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从医学人文到人文医学——钟南山院士访谈录

此访谈录首发于:中国医学伦理学[J]2016(3):369-371. 原标题为:从医学人文到人文医学——钟南山院士访谈录  

采访者：李恩昌   

受访者：钟南山   

文字整理：吉鹏程     

编者按   

美国医生特鲁多曾留下“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墓志铭，揭示了医学伦理中的人文精神。今天，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与日益复杂的新型疾病，医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健康的人文精神，建立医学人文与人文医学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医学能够做些什么？医生应该做些什么？患者应该如何面对医生?如何面对疾病？这些日益迫切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重读2016年李恩昌对钟南山院士的这篇访谈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和启发，特此分享。     

李恩昌：  尊敬的钟院士，您好！您曾在有关会议上讲到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几个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这些观点有：医学人文精神是调动患者积极性、解决患者痛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医学人文精神是实现现代化医学模式的促进剂；医学人文精神核心不是“态度好”，而是想方设法治好病、防好病。您在和余秋雨的一次谈话中说，您正在全力建立一门人文医学。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因为, 从学科的角度来讲，医学人文是人文科学，而人文医学是医学科学，而医学科学就要直接面对人的疾病和健康。您所讲的以上三个方面，都具有了人文医学的含义，因为它们都能直接治疗人的疾病和恢复病人的健康。这也是当前医学界最迫切需要的学科。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妥当？    

 钟南山院士：    是的，医学人文精神更重要的体现为调动患者的积极性，解决患者痛苦这些方面。我再提一下我经历的两个实际病例：    

第一个患者是一位姓钟的先生，今年55岁。1995 年，钟先生开始反复咳嗽、咳痰，间隔有发热。当时到医院诊断为支气管扩张。2003年，他又出现咯血、进行性气促症状，已不能行走，肺功能显示为极重度混合型通气障碍，医生认为生存期只有半年。40岁的钟先生绝望地写下了遗嘱。2004年的一天，他来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就诊。我结合病史综合诊断后，认为他患的是“泛细支气管炎”。面对绝望、情绪极度低落的钟先生，我给他耐心解释病情，并劝导他说:“你这个病可以治，但进程会比较慢，我们一定会尽力，你一定要有耐心！”    

经过3个月的规范化治疗，他的症状明显改善。如今，各项检查显示钟先生病情稳定。从钟先生写遗嘱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病情基本稳定，肺功能差别不大。看到他这些年来充满信心地坚持配合治疗，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医生，我心里无比欣慰。因为他去过别的地方，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肺移植。正是因为对他的耐心开导、积极治疗，使他树立了信心，坚持治疗11年，虽然比正常人差点，但是还可以，脑子很清楚。    

另一位患者是我的好朋友戚先生。他曾打破100 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的创造者。1989年,戚先生出现哮喘症状，但因工作忙，没有规范治疗。此后病情逐渐加重，需依靠口服激素来维持。1998年，戚先生来广州找我就诊，从一楼爬到我所在的3楼竟用了 20分钟。当时，戚先生对自己的康复完全没有信心。我反复给他做心理疏导，告诉他是可以治疗的。同时为他制定了规范的用药方案，他逐渐从绝望中走出来，积极配合治疗。3个月后，激素用量逐渐减少，直到完全不用，看到希望的戚先生开始体育锻炼，并坚持每天记录身体状况，他恢复的还比较快。近10年来，他每天都能坚持游泳1000米。2015 年3月25日，他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说：我已经82岁，对疾病治疗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有病早就医，和医生密切配合，找准病源、对症下药、心平气和不烦躁、有耐心、准时服药；第二，做好病情必有反复的心理准备, 不可能一帆风顺，要以平常心对待，和疾病作持久战；第三，人类天生就有极佳的自我修补机能，而豁达开朗，排除一切精神压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又会反过来促进和增强人类天生的自我康复能力。    

从我的角度体会，良好的医学人文精神给病人会带来乐观的情绪、战胜疾病的信心，对治疗的积极配合，有时会取得比较好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疗效，这是我的深刻感受。因为，大的层面是物质决定精神，但精神会反作用于物质。在小的层面，病情决定心情，心情又会回过来改变病情。病情越不好的人心情也不好，这是一般规律，但是假如能够改变这个规律，通过我们医生的努力，使病人心情改变，对疾病康复很有利。我很相信这个。    

还有个女病人患了肺癌，原来估计只能存活半年, 到现在已经4年了，还在上班，因为她的心态很好，面对多次化疗导致的呕吐、厌食、肌肉酸痛，她还是很阳光，充满对生命的渴望，每次都坚持下来了。这个非常重要。我的看法是：良好的情绪和乐观的心情对病情的转归和预后能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心情很大程度来自医患之间健康的人文精神的交流。患者对疾病的积极态度常常来自医生的鼓励和安抚。     

李恩昌：  

您讲这些说明，医学人文与人文医学没有严格的界限。您刚提到两个案例就是很好的证明。     

钟南山院士 ：  

讲到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健康的医学人文精神是实现现代医疗模式的促进剂。    

以前的生物医学模式就病看病，就机体看机体，就器官看器官，现在对人的健康规律有了新认识，趋向系统，现在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在的医学是 “4P”,即预测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y )，所有的疾病倾向于早期预防、早期治疗，但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这样不够，我加了一个“P”，叫做Pre-symptomatic，即早干预，很多病早期干预就能解决问题。可以这样说, 现代医学模式的核心就是对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我们搞医学人文的人应该关心什么？大家知道，血压升高的人很普通，它会引起一系列病如脑卒中、冠心病、外周血管病的增加，假如我们能够在平常患高血压的时候，把高压平均降低12 mmHg(1.60 kPa)，低压降低4 mmHg(0.53 kPa)，这个很容易做到，脑卒中可以减少35% -40%，心肌梗死可以减少1/5 ~ 1/4，心力衰竭可以减少一半。老百姓不知道这个，医生知道的也不多，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干预的话，可以减少很多这样的事件。糖尿病也是这样，只要严格控制血糖，高血压、冠心病、白内障、视网膜病变等都能够明显减少。    

中日友好医院在大庆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观察，对于糖耐量异常的人群进行干预，分两种干预，一种进行饮食的调节，减少糖、淀粉的摄入，另外，参加一些运动，同时进行饮食干预，即饮食加运动干预。另设一个对照组。干预期观察6年，然后在连续观察20年。结果：健康生活方式组糖尿病发病率较对照组低 51% (在6年干预期)和43% (在20年观察期)，二级预防可使近半数糖耐量损伤的病人不发展为糖尿病。    

这启发我们，对疾病进行早期干预、早期预防和出现疾病再抢救所需的医疗费用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干预和预防应当是医学工作者应高度注意的问题。及早干预和预防，我们国家的医疗费用会明显下降。这当然涉及医疗体制、社区医疗问题，但目前，重视的人不多。    

从患者角度而言，一般来说，病情越重，预后越差, 患者此时求治的积极性及迫切性越大，治疗依从性也更强。此时，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医生的关注、同情及尽力而为；相反，病情越轻，预后越好，病人求治的主动 性和迫切性却越差，治疗的依从性也更差。比如，在临床中会遇到一些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测定显示肺功能已经下降，但尚未出现症状，医生苦口婆心劝对方早点吃药控制，不要等气促得很厉害时再来看，但一些患者总是不太愿意。此时，人文精神则应体现为医生的预测、忠告及规劝，需要医生站在为患者着想的角度上，去耐心劝说。所以，促进医学模式转变，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更有效、更节约，但是更难实践。换句话说，没有良好的医学人文精神支撑，没有对医学目的的深刻认识，现代医学模式不可能实现。而在当前医院市场化运作的大环境下，部分医院并不注重早防早治，甚至会认为病人越多越好，病情越重越好，这样收入才会增加。这是不可取的，作为研究医学人文精神和人文医学的同道、专家，我们的战略思想应当对此有所考虑。    

在“5P”医学模式的实现中，医学人文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应对未发生的疾病风险进行提前预防，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针对每个病人的心态进行个体化诊治，倡导每个人都应对自身健康尽责，全民参与健身, 一旦发现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病、肿瘤等，应早发现、早治疗。医学人文不仅要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下游的治疗环节，还应更多地去关注上游的预防和干预。    

我常常在想，1873年，即143年前，美国医生特鲁多留下了“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墓志铭。过了143年，我们是否还是这样讲，我体会, 特鲁多的墓志铭没有错，但内涵应该有所改变。过了143年，我们医学发展到今天这么高的水平，医学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为什么不能变“常常是帮助”为 “常常是治愈”？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早防早治的话，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主要看我们如何去做。    

另外，当前医疗情况下，弘扬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应是把医学人文精神转化为人文医学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不是“态度好”，而是“想方设法治好病防好病”。    

现在的医疗环境，一是大医院的体制基本上是国有民营制；二是公众到医院看病，是一个消费和购买的概念，那种医患合作共同战胜疾病的使命感削弱了；三是候诊长、看病短、沟通少、疗效差，医患关系紧张；四是举证倒置，医生怕负责任而导致的大检查、大处方、不敢“冒险”；四是大部分医生在医改中还处于被动、观望、彷徨的状态。既然选择做一名医生，就应始终牢记，人文精神是医者的品质和社会责任，无论置身于怎样的环境都不能放弃爱心、责任心和进取心。    

医生不只是技术的产物，也是情感的产物，行医不是交易，而是使命，只有让医学走出商业交易和技术崇 拜的误区，医患关系才能回归常态，医生被称为上天赐给人们的礼物，一个不懂得尊重并感恩医生劳动的患者是不懂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医患之间必须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     

李恩昌：  

您讲的这些，生动、深刻。人文医学的确能够为患者治病和治好病，请您再概括的讲一下其中的原理。     

钟南山院士:  

为什么人文精神的发挥可以变成防病治病的人文医学呢？因为其中深刻的道理，这也是不少人所知道的。    

北京市有一组随机对照调查的资料，发现癌症病人的生活经历中，曾经有不良心理刺激的高达76%, 而一般病人中有明显不良心理刺激的只有32%。这些事实说明，长期的精神紧张、情绪压抑、心情苦闷、悲观失望等不良心理状态，是一种强烈的促癌剂。人体每天都生成癌细胞，多数人身上并未生成真正的癌，就是因为癌细胞刚出现便被及时杀灭了。但精神神经免疫学研究发现一个规律，自然杀伤细胞的战斗力与情绪休戚相关，不良情绪会削弱其战斗力，而乐观、自信等良好情绪能激发它们的活力。据测试，情绪低落时人体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可下降20%以上，从而降低了它们的杀伤作用，抵御癌细胞的能力也就大大降低了。医者的责任就是用人文医学去改变病人情绪，让其拥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李恩昌：  

钟院士，您讲的很好。这个道理虽然不少人也多少懂一些，但要深刻理解，非要有一定的人文医学知识不可，而要做到做好，就更难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建设医学人文和人文医学的热情很高，但人们对医学人文与人文医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和地位并不统一，对建立这些学科的目的是什么，一些人并不是十分清楚。您讲的这些深刻机理和生动的病例，相信会对人们准确认识医学人文与人文医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和地位，促进我国医学人文和人文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医学人文与人文医学这些学科的建立，必将加快我国医学模式从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模式的步伐，提高我国医疗服务水平，造福于广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