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少博尹凯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维度

2019-12-30 04:51 刘武阳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从道德纬度看：体现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明大德”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友善”，从道德纬度分析：体现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公德”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从道德纬度看：体现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私德”的道德要求。其中“友善”既关乎于“公德”，也关乎于“私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一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也统一于新时代道德建设的过程中。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维度

作者简介:

史少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研究；

尹凯丰：，博士研究生，讲师，从事传统文化与德育研究。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的道德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从道德纬度看：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明大德”的道德要求。

关于“大德”概念，我国古代就有这样的词汇，有着不同的意蕴，例如《周易·系辞》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三国志》中有：“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诗·小雅·谷风》中有“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等等，其中“大德”是指“大恩”、“大功德”；又例如《管子》中有：“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这里的“大德”管仲是指“高尚品质”；又如《论语》中有名句：“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这里的“大德”：“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即“大德”就是“大节”之意。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现阶段的“大德”是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具有爱国献身精神，就是“明大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脚踏实地地进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明大德”。即“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

“大德”指向的是对“祖国”情感的德行，“大德”、“公德”都利于“群体”，而 “大德”的利于“群体”的“群体”，是指“国家全体”，由此而扩充到放眼世界。即“大德”关注的是“放眼世界”的“爱国心”，表现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了祖国敢于献身等情感品质。

新时代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大德” 关乎于信仰，柯普宁指出:“信仰是作为知识和实践行为之间的一定中间环节出现的,它不仅是, 也不单纯是知识, 而是充满人的意志、感情和愿望的转变为信仰的知识。”[3](P271)神秘的信仰往往把人导向偏执，邪恶的信仰往往把人导向没有归路的深渊，只有崇高的信仰会把人导向光明和幸福。没有正确的信仰，就好像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然而人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并且还是精神的存在，是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之一，人只有良好的精神家园，才不会是灵魂游荡，才不会感到孤独、彷徨、焦虑。信仰是支撑人行动的精神力量，只有拥有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献身于国家，才能“明大德”。历史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铁骨夏明翰，就是信仰支撑的“明大德”。

“必须预先强调目标导向的行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价值导向的。因为道德善是最高等级的价值，所以即使行动本身与道德无关，好人决心不从事拥有负面道德内容的行动也是一种首要价值取向态度。”[4]（P180） “大德”就是一个国家内所用公民的价值导向，“大德”主体所涉及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所表现的是“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品质，“大德”关乎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人的“总开关”。为国家勇于献身、为人类而谋幸福的“大德”昭示了人的崇高信仰，故而只有“明大德”，才会指引人有意识地“修私德”、“守公德”。当今新时代，人的“私德”、“公德”都是在“大德”的支配之下，大德、公德、私德的主体都是人，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私德”是相对与“公德”而言，“公德”是相对于“私德”而语，自近代以来，学者、专家就把“公德”和“私德”看做一对概念而讨论，“大德”在“公德”、“私德”之上起引领作用。新时代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是要求党的干部、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新时代道德建设中，所强调的“明大德”，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道德信仰，才能为我们提供政治保障，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幸福的道路，而无论那种旧的意识形态，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旧的意识形态下的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其偏私性欲剥削性，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统治阶级才能代表广大的人民利益。故而，新时代的道德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明大德”的统帅作用，只有“明大德”才能保证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才能保障道德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航道。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公德”的道德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友善”，从道德纬度分析：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公德”的道德要求。

“公德”概念，在我国古代，虽然也出现过“公德”词汇，但是有着与近现代“公德”不同的含义，例如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坎坷记愁》中有：“今小女无恙，时诵公德。”这里的“公德”的含义即“功德”。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是近代的国学家梁启超在我国首先明确提出来的，梁启超于1902年著有《论公德》，把“公德”定义为“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启超的“公德”概念是他在日本期间，汲取了福泽谕吉“公德”概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确切地说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是日本近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早于梁启超提出来的，福泽谕吉认为：“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5](P77)关于“公德”的界定，梁启超在论述“公德”的时候，把具有“公益心”、“公共心”、“爱国心”的行为都归于“公德”，可见，在梁启超那里，“大德”与“公德”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我们今天把具有“爱国心”的行为称为具有“大德”。现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是在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发展而来的，现代的“公德”一般是指存在于社会群体关系中的道德，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了群体的利益，必须遵守的公共生活中的规则、规范。“公德”是每个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并且是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社会准则。

“公德”的指向的是“团体”、“群体”，是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的品质。“公德”涉及到“公共领域”（这里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活动的区域）、涉及到其他人的公共生活、涉及到公共秩序。“公德”利于“群体”，这里的“群体”一般是指公共场合中的群体，就像梁启超所说的“公德”利于团，这里的“团”是指“团体”。“公德”关注的是“公共场合”的“公共心”、“公共观念”，“公德”是人与外界公共场合、公共生活接触而表现出来的品质，体现在公共场合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新时代道德建设，不仅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且也要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日本、新加坡在“公德”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因为“公德”某种程度上显现了一个国家的门面，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故而一个国家的“公德”建设不可忽视。

三、社会主义价值观“严私德”的道德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从道德纬度看：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私德”的道德要求。“友善”既关乎于“公德”，也关乎于“私德”。对家人朋友等友善，属于“私德”；对“家人、朋友”以外的人也友善属于“公德”。

“私德”概念，在我国古代是指“个人恩惠”、个人修养。例如宋王安石的《周沆右谏议大夫制》中有“朕率是道，进退百官，故于迩臣，无有私德。”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个人的修养，“存心养性”、“正心”、“诚意”、“致良知”、“守静笃”、“克己”、“止欲”等等，注重“私德”的培育是中华的传统。近代最早而把“私德”与“公德”对比起来讲述，是日本近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凡属于内心活动，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5](P77)在我国近代，首先把“私德”与“公德”概念相对而讲的是梁启超。梁启超的思想深受福泽谕吉的影响，又结合我国近代的现实进行了思考，把“公德”与“私德”进行了对比、区分了“公德”、“私德”，并且对二者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私德”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养成的。“私德”“个体”指向“私人领域”（这里的“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朋友关系圈内比较私密的领域），表现为对父母孝敬、与兄弟相亲和睦、夫妇之间的亲爱恭敬、对朋友以诚相待等。“私德”主要强调的是个体的道德修养，主要关注人的内心活动、私人品质，即“私德”关注自我的“人格完善”。

“就像精神信仰为个人提供洞见一样，精神文化也为国家提供视野。”［6］（P5）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精神文化传承，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民族情感、有着良好的民族习惯与“私德”修养精神文化。“我们执政党最近十多年开始重新吸取儒家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观念，来应对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这并不是说领导人喜欢儒家思想，而是他们负责面对我们的文化资源，面对我们的问题。” [7](P188)在新时代道德建设中，汲取我国传统精神文化中“私德”修养的经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视“私德”培养的美德，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私德”建设，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人无“私德”则不能立，“私不去，则公道亡”。如果群体成员中的个体“私德”缺乏，那么群体的“公德”就无法维护，人无“公德”则不能在群体中与人相处。正像2018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形象的说法：“私德若是‘光着脚’，公德注定‘无法跑’。……私德的意义不在于独善其身，而是以公共空间为坐标锚定私人领域的界限。”[8]如果个体的人拥有高尚的“私德”，就会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推而广之，在公共场合一般就会严格要求自己、为了群体利益而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就容易维护社会“公德”；拥有高尚“私德”的个体，就会有着高尚的品质。 “私德”没立，“公德”难显。修“私德”于心，在新时代面对各种诱惑，要正心、正己，“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私欲、贪欲，克己修私德，让每个人的私欲、贪欲都限制在一定的限制内，控制即刻自我满足的冲动的能力，避免与他人的利益冲突去损害他人的利益，制约心灵，免得它偏向邪恶，“我们在心里保守我们以上所谈论的那种更高的自制，心灵的各部分就有虚己(modesty)来把握，虚己的最主要意思就是自制，而且完全可以称之为自制。……我们就必须警惕，不可偏向、认同我们在自己里面所感受到的邪恶。一旦那样的偏向出现了，就会从心灵之口发出污秽人的东西。但借着自制可以阻挡这种偏斜，情欲之恶——圣灵与之相争——就不会伤害到人。”[9]（P7-8）让每个人的私心都不触及、危害到别人的利益，让“私德”成为“公德”、“大德”的坚固基石。

《孝经》中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非常确切地阐明了“私德”的基石作用，“爱吾老及人之老,爱吾幼及人之幼”，“私德”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公德”扩展、转化。“独善其身”的目的也是为了最终不伤及别人的利益，不伤及公共的利益、不伤及国家的利益，只有“私德”向“公德”转化才有意义。按照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观点，人的“私德”可以转化为“公德”，确切地说主体的自我可以把“私德”进行推广而成为“公德”，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缺乏“私德”的人，“公德”无法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无有“私德”的人，在公共场合很难自律遵守社会公德，故而只有自我加强修养，是自我成为一个具有“私德”的人，才会时刻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团体利益，在会在公共生活中，把“私德”扩展为“公德”。

“私德”不仅是“公德”的基石，而且也是“大德”的基石，也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基石。一个缺乏“私德”自私自利的人，难以有爱国、爱民、“报效国家”的“大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守私德”。“修私德”，首先“诚信”，“人无诚不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今天，必须“诚信”，善待他人。“严私德”就要：“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10]（P331）

四、“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德”、“公德”、“私德”都属于“道德”。“道德”的“道”，有很多界定，有专家认为：“道者人所由而履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道。先王有先王之道，君子有君子之道，庶人有庶人之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夫道者道路之义，人所出入往来必由而履者也。”[11](P37)“道”原意就是“道路”的“道”，即“给人的行走区域划界”，具有方向性，引申为“规则”、“规范”。中国古代道家对“道”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道”是也是指万事万物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道家的“道”具有规律的意蕴。关于 “道德”的“德”也有很多界定，有专家认为：“德者得也，得道之称，其得之，或以性或以学，而其於得之，则皆同矣。……故之教人，学以成德，德以行道，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11](P38)“德”字从字形结构上看：是由“心”、“彳”、“直”三个部分组成，“心”表示与心理有关；“彳”表示与人的行为有关；“直”表示“正”、“不弯曲”即“正直”。“德”一般指德行、品德。然而中国古代的道家对“德”有着自己独特的含义，《道德经》中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可见，道家的“德”有万物生长的内在基础之意。“德”源自人的情感和信念，对外表现于人的行为准则。关于“道德”的界定，一般认为：“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是社会意识形式之一，道德规范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的规范可以内化为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依据传统的习惯、习俗或规章制度等形式，成为人们行为的规则、规范。“道德至少是用理性指导人们行为的努力，同时对行为影响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的利益都给予同等的重视。”[12](P13)

大德、公德、私德三者都与“德”有关，而“德”昭示“道”，故而大德、公德、私德都从属于“道德”，都与人的品质有关，都具有一定的规则、规范，并且大德、公德、私德三者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大德、公德、私德三者关系常常交错，但无论如何，大德、公德、私德三者有其共同点“德”，并且三者都从属于“道德”。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道德”观会受到时代经济状况的决定，而“道德”也会对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秩序起着重要影响。故而大德、公德、私德都具有“道德”的属性，显示时代的特点，受着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依靠内心信念、传统习俗、传统习惯、社会舆论等来维系，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是区分正邪、善恶等为思想和实践规范的总称。

“目的”一般是指行为的主体依据自身需求，借助意念、意志等中介，预先设定行为的目标。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道德都有差异性，其道德目的也具有差异性。道德目的是道德行为的动因。尽管“大德”、“公德”、“私德”都具有时代性，但是无论那个时代，其“大德”、“公德”、“私德”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大德”、“公德”、“私德”给人行动以导向，教导人们如何遵守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对待社会、对待集体、对待他人、对待家庭和认识自己、修炼自己，引导人们如何按照一定的善恶标准，培养良好的品质和行为，树立崇高的信仰，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按照道德规范调节行为。可见，无论“大德”还是“公德”、“私德”，都追求“正当”、“至善”、“大德”、“公德”、“私德”三者有着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抑恶扬善”，为了恶止于自身、善及于子孙，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秩序。

“大德”与“公德”、“公德”与“私德”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三者针对的客体不同，“私德”针对的是个体、追求的是个体品质的完善；“公德”针对的是群体、追求的是群体的利益；“公德”追求的是全民的国家利益。“大德”、“公德”、“私德”是同一的主体，无论客体“他人”数量多少，都会与同一自我主体产生关系，而自我主体的“大德”、“公德”、“私德”其目的都是为了以求达到“至善”、达到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群体、自我内部的和谐。即大德、公德、私德三者终极目的都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群体、人自我的和谐，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现时代的我国，大德、公德、私德的价值导向上强调个体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价值导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德、公德、私德的观念的践行，都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大德”、“公德”、“私德”都凝聚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5] 只有“明大德”、“修私德”、“守公德”，才能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新时代的公民“严私德”，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自我道德修养。新时代公民“驰逐于外，修治于内”，“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正心”、“诚意”、“独善其身”做到“严私德”，再将“严私德”外化、扩展到“守公德”、“明大德”。大德、公德、私德三者的关系并不相悖，而是互相促进、相互统一的。“私德”和“公德”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私德”与“公德”在“大德”的导引下，形成道德的统一体系。“国有德才威、业有德才兴、人有德才立。”“明大德”把握正确的方向地修德，“守公德”是时刻顾及别人利益而遵守道德，“严私德”是严于律己地牢牢地守住自己的操守，“大德”、“公德”、“私德”共处于“道德”统一体中，也处于自我主体的统一体中，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一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也统一于新时代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并且大德、公德、私德在新时代道德建设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

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提高公民的大德、公德、私德意识

新时代道德建设，必须与新时代经济发展相适应，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建设属于上层建筑部分，故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的新时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具体的各项现实工作中，突显合作的重要性，“合作本质上有两个基本形式:无私的帮助，即一个个体为了另一个个体的利益牺牲自己；另一个是互惠合作，即相互合作的各方以某种方式收益。人类特有的合作具有道德性，本质上以两种类似的形式出现。一方面，一个个体做出牺牲帮助另一个个体，是出于像同情心、关心和仁慈这样的自我牺牲动机。另一方面，相互合作的个体基于公平、平等和正义这样的公正动机，以更为平衡的方式为所有人谋利益。……同情是最为基本的道德，因为关心他人的幸福是一切道德的必要条件。”[14]（P3）马克思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但是我们没有超出阶级的道德。”[15](p470-471) 任何道德都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故而新时代的道德建设，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例如领导干部遵守“明公德”、“守公德”，有大的、大爱、大情怀，权力为民、为人民谋福利、为大众解忧愁，坚定不移地带领大众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群众遵守“明大德”、“守公德”：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新时代我们还强调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而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等都与大德、公德、私德相联系，例如职业道德中既有公德的要素、也有私德的要素，而家庭美德主要讲个人私德方面。新时代的道德建设，在其操作层面的落实，就是让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从而提高每个个体的道德素质与道德水平，故而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是与公德的“大德”、“公德”、“私德”的紧密相联系的，新时代的道德建设，必将促进公民大德、公德、私德意识的加强，也必将促进公民大德、公德、私德水平的提高。新时代的道德建设，如何建设、怎么建设的问题，也关乎于让官民怎样“明大德”，怎么“守公德”、“严私德”的问题，只有让每个中国公民都能加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意识，努力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那么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新时代道德建设也才会取得成效，由此体现了在新时代道德建设中，提高每个公民树立“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意识的重要性，所以说新时代的道德建设，离不开公民大德、公德、私德意识的提高。

2、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更高层次地促进新时代道德建设

公民的大德、公德、私德与新时代道德建设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促进公民大德、公德、私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公民大德、公德、私德水平的提高，从更高层次上会进一步促进新时代道德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道德水平会逐步提高，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几百代人或者更长时间人的努力，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道德水平才会达到理想的高度，人类的大德、公德、私德水平也才会达到理想的状态。故而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没到来之前，人类的道德水平处于一个不断加强、提高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公民的整体素质、道德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是道德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进步，有时会出现不同步的状况，例如某个社会发展阶段也会出现经济进步、道德滑坡的现象，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信念，逐步改革与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那么新时代公民的道德水平，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例如在公德方面，近些年在飞机场、在车站、乘坐高铁等极少有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现象，可见我国公民的公德素质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明显提高。而公民的大德、公德、私德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元素，公民具有“大德”意识，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热爱祖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投身到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中；公民具有“守公德”、“严私德”的意识，就会处处想着集体、关爱他人、严于律己。故而公民大德、公德、私德水平的提高，必将更高程度地促进新时代的道德建设。

3、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大德”与“公德”、“私德”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处于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统一体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为国家、为人类”而献身的“大德”，就会“立足国家、放眼世界”，就会拥有“大德”意识，就会为了群体利益以义为先、不伤害他人、不危害集体而拥有“公德”；也就会严格要求自己，拥有慎独、诚心、尽意的“私德”。如果一个人无视“大德”，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就往往陷入自私自利的视野中，往往导致既无“公德”、又无“私德”。对祖国的爱与忠，关系到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对群体利益的关心、对自己贪欲和私欲的克制、关系到来源于自我主体在“大德”导引下对“公德”、“私德”的践行。

“私德”扩展于“公德”，“公德”其表现来源于“私德”基础。“大德”、“公德”、“私德”三者相互促进。如果一个体的人拥有了利群的“公德”，就会是是考虑他人的利益、考虑群体的利益、考虑集体的利益，促进其拥有“爱祖国、爱人民”，“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大德”。“大德”为动因，促进“公德”，因为“大德”引导人维护公共秩序、相善于群，克己利群而彰显“公德”。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内化为“明大德”，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民族精神；将其外化为“守公德”，要遵守社会规范，维护公共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爱护公共财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人“严私德”要内化为“正心”、“诚信”、“克己”，不断地“自省”于己，提高道德修养；外化为“友善”，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损害集体利益、不损害他人利益。总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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