽管所有这些问题在这次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但面对危机，对用数字技术的日益依赖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    

 群体隐私问题    

让我从群体隐私问题开始。    

“群体隐私权是群体作为一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利，而不是归群体成员各自享有。是这个群体，而不是它的成员，被视为这一权利的持有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决权，这是一个国家作为整体所拥有的权利。” (Floridi 2014a, b, 1).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对群体隐私权的保护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数据收集的最终目的往往是确定个人的类别、群体，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以商业中用户画像为例，它有赖于对群体的识别（如，那些喜欢Amarone或民谣音乐的人，那些居住在英国的人），并且与特定数据主体的身份无关（比如本文的作者Mariarosaria）。尽管如此，这种分类在公平对待它所识别出的群体方面有着严重的问题。比如用于评估虐待儿童风险的阿勒格尼家庭筛查工具（the Allegheny Family Screening Tool），在使用这种工具的过程中，非裔美国人和混血儿家庭被送上法院的次数是白人家庭的三倍。    

在新冠疫情的数据中，群体可能包括感染者、因COVID-19而丧失了亲友的人、使用跟踪APP的人或不使用跟踪APP的人、在特定日子里到公园散步的人、一个街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有关群体的数据是应对大型流行病和推动政府决策的关键，比如在什么时间地点取消限制性举措等。但这些数据同时可能会导致对这些群体成员的新的不公正对待。因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聚焦于隐私的政策法规应将保护范围从保护个人身份（个人隐私）扩展到保护个人的类别（群体隐私），来保护这些群体的权利，确保这些群体得到公平的对待。这也是为什么应该制定规章制度，以确保在克服这次新冠疫情的危机后，任何数字跟踪追迹系统在大流行期间收集的数据都会被立刻删除，确保对任何相关的汇总匿名数据的访问将受到严格管制，并仅允许用于科学目的。      

数字鸿沟问题    

我们再来看数字鸿沟问题。欧盟统计局(Eurostat)报告称，在2018年，欧盟的28个国家（也即下文中的欧元区）平均有76%的居民每天都会上网。这一数据证实，欧元区拥有很多信息社会，尽管这些信息社会的成熟度不同。英国和意大利也是一样。这两个国家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在欧元区是最多的，在解除封锁期间可能很快会部署数字跟踪追迹系统来应对新冠肺炎的流行。英国的一项研究估计，在2018年，只有20%的英国人不能使用互联网完成如发送电子邮件之类的简单任务。在意大利，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有67.9%的意大利人在2019年至少使用过一次互联网。     

在阅读这些与访问、使用数字跟踪追迹系统(DTTS)以及其他需要连接互联网才能使用的数字健康服务的相关数据时，他们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英国总人口的20%，意大利总人口的32.1%，以及整个欧元区人口的24%）可能被排除于这些服务的范围之外，哪怕这些服务是保护公共健康的关键。同样比例的人口也被排除于支持教育、职业机会以及社会互动等数字服务之外。在信息社会，数字鸿沟是一大部分人口与关键服务之间的一个切实存在的分隔。它危及机会的公平分配以及对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尊重。    

有关数字鸿沟的争论目前仅仅解决了皮毛，而讨论主要关注的是数字跟踪追迹系统(DTTS)成功所需的最低普及率，这个数目也有很多说法，甚至千差万别，从“只要两位数的数字”到总人口的56%等等(Servick 2020)。尽管如此，如果数字跟踪追迹系统能够有效地限制疫情的蔓延，那么消除这种鸿沟并使社会各部分都能够访问并使用数字技术就成为一个更急迫的问题。需要制定措施，以使得那些数字文化水平低或访问数字技术有限的人能够获得数字技术。例如，应该设计并开发策略，来保证无论个人使用什么具体硬件（手机，电脑），数字跟踪追迹系统都可以提供服务，并且这些系统及其相应的教育宣传活动的设计应该是极度用户友好的。     

在线服务提供商（OSPs）的角色与  

责任    

最后，我们来考虑在线服务提供商(OSPs)的角色与责任，也即苹果与谷歌公司的角色与责任。这两家公司同意合作，为安装在苹果和谷歌手机上的基于蓝牙技术的联系-追踪应用程序创建一个共享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这种合作对国家支持的应用程序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这会确保它们在iOS和Android手机上运行流畅，增进用户体验，从而促成对app的大量使用。    

苹果与谷歌的合作不应该被视为仅仅在提供急需的技术手段。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的设计选择是价值负载的，并且通过定义应用程序功能可见性的方式，限制基于这个API的应用程序的设计。(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是设计相关概念，可理解为环境或物体所显而易见地提供给动物/人的属性，如地板使得人们可以站在上面等。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谷歌和苹果决定在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中使用去中心化的协议以后，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遵守这一协议。就保护用户隐私而言，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但这是一个由在线服务提供商(OSPs)驱动的决定。这一决定会塑造公共权威设计与使用其应用程序的方式，而这些应用程序将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公民的隐私，仍然难以捉摸。     

苹果与谷歌合作支持公共健康的努力，在疫情蔓延期间应该得到欢迎。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指出了在线服务提供商(OSPs)在我们社会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他们是使得信息社会运转并且繁荣的重要基础设施与服务的设计者和提供者。我们应该从这次合作开始，认真考虑在线服务提供商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成熟的信息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角色有哪些道德责任；应该如何约束他们履行这些责任；在线服务提供商(OSPs)应该如何参与到对数字化的管理中。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它们构成了在数字伦理的学术争论中的中心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各种政策和治理框架一直努力想要解决的。在当下的疫情危机中，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缺乏连贯性使得政府对如何与在线服务提供商(OSPs)互动缺乏指导，而这些在线服务提供商设计、提供并影响着对追踪app的管理，这些应用程序如果没有在线服务提供商的支持，可能会变得不可企及、低效，或者（反而）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结语    

在一份被泄露出来的关于《塑造欧洲的数字化未来》（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的草案中，欧盟理事会指出，欧盟成员国应该“彻底分析在COVID-19流行中获得的经验”，以制定未来实现数字能力的政策方针，特别侧重于“电子医疗、数字教育、电子政务、数据共享与宽带连接”等领域。这些都很正确，但注定是不够的。任何管理数字化的政策，只有在伦理学的指导下才会成功。在数字使我们生存、死亡或者被拯救以前，我们的社会已经被数字化改变了。这种改变是深层次的、长期的，并且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严重负面后果。为了最小化可能的风险，促进对数字技术的社会意义上可能的良善使用，以及确保这种数字转型符合人性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学的指导是必要的。在一场诸如新冠肺炎大流行这样的全球性危机后，当社会亟待被重新设计之时，这种伦理学的指导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