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转载 | 李耀锋：青年劳动政策伦理的现实构塑

作者简介

李耀锋，男，博士，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伦理学。先后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求学，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哲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目前学术志趣主要为哲学和有关应用伦理学方面问题的探究，有多篇学术论文在《人文杂志》《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思想理论教育》等刊物发表，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摘编登载。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专业委员会理事、浙江伦理学会理事。

劳动作为创造一切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源泉，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1]。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短，仅有1万字左右，可以说这份报告“惜字如金”，报告中的每处着墨都对国家发展前景意义重大。在如此精炼的篇幅之中，“就业”这一“关键词”出现了39次之多。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市场主体也是为稳就业保民生。2021年8月23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2]。因此，从劳动政策的伦理视域探究当代中国青年劳动就业及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伦理价值。

1．青年劳动政策的伦理诉求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具体呈现

作为总体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在于，“它在创造秩序、在让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它能够引导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上升”[3]。在现当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劳动具有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日益突显，劳动问题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一勤天下无难事”，“勤”字是中国文化中对劳动和劳动者做事行为方式的肯定性褒扬。当今时代，不仅要确立崇尚劳动的核心价值观念，为实现中国梦找到最持久的动力，而且要切实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政策，以维护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制度支撑[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敬业”作为全社会劳动者应当共同具有的职业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伦理诉求。“敬业”是敬事，具有一定薪资的职业和就业岗位则是实现社会个体价值的基本条件，是作为保持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实现依据。

当下，劳动政策作为参与社会建设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意识，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劳动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和表现[5]。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既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政策法规体系的安排是从制度层面将有关抽象的社会主张变成具体的社会现实，使社会主义主张生成为社会主义实践与实现[6]。劳动政策作为调节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它是体现社会道德价值及其规范的标尺。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通过国家和政府顶层设计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是否尊重劳动、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是衡量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乎道德性的基本标准[7]。青年劳动政策则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制订的一系列调节和配置青年劳动力资源的社会政策，以加强和促进青年劳动管理与劳动保障为主要出发点，其社会基本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满足青年劳动者群体与个体需求。青年群体如何承载既有确立的社会价值观，直接影响到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青年具有提供推进人类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的无限可能，因此，有效实现青年劳动政策所蕴涵的伦理价值，对于不断创造和促进青年参与公共社会事务的可能性和机会具有深远影响。

2．促进青年发展是青年劳动政策伦理的核心要义

当今时代是一个对青年寄予希望和忧虑并存的时代，青年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建构中的意义勿容质疑。青年是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目标群体，青年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劳动在青年社会生活实践中的缺位，直接对其人生价值产生错置与颠覆，劳动价值是青年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青年与家庭发展、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失业延缓了青年人从青春期向传统婚姻家庭和养老育幼为身份确立的成人期的过渡。同时，经济社会与家庭制度变化对青年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青年“嵌入”社会化的过程中，青年失业或非正规就业导致的青年贫困化和社会阶层的不平等，致使青年面临的社会问题成为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青年问题不仅关涉到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幸福，它也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关。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则对青年的未来产生重大冲击。如果可以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化，那么青年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当一定社会公共政策束缚或阻碍了青年的发展，迫切需要公共政策的变革与创设给予必要的回应。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写道：“第三次浪潮不是产生一个新人，而是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性格。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搜索虚构的人，而是去寻找未来文明最珍视的特性”[8]。托夫勒这一预言间接地表述了未来青年的成长环境会与以往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一种新的社会性格”将由此诞生。青年是形成一个人社会性与政治性态度的关键阶段，因此他们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对象。研究表明，在青年期形成的许多政治倾向都可能保持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9]。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忽视对青年群体的关注和重视。青年群体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承继和决定着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有效就业和充分就业则是中学后大中专毕业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桥梁和通道，是推动社会阶层流动，打破青年人上升壁垒的重要举措，对青年人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指引意义。青年群体劳动就业不仅具有基本的民生意义，更具有“以劳促智”“以劳树德”“以劳育人”的具体社会价值指向，它是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劳动政策应当充分体现关爱青年、支持青年、发展青年的重要伦理价值，切实促进青年主体充分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

1．青年劳动就业是社会和谐稳定之基

青年劳动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内容。1981年夏天，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青年骚乱事件。“一些非白人社群把这些骚乱视为反抗政府的暴动，政府严格限制非白人的移民，在立法上实行制度化的种族歧视，纵容冷酷无情的警察对有色人种的骚扰，所有这些都由于失业的不断增多而加剧了”[10]。2005年11月法国一些城市的骚乱事件，2018年底法国黄马甲事件，2011年8月英国的暴乱事件等，都显现出这些国家面临突出的社会问题，其深层次是社会劳动就业问题，其中与青年就业问题密切相关。国际劳工组织发布“2017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指出，全球超过35%青年人失业[11]。回顾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劳动就业的状况，就能够充分折射出当时美国民众生活的艰难和窘迫。1932年是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最难度过的一年，其中有众多名校的大学毕业生也在为获得一个工作职位而四处奔波。对于这些大学本科毕业生来说，能够争取到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的工作岗位，已是最好的差使了[12]。在这一年，美国退伍军人的状况尤为凄惨，这些流动的人群在全国各处流浪，其中也包括许多流民。在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期间，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13]。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劳动就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中亟待破解的核心难题。“青年失业，尤其是青年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在整个国家引爆，这已经超出了职业领域和经济领域，并对政治领域也产生了显著影响”[14]。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风险社会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而劳动就业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中，就业问题与失业问题相伴而生，失业主要包括整体需求性不足的失业、就业空窗时段的摩擦性失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均衡的结构性失业等。青年从校园到职场，首先面临的是角色转换和社会转型的挑战。失业则是青年步入社会面临的最大挫折，失业扰动和动摇了社会秩序。青年失业对社会造成的不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的丧失；二是人力资本的浪费；三是青年人的挫折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违法犯罪等。因此，解决好失业问题也就有效促进了社会成员就业，围绕就业问题而制定的公共政策成为解决社会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15]。

2．当代中国青年就业问题亟待有效的劳动政策加以回应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出现五次严重的失业问题。首次出现在1950—1952年，由于国家调控紧缩银根的政策平抑通货膨胀，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市场萧条，企业倒闭，加之过快的城市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失业率达13.2%；第二次是在1961—1962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与城镇人口过快增长叠加，采取“逆工业化”减少城镇人口；第三次是在1968—1975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四次是在1978—1985年，“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回城就业，城镇失业问题增加；第五次是包括大中专毕业生在一定程度的双向选择阶段（1985—1989）、双向选择阶段（1989—1993）和自主择业阶段（1993年至今），市场化和去单位化，失业人数和无业人员基数庞大[16]。根据数据统计，过去2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2011年为660万，2020年达到874万[17]。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超过900万，其中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数达到377万；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为457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纵观新中国社会发展史，就业问题一直是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密切关联。自近现代以来，对青年就业的关注更多投射到城镇青年群体，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城镇青年就业是社会就业问题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剧，农村青年就业也成为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青年在教育、培训、婚姻家庭、就业和职业流动等方面面临多重困境与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业政策严重主要依赖于国家计划指导，形成了运动型、一刀切的政策导向解决社会突出的就业问题。随着社会转型，社会价值评价的变革促动了劳动政策价值导向的迁移，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趋向从以生产为导向逐渐向以消费为导向转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加之每年高校毕业生基数庞大，就业问题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问题。其中，青年就业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有学者专门将当前的大学生下基层政策与历史上为解决就业和发展农村而实行的知识青年下乡政策进行比较，强烈建议国家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新知青制度”[18]。从宏观层面来考虑，面对高房贷、昂贵的医疗保障、焦虑的子女教育和养老等问题，解决“高负担时代”的青年就业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领域拓宽、延伸青年就业之路。

1．发挥有关青年政策的就业调控功能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报告中提出，“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19]，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多种就业政策，往往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对由哪一种职能的发挥起到主导作用做出抉择。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就业政策，认为主要通过市场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水平应当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和降低通货膨胀[20]。即便如此，1983年英国政府实施“青年培训计划”，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助力16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和青年就业。此外，英国政府通过设立的“从福利到工作”方案，以经济补偿措施帮助、促进青年人充分就业[21]。

20世纪末，充分就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社会难题之一。与之相伴而产生，如何在就业和福利之间进行有效平衡，也成为福利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政策破解的新课题，积极劳动政策则是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政策举措。相比较而言，英国选择通过推动劳动市场化和削减福利来强化工作伦理；德国采取降低失业率和改革高福利双重举措，增加对弹性就业者的社会保护；而丹麦则施行“弹性安全模式”，将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积极劳动市场措施有效结合,以促进劳动就业[22]。近年来，欧盟青年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在2006—2013年青年行动纲领中，制定了以“个人和文化发展，并激发青年人积极的公民意识”为目标；而在2014—2020年青年教育计划中，专门规划了以“青年工人的专业技能研习、有效的非正规学习系统以及与正规教育和培训形成的互补”为目的教育项目[23]。

2．以政策规划创设、稳定就业岗位

在促进劳动就业方面，各个国家注意将学校教育、继续教育、培训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政策体系相结合，重视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譬如，澳大利亚在十年义务教育后，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衔接与贯通，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与工作岗位相对应的教育和培训资格框架体系。英国建立的有关五个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与教育体系中的五个水平能力和学历相对应，其中，最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根据近年对英国青年就业现状的研究，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化的就业趋势。大多数青年人正在推迟过渡，为了改善他们的工作前景，通过追求更高的学历进入劳动力市场。与高中教育后直接找工作相比较，有时候对有学位的青年人来说找到工作的过程更为艰难，尤其是为了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技能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离开学校却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在缺乏家庭支持、住房困难和心理健康问题等方面，通常来自较弱势的社会群体需要应对多重不利条件。对于那些有志于在特定细分市场工作、抱有雄心壮志受到父母收入或求职者津贴支持的青年人，通常会进行“策略化”的无薪工作。在实际政策因素和客观环境制约下，青年毕业生群体中的许多人往往会结合日常经济状况来兼顾职业抱负，而对于那些缺乏社会资本的青年人来说，梦想和愿景会被邻近的机会结构所“阻碍”[24]。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英国政府启动号称二战以来“对市场最大的干预行动”，推出力度空前的财政政策包，以财政资助补偿等举措稳定就业岗位。

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了十多项有关促进劳动就业的法案，其中包括《人力开发与培训法》（1962）、《经济机会法》（1964）等法案。为了培养适应技术变化要求的技能人才，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美国制定了《科学和高级技术法案》（1992）、《劳动力创新与机遇法案》（2014）等法律法规[25]。自2002年起，美国实施总统社区就业培训拨款计划，推动社区学院和其它社区教育培训机构实现校企合作，培训专业技能人才以适应和满足新岗位需求[26]。其中，在2009年，美国政府又启动了“2009青年塑造计划”专项，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以促进青年群体顺利就业[27]。200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高等教育机会法》（HEOA），对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重新授权。通过实施新法案，减缓就业压力。根据该法案（公法110-315），大学必须满足众多的联邦报告和信息披露要求，为青年创造深造机会并做好充分服务。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大学毕业生充分就业。其中，主要举措包括《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09）中实施启动数千亿美元的项目计划，在原有的公共服务项目或实习培训计划基础上加大力度[28]。自2020年至2021年4月份，美国共推出七轮财政、货币、基建刺激法案和救助、经济刺激计划，总金额近8万亿美元，约合5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20年3月份，美国通过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2.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主要为美国的家庭、工作者和企业提供所急需的援助[29]。

3．搭建适应新环境的网络化就业平台

2001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KRIVET技术和职业教育国际会议”上，有学者提出，进入21世纪，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规模与正规经济规模一样大，预计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今天，这一经济发展态势已经成为社会事实。发展中国家从国家战略层面鼓励远程和灵活学习、承认非正规学习，鼓励伦理性企业家精神，健全和完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以及促进劳动就业者加入专业协会等举措，是扩大非正规经济规模的重要实现路径[30]。在数字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互联网信息数据资源为青年就业助力，将数字信息、数据资源转化为“数字智慧”服务，可以为促进青年劳动就业提供“数字智慧”支撑。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职业平台能够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边缘化的青年找到工作的速度。如像 Linkedin（领英）数字化职业平台，肯尼亚的 Lynk、印度的 Babajobs、菲律宾的Edukasyon 等，可以将求职者与各种技能和收入范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工作机会联系起来。同时，扩大数字就业平台的使用范围和吸收范围，是减少求职摩擦和减轻青年人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负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教育、培训和技能提供者而言，应积极推广数字专业平台的使用，促进职业指导和就业安置支持服务的采用；政府部门则需要从公共领域推动数字平台公平使用，并建构、推广使用这些强大平台的低成本机制[31]。

1．公共政策为青年就业提供制度支持

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明确公共政策支持青年劳动就业的核心价值理念。一是满足青年需要，着力为青年谋划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生活为导引；二是建构青年理想，以为青年造就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为目标；三是实现社会目标，为谋划和建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为旨归。青年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进程的参与者，应当鼓励和促进青年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公共政策方面对青年群体给予充分的关注，形成具有咨询、信息传播、协调、监督和评估功能等多级政策机制，为其更好的进入社会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目前，影响青年劳动就业主要包括宏观因素、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口等社会因素。在面临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规模性失业风险不容忽视的情况下，促进劳动就业既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应当坚持就业导向、政策协同。坚持公平正义，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为就业困难群体和个体提供帮助，确保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重视弱势家庭子女的保护和发展，对残疾青年和社会化不充分的青年给予特殊照顾，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和保护措施。其中，就业促进类政策、就业保障类政策和创业支持类政策等是国家和地方采取的一般性政策举措。相对而言，在维护个人权益和职业发展方面，青年对政策需求较为明显。而市场中的中小微企业则对免费提供服务、提供培训支持、税费减免等方面政策充满期望。只有将二者期望有效结合，促进就业和提升企业发展是政策制定的核心要素。通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性、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家庭政策支持计划，明确不同主体所负有的就业责任，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多方合力作用，帮助青年群体实现积极就业。

建构完善的劳动教育培养体系，推进不同层次教育序列的承接性与递进性，密切家庭、学校、企业以及社会之间合作，包括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劳动人才培养体制[32]。在青年劳动力的经验丰富、技能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等方面，不断增强青年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力度，对于应对日趋老龄化的社会，抵消劳动力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培育和规范专业劳动教育服务管理方面，健全劳动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机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在劳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尤其在互联网新业态经济中，厘清资本与劳动的形式和实质关系、劳动雇佣关系表面的松散管理与内在的严格控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与实质的劳动从属、名义上的平等权利与真实的失衡关系、人机交互频繁与人际交往疏离之间的矛盾等。针对互联网新业态经济中“去劳动（雇佣）关系化”的主张，需要劳动政策对其中用工关系性质加以甄别和廓清，实现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和新业态经济有序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以达到社会劳动公平正义的伸张[33]。

2．以教育政策调整与家庭政策支持，共构青年劳动就业安全网

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曾指出：“如果只能改革一件事，就改教育”[34]。只有把教育改革提升到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议题，才能真正开启全新的社会繁荣。就人的培养方面，就业前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石。通过对中国统计数据分析，美国学者斯科特·罗泽尔认为，“虽然不是所有孩子都需要上大学，但他们都应该上高中。在成长阶段，让所有孩子掌握他们未来需要的技能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事实上，中国人力资本的水平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是最低的”[35]。如何扩大中等教育范围，增加国家财政投入，将目前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中职阶段，进一步夯实就业前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青年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其相关教育政策目标是为青年人提供适合于他们的高质量教育、专业和技能准备。对于城乡义务教育完成的青年，开展一定时段的职业培训和生活生存能力培养，做好就业前的专业和职业准备和规划，需要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撑。在青年完成义务教育、大中专第一学历教育后，增强职业选择的国家政策导向性，通过职业选择过程中的见习、转岗和适应职业培训，为青年有目的的选择社会紧缺岗位人力资源配置提供条件。

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政策对青年劳动者的收益及劳动就业具有多维度影响。一种是教育的“羊皮纸”效应，即通过获得学位证书（羊皮纸）得以向雇主展示其胜任岗位的资格。受教育者往往希望通过教育的“羊皮纸”效应达到工资的增加，而不一定通过增加生产率的途径来增加工资。另一种是发展高等教育可以缓解失业问题。在以劳动获得报酬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参加中学和高等教育不仅延长了青年的生命阶段，教育系统日益被视为潜在的劳动力培养和储存的形式，而且常常预示着未来的社会身份地位。通过培训的增多和学习时间的延长减少失业，学校成为难以就业青年的巨大接收器。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即使是良好的教育也不能确保充分的就业和合适的工作岗位。

目前，青年一代的高等教育费用投入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家庭的首要开支，中国一些家庭因学返贫，选择高等教育变成了一种风险投资。在大学生毕业可能失业的重压下，教育与职业“内卷化”问题凸显，高等教育培养的拥有学历文凭毕业生最终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和家庭之痛。为此，在国家教育政策方面，需要建立失业与就业的有效过渡。采取“失业的替代性方案”，通过在薪金工作和失业之间的缓冲地带寻找出路，诸如增加培训机会、学徒实践或开展志愿者活动，是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志愿者活动和闲暇活动可以与工作相联系，使青年获得工作实践和一定的报酬[36]。同时，重视家庭的保护功能，因为家庭是青年面临失业困扰、受到社会排斥的最后防线。因此，需要通过家庭补助等社会政策的强力支持，为暂时处于待业状态的青年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帮助他们度过可能面临的生活难关。

3．建立和完善青年就业服务体系，分层次深化和落实青年就业

切实健全和完善有关青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青年可持续发展。着力促进青年就业配套政策的完善，其中，应当做好青年就业住房保障建设、青年生育政策的劳动就业扶助、女性青年就业的政策支持、青年赡养父母的家庭政策、定向青年群体（诸如退转军人等）就业政策和少数民族青年就业政策的支持等。在跨文化条件下，开展青年有效融入社会的政策举措。促进青年就业与家庭关系的调适，青年参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寻求延迟退休政策与青年就业政策之间的平衡互补性，将青年“展翅”与中老年“领鹰”相结合，发挥“青有所为”“老有所为”和“青老共为”，形成促进青年成长和充分就业的良好氛围。促进学业与就业接轨，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实现无缝对接，开展订单式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支持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通过培训补贴、社保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完善和落实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扩大基层和生产一线就业范围。引导高校毕业生在幼托、养老、家政服务、现代农业等领域就业，加大贷款和补贴支持力度。通过增设公益性岗位种类、优化灵活就业服务、优化公共就业服务等政策举措，加强就业援助精准服务政策体系建设。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认为，在制度、分配、观念等因素条件的制约下，造就了相对优渥强势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和相对贫困弱势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其中，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者拥有良好的薪资收入、社会保障以及更多的晋升机会等；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则在诸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37]。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和马文·特罗对大学生的取向分类为四种亚文化类型：“学究型”“学生型”“职业型”和“不遵奉型”，并预言学生型（倾向于传统的态度和娱乐）将减少，而职业型（狭隘地专注于就业准备）将增多[38]。因此，结合我国城乡青年文化教育程度不同层次和知识结构，需要制定相应的青年就业政策，开展分层次就业，不断拓宽非正规部门就业和灵活就业渠道，开拓就业与失业的中间地带。积极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职业技能培训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与培训链有效衔接。避免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形成劳动阶层的固化，通过教育提升、培训再造等政策支持，为青年拓展可流动可期待的职业愿景。

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虚拟现实（VR）产业的发展，择业取向逐步覆盖到相关的工业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和服务等全流程。在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过程中，新型数字劳动与消费更加广泛和普及，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成为推动我国数字政府、数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在加强灵活就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业态方面，落实细化《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积极做好新兴产业就业导向和风险评估，对新型行业开展前沿性专业评价、岗位与职业前景评估，为青年就业提出指导性意见或就业预警。健全完善高质量青年就业考核评价体系，提升重大政策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新业态和新兴产业对青年就业的促进作用。

4．重视媒介传播对青年社会价值的导向性以及青年问题建构

青年问题包括青年朝着社会进步方向的发展问题。对于青年就业，尤其是在创业方面，应当避免给青年人更大的挫折感。在社会舆论引导和平台搭建方面，打造全生态、专业化、多层次的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特色化、功能化、高质量的创业平台载体，鼓励青年成才创业勇于探索与实践。同时，应当尊重和依据客观现实条件，倡导量力而行，树立创业应慎重，社会应当宽容的良好氛围与政策支持。在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主创业是一条解决失业问题之路，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个初入职场的毕业生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对于那些基础不稳固的企业往往是弊大于利。根据芬兰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青年人不赞成自主创业。1995年只有3%的青年人有创建自己公司的愿望，1997年为2%，1998年则仅为1%，同时有55%的人完全反对自主创业。1996年，一些青年人不愿意自主创业的原因主要包括：风险因素（52%的受访者提到此原因），信息不充分或培训不足（14%），自主创业的要求（13%）和经验缺乏（11%）等。女性在这一方面比男性更为消极，2/3的女性表示她们近期不会自主创业[39]。另据研究显示，最佳的创业年龄是具备成熟心智、能力经验丰富的35岁左右这一年龄段。从这些角度来分析，极力鼓励刚走出学校的青年人进行自主创业将面临潜在的社会风险，因为他们在这一年龄段成功的几率最低，而失败的几率却最高。

在青年责任使命与世俗需求的交割中，面对伟大时代与“小时代”“微时代”的相互碰撞，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承担成为青年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对社会道德的冲击，宗教、家庭价值观的影响、社会道德恐慌等多重因素，正在不断动摇和迁移青年的社会主体地位。应当认识到，社会试图改变青年时，青年恰恰也是这个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随着不同版本《后浪》《非浪》的刷屏，《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轮番登场等，网络媒介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思潮的焦点议题。在一个个性化、多元化时代，不管“前浪”“后浪”还是“非浪”，无论“破浪”“弄潮”还是“逐流”“佛系”、超越“躺平”，人们都应该以更加真诚、友爱、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人包括自我，尊重社会个体与团体的意愿和行动。青年人无论做什么，在哪一个行业谋职就业或自主创业，都希望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无愧于心，“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负此生。

在此之中，媒介传播对于青年人的劳动价值观产生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针对劳动政策调节劳动关系的社会作用，充分考量其社会道德价值，应当借助有效的媒介平台扩展青年劳动政策对社会道德的维护和褒扬。借助媒介搭建有效的劳动就业促进平台，落实青年就业政策的普惠性，实现各类青年劳动、劳动者公平就业，促进区域就业协同发展。通过公开透明的资讯公共服务，提高青年劳动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精准性，增强有关劳动就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重视青年心理健康呵护，健全和完善职业心理健康保护与劳动政策的统一协调性，通过积极的心理诊疗和媒介平台疏导，防止焦虑或抑郁问题阻断青年职业生涯的规划与发展。以一种数字文化的新视角鼓励青年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促进数字青年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实践进步，为青年振兴文化事业创造条件。关注青年信仰问题，包括宗教方面的青年态度和行为，通过有效的媒介传播及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促进青年文化交流和发展，为青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