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中国社会的撕裂之痛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  

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社会是个有机体，价值共识、共同利益和共通情感是联结社会成员的神经系统，也是中国社会的撕裂之痛处。 

 0  1  价值难有共识之痛  

人在朋友圈，哪有不蒙圈。近期有不少文章吐槽微信群、朋友圈的那些事。借用易中天的说法，微信群里有三类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可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这个概括很形象。但在我看来，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拨人，一拨是道德朋友，指那些“三观”一致的一类人，另一拨是道德陌生人，也就是“三观”不一致的那拨人。脑残不是真的智障，乌贼也并非真有恶意，疯狗般地咬人，不过是道德陌生人之间用言语的撕咬来表达价值观的激烈对抗而已。    

朋友圈或微信群中的观念之战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公共领域里，几乎任何一个公共话题或公共事件，无论是中美关系的走向还是台海局势的判断，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放任主义，无论是中医粉还是中医黑，无论是方方还是圆圆，都会在不同层面、不同平台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难有共识，最后以“脑残”或“疯狗”互贴标签而不欢而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共识”之痛。     

应该说，只要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其自主地位，而不只是这个社会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只要我们承认一个社会必然有分化而独立的不同活动领域，而不是政治挂帅的泛政治化社会，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各种不同的行为逻辑和价值理念。正像我们相信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一样，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    

但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具有价值共识的一群人的结合，价值共识就像一根精神纽带把社会成员凝结在一起，如果这根纽带有了裂痕，那么社会团结将无法维持，公共政策将无法实施，各种社会活动也将无法开展，社会将因此陷入混乱。由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多种声音喧嚣的背后，还要有贯彻始终的主旋律，否则难以谱就华丽的乐章，正如在不同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的背后，我们需要寻求价值共识，否则社会就会失去进步的动力和方向。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有人说是稳定，但当稳定压倒一切时，也就压倒了尊严、生命、自由、公正等更多的美好事物；有人说是发展，但这些年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生态代价和社会代价。我以为，如果有且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最有统合性且是当代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达成共识的价值观的话，那就是法治。为什么呢？    

第一，法治本身就是个好东西。法治是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本身就是好东西。如果说，在法学上，还有人讨论“恶法亦法”的问题，那么，法治本是良法之治，“恶”法之治本身就不成其为法治。    

第二，法治不只本身好，它还是更多美好事物的载体。法治是众人之治，是人民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因而承载着民主的价值；法治是程序之治，注重过程的正当性，因而承载着尊严和理性；法治重在治权，而给民以自治，因而承载着自由和人权；法治要求把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机制，因而承载着和平和稳定，如此等等。    

第三，法治不只是价值载体，它还能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把美好事物运送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试问，除了“法治”，还有什么“药”能为中国社会止住共识之痛呢？   

 0  2  利益难以共享之痛  

除了价值共识之外，社会还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利益就是好处，共同利益是大家都有的好处。由于任何共同利益的实现都需要人们的合作，我们可以把共同利益看做是人类合作所产生的一切价值的总和，可以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实现共同利益的合作体系。由此，可以把“合作”比喻为社会的“肉体”，利益共享是 “肉体”的正常功能，肉体有病，功能失调，便是社会的切肤之痛。     

这种切肤之痛表现如下：    

1、信任的缺失。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础，社会合作是共同利益的生产和共享机制。信任的缺失必然带来合作关系的撕裂，从而使得利益难以共享。《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近日发表文章的题目就是：阻止全球灾难，需要重获失去的信任。文章指出了信任缺失对于疫情防控合作的破坏，以及有可能导致的“公地悲剧”的后果。就中国社会而言，信任缺失问题的突出之点是：    

一是制度信任问题。信任是对彼此诚实行为的期许，制度信任给予更大社会范围内的人们彼此普遍的、确定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制度信任的缺失，是合作的重要阻碍力量。这次疫情发生的初期，危机预警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某些缺失，导致了对制度信任的下降，带来了疫情防控初期的混乱，便是一个例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办事不是更热衷于找关系吗？不是更相信所谓的潜规则吗？这些都是制度信任缺失的表现。    

二是专家信任的问题。社会分工越发达，就越需要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社会生活就越是依赖于专家。专家是具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才干的一群人，我们看病要找医生，开公司要找会计，打官司要请律师，了解国际局势要听电视上专家的分析，可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相信过他们，我们不是把专家戏称为“砖家”吗？即便是这次疫情防控，对专家的质疑就一直没停止过，从高福、石正丽到钟南山、张文宏似乎都难以幸免。    

三是政府信任问题。政府在社会合作中扮演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是社会合作的主心骨。人们期待政府官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态度，也相信他们有能力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幸富。一旦现实与期待有了落差，就会导致对政府信任感的下降。而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信任问题。这次疫情初期，武汉地方政府的应对失措，造成政府信任下降，以至于近日发放5亿元消费券的惠民举措，也广被质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由此可见，要弥补社会合作关系上的裂痕，首先就是要解决信任问题，而解决信任问题的重点又是制度信任、专家信任和政府信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合作就难以稳定持久，利益生产和共享的机制也会被破坏。     

2、资本的僭越。资本的僭越是破坏利益共享的另一股重要力量。资本的本能是增殖，就是钱滚钱，利生利，不择手段又贪得无厌；资本的力量具有扩张性，能冲破自身发展的各种限制，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种地方；资本的逻辑具有竞争性，为了争夺有限资源，难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资本的功能具有消解性，可以消解一切价值，什么都可以明码标价。写到这儿，想起了最近吃瓜群众热衷讨论的淘宝总裁蒋凡出轨事件，有篇博文题目是《淘宝总裁出轨千万粉丝女网红被删帖，让我看到了资本的舆论力量》，且不论文中描述真假与否，但对资本力量的忌惮却是真实的。可以设想的的是，资本一旦与舆论、知识、权力合谋成功，社会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斗兽场，资本家才是看台上的看客。    

可见，给资本划定边界势所必然，否则，越界的资本便会如洪水猛兽一般，为了一己之私而吞噬大家的共同利益。而要节制资本，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要筑牢民生保障的底线。当年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就是基本纲领之一。二是要设置资本的禁入领域。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都要防止资本的肆虐。三是在市场经济的领域里，在充分发挥资本的功能的同时，要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垄断法》等法律为其划定正当性边界。     

3、“搭便车”的行为。共同利益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但“搭便车”是集体行动的困境。近日各家媒体以《财政部：严禁“搭便车”购置与疫情防控工作无关的资产》为题报道了财政部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产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严禁“搭便车”购置与疫情防控工作无关的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损失和浪费。其实，疫情防控期间搭便车的行为颇为常见，社区防控志愿者有人去做，隔离措施有人去落实，我就坐享其成就可以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结局就像俗话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应该说，“搭便车”的困境自古就有，于今为甚。思想家们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很多，就中国社会的情况而言，最为现实的方案还是健全和落实激励制度，也就是在分配利益和负担时，要尽量区别对待那些为了共同利益做了贡献和没有做贡献的人以及做了较大贡献和较少贡献的人。 

 0  3  怨恨难以化解之痛  

社会成员之间还有一根情感的纽带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而社会怨恨犹如病毒，侵蚀着社会成员的共通情感。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三个痛点。    

社会怨恨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情绪。它是一种社会攀比后带来的“羡慕、嫉妒、恨”；是本该如此而不得的期待落空后的失落与不甘；是积怨于心而难以表达、久居下位而无力改变的郁闷；是因愤世嫉俗而怀疑一切、拒绝一切的自我封闭的姿态；是一种需要泄愤和报复社会的心理负能量。社会怨恨的情绪犹如病毒一般，不停息地侵蚀社会有机体，撕裂着社会的情感纽带。    

社会怨恨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负面情绪，极具传染性，特别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和信息的交流，佐证各自的个体感受，强化彼此的观点，煽动相互的情绪，激化社会的暴戾氛围。社会怨恨还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或者表现为对他人和社会事务的冷淡和麻木；或者表现为对更优秀者的贬损和污名化；或者直接报复自我归因的某些特定成员；或者采取“道地的恶意犯罪”来进行社会泄愤。    

 怨恨作为一种个体层面的心态或情态，自古就有，但是作为一种发生社会心态，则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心理负产品。    

第一，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个从“固态”过渡到 “液态”的社会。每个怀着乡情的人都面临如何与陌生人相处的问题。我们看看春运的情形就明白了。生活空间的抢占，风俗习惯的冲突，社会安全的隐忧，经济收入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和歧视，从而埋下彼此的“怨恨”情结。    

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一脚跨进了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联结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是契约。通过契约来维系的关系其实是工具性的关系，出发点是自利，追求的是合意，讲究的是互惠，结果由自己负责。尊重、关怀和欣赏都让位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充满情感和互动的人际关系也被抽空了，这是一种冰冷的关系，与之相伴的是满怀乡愁的漂泊者的孤独与怨恨。    

第三，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平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现象仍很严重。这几乎满足了舍勒关于“怨恨”产生的社会学前提，怨恨就在这种理念上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的紧张关系中产生了。在过去，小姐身子丫鬟命只是一种生不由己的感慨，而现在，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资格做小姐，凭什么老娘还是个丫鬟，羡慕嫉妒恨由此而来，当一个社会里的小姐身子丫鬟命的人多了，自然会产生一种弥散型的怨恨心态。   

 谁也不想生活在充满怨恨的社会里，谁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温情的社会。关键是如何修补社会情感纽带的裂痕。我想主要有三点：     

一是每个人都要待人友善。我最喜欢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还因为歌词富有哲理。其实，人世间万千种关系，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种关系，即“我—它”的关系和“我—你”的关系。我把“你”当成了“它”，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我把“它”当成了“你”，才会有尊重和关心，与你“心连心”。这就是友善的实质。   

 二是要涌现更多的志愿者组织。在现代社会里，志愿者组织的活动通过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使人们的爱心突破了亲缘、地缘的约束，向更多的陌生人开放；使人们的爱心摆脱自然情感的困扰，不仅有善心，还有善行，而且能结出更多的善果。   

 三是以“共享”为基本理念，改革社会制度，真正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