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焦国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编号：12&ZD093)之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政治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体系等相互配合和支撑，共同维系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序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得到了初步显现。然而，与其他方面的建设成就相比，道德建设却不尽如人意。这种不尽如人意虽然可以罗列很多，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让人民满意且行之有效的道德体系。虽然一个又一个的道德提法或道德规范见诸文件和报端，但大多都停留在道德宣传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并没有在维系社会秩序、整饬人心、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研究和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适合民众道德生活、完整而自洽、深入人心、行之有效并与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密切配合的道德体系，是当代伦理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理解

体系之为称，在于其系统性、完整性和自洽性。社会主义是一个体系，它不仅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和与之相配合的物质性的器物体系。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体系，不仅有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包括经济、政治、宗法等制度体系，还有与之相配合的建筑、摆设、服饰、车马、饮食和婚丧用具等器物体系。社会主义的社会体系当然也同样应该有思想、制度和器物相配合的完整体系。如果我们的社会体系尚不完整，那就要不断地完善它。

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日臻完善，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愈是新生的社会体系，其完善性越需要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继资本主义之后诞生的新型社会，因而它在完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系列巨大的挑战。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系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有的覆灭了，尚未覆灭的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也一直面临着诸多考验和问题，但改革开放使其焕发出了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近4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道德体系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体系中思想、精神的部分。它具有一般的思想体系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它有“实践-精神”的特质，即它不仅是精神性的，而且还是实践性的，或者说它是以实践展现思想和精神，把思想和精神化于行为实践，集实践与精神为一体。道德作为一种思想、精神，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之中。它是人内心深处的最高价值信念和最起码的行为基准，并把这种信念和基准融化为人的良心和良知。它作为全社会所追求的高尚的、最好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总是通过少数道德先觉者得以建立和践行，并靠榜样力量的感染才进而把影响逐步扩展至整个社会。这种生活和行为方式虽然愚夫愚妇亦能行之，但其至高境界即是智者亦难达致，故而总是带有某种神圣性。它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体系，主要不是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最终是靠人的内在自觉才得以运行的。它无处不在。在其他规则不起作用的地方，在无人在场的独处之时，道德仍然能够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以往社会的道德体系有着相同的共性，但它作为社会主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以往的道德体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在严格地区分亲疏、尊卑、贵贱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不平等的合伦理性，从而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维护封建阶级的特权和利益。资本主义道德体系破除了封建主义区分亲疏尊卑的等级伦理，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和人的天赋自由人权，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自由，并把这种市场交易的自由扩展为道德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从而使其道德体系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上的。为人民服务，忠于国家和公共利益，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一切为了人民幸福，是这一体系的基本性质之所在。在最高道德价值信念和基本价值基准方面，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在基本道德规范方面，它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规范相呼应；在器物层面，它体现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诚信、友善和和谐，展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幸福生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指诞生并扎根于中华文明这块沃土上的、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历史是不能选择的。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建设社会道德体系，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选择走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国连续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精神命脉和根本之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世界道德体系的相互激荡中得以站稳脚跟并得以最终胜出的根基。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阐发其具有时代价值的精华，推陈出新，使中华传统美德优良基因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应有之义。

任何社会的道德体系都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或挂在口头上的话语体系，而必然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运行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体系。仅仅停留在观念中的道德体系，那是学者对道德的个人构想。只停留在口头上的道德体系，那是一些靠嘴皮子谋生之人的宣传。只有在社会中实际地运行并对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起有效制约作用的道德体系，才是为国家所选择的主流社会的道德形态。一个道德规范体系要成为社会的主流，必然要有使这一体系运行的支持系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和优良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还应当理解为一种使先进的道德思想得以贯彻、使优良的道德原则规范得以实行的道德运行体系。两者的关系，就如同“身”与“体”的关系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是与我国宏观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无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积累了极其丰厚的社会治理和管理经验。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中华数千年政治经验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模式，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吸取中国社会治理历史经验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地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治理寻求的是至善之治，即在去除旧社会一切不合理和不益于人民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政策法令、教育模式、遗风旧俗、生活习惯等等，使宏观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规矩和微观的日常礼节习俗都合乎社会主义的道德理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支撑系统，并提出如何使其不断完善的思考和建议，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良性运行的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它将吸取人类道德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包括吸收西方道德文明中先进和合理的成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之相同步的现有道德体系还只是一个雏形。然而，这是一个先进的和优越的雏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将不断提高和完善，越来越展示出其无穷的魅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五个研究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复杂的。它与我国的历史道德文化传统、革命道德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社会风气、社会管理现状密切相关，也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息息相关。因而，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研究，深刻剖析该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才能建设一个有特色的、自身相协调的社会道德体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历史形成与现有结构

自建国之日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反思这一历程，检视取得的成就，分析目前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结构，对于未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构的历史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展现出了全新的样态，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构正式拉开了序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并不是在完全斩断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之前的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代共产党人中涌现了一批伟大的道德思想家和革命道德的先行者，并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等优秀革命道德传统，已经初步形成了革命道德体系。这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准备阶段。反思这一历史，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本质和精髓。明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产生年代，是在与以往道德发展嬗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也有既成的理论前提。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发展过程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内容上则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状况。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上，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际，形成了调整具体生活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在道德教育、示范和普及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实践模式。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遇到重大挫折时期，主要是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道德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被颠倒。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分别予以了片面理解和彻底否定，道德沦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道德的现实生活基础遭到解构；在现实生活中倡导非道德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价值标准的混乱和人们行为的失范；在道德教育和示范方面，“假”“大”“空”东西盛行、道德楷模被神化、虚化。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得到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时期，首先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诸多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的结构系统并搭建了广阔的实践平台。

其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分析。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其基本结构包括价值核心、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和实践领域，并且也形成了一种彼此互动的动态结构模式。梳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分析各构成要素的基本内涵，研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特色”所在，找出其中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其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完善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与社会大众心理相契合、与全球化发展相接轨。就目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还需要对如下三大问题做出积极回应和应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如何更加全面地体现现实生活的需要，即让道德建设既回归生活又引导生活；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如何充分吸纳和圆满整合多种道德资源，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既体现中国社会的具体经验同时也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如何进一步提高其实践效度，即在掌握社会大众、引领社会风尚、塑造高尚人格等方面更充分地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学理争鸣与探索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研究中，伦理学界的学者无疑在学理探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既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宣传口径相一致，又有独立的思考。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学理争鸣与探索的研究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拓展新领域、进入新层面、力求取得新成果的关键；也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学理上更具说服力，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信服的关键。对这方面进行认真的梳理，集中伦理学界专业研究学者的智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新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规范、范畴及体系构建方面的争鸣研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离不开对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研究。这一理论研究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范畴及体系建构等问题。近3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道德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现实形成，伦理学界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同时对于这些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争鸣与探索。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极其重要与必要的。为此，我们需要从国内伦理学界学者们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伦理学教材中去归纳与整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理论问题的争鸣及探索，以为研究提供厚实的资料依据。

其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及方法论争鸣研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该建基于哪种理论体系基础之上，又该以怎样的方法来研究及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国内伦理学学者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将围绕着对如下方面问题的讨论展开：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国化的方法、路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该与中国优良道德文化相衔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民族化、大众化，也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如何中国化的现实课题；二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走出去”，面向国际舞台施展影响力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应该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指针，也应该成为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现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四是构建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道德与法律从来都是“治国”的两个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注重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其三，西方道德规范、美德合理性的论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广泛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伦理学研究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中，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坚持继承与吸收全人类优秀道德成果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关注西方道德文化，提炼其中优秀成分为我所用成为我国伦理学界学者们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围绕着西方道德规范内容、适用性，美德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合理性等问题，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成果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其四，应用伦理学领域中的论争研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始终是建基于实践，面向实践的。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围绕着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也充分表达了伦理学的实践特色。但是，围绕着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应用伦理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原则，应用伦理学的具体内容等问题，伦理学界的争鸣是尖锐而复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应用伦理学，也需要对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实问题做出回应。因此，对应用伦理学领域内的论争研究就十分必要。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是思想体系和规范体系的支撑系统，是道德思想和精神化作实际行动的关键环节。就社会治理来说，探索和建立当代中国社会良好而有效的道德运行体系是执政党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其一，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关于道德规范体系运行状况的历史审视。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体系运行状态的历史审视，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道德规范运行体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坐标。这部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及其历史经验的研究；二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的高尚道德的宣传、普及实践的具体方法及经验的研究；三是建国以来我国道德运行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我国的法律与道德体系相互协调研究；此外还应注意一些民间做法的研究。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之内在机制研究。道德运行的内在机制研究，包括道德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研究。任何一个道德昌明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有巨大的社会道德动员力量，其根本是形成了较完善的道德运行的内在机制。由此，本课题的研究必须首先关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运行体系的内在机制，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第一，如何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总目标进一步分解和具体化到道德生活的各层次的目标中去，形成合理的目标机制；第二，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和道德社会化来引导个体的道德需要，同时又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去推动和提升社会的道德需要，形成强大的动力机制；第三，如何通过激发社会成员的道德动机，完善社会回报机制，形成持续的激励机制；第四，如何设置一个符合实际的、客观的、可以量化的道德评价体系，形成客观的评价机制。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之外在机制研究。社会道德规范的运行是一个和社会其他制度的运行相互支持，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可以说正是道德与制度间良性互动的产物，由此确保了传统道德规范的良好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目标的实现，不只是取决于道德本身的运行，还和其他社会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由此，本课题的研究也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制度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相互支持，彼此互动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模式。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是在生成机制上，探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自生和互成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运行机制上，探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自主和互动之间的关系；三是在功能实现上，探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自为和互补之间的关系。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运行体系之潜在机制研究。道德的存在遍及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制度之中，这种最不具道德形式的运行恰恰是最具道德特性的运行方式。古往今来的道德实践表明，“润物细无声”的道德运行方式最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的道德理想。事实上，无论何种制度，尽管它可能不是具体、直接的道德规范，但只要制度的建构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共识，具备了道德上的正当性，那么，它的运行及目标的实现，就是道德目标的直接或间接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制度的运行就是潜在意义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行。由此，本课题的研究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运行的形态和特征，探讨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良好的道德运行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道德运行形态和特征，探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背景正义”的性质和功能。第三，社会主义学校教育制度中的道德运行形态。探讨一个优良的学校教育制度与健全的道德教育之间的必然联系。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社会认同研究

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道德提法和举措，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各种提法和举措的效果如何，社会认同度如何，民间有怎样的呼声，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借助社会学、管理学的方法，开展实证调研，对现行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与运行体系在民众中的认同度进行科学测量和把握，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提供现实依据。

其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内容体系认同度调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并非一块僵硬的机械整体，而是包含了多重内容和多层结构的复杂体系，而且每个部分对于具体社会成员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社会调查工作中需要设计出不同层次的量化指标，以此考察社会公众认同度的差异性与层次性。

其二，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认同度调查。深入调查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体系的内在机制、外在机制及潜在机制的认同度，以此考察这一体系在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职业活动、社会交往、建筑文化、民风民俗和民族性格中的渗透性与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和总结现行运行体系中的成效与所存在的问题。

其三，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认同度调查结果分析。在获得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同度作出总体的判断及成因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提供依据。  

5.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及其现代转化研究

中国传统道德是极为丰富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的思想，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这些思想理念和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资源。但这些资源毕竟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其中既有过时的成分，也有超时代的因素。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精神进行现代转化。

其一，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在结构研究。全面梳理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并研究其内在结构与社会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统领性规范，家庭道德规范，政治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等几个方面确定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在结构，进而梳理种种道德规范的核心内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而阐释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密切关联。

其二，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价值反思。全面梳理中国近代以来四次重要的文化论争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批判、继承与改造，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时期：一是清末变革思潮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新、旧伦理在思想交汇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怎样对待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成为这一时期不同思想学派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主要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维新派对儒家纲常名教的批判与国民道德改造思想，革命派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继承与改造，无政府主义的“排孔”论等。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反孔”思潮与“全盘西化”思潮中，反传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在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了价值重估。其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新儒家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中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了肯定性评判。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论争，这一时期各派的主张主要有：“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中皆包含了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不同立场的思考。四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国学热”，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道德规范问题上存在着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对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总结与批判，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中的积极因素，为传统资源的“古为今用”确立合理的思路。

其三，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现代转化研究。依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探寻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现代转化的具体方案。这部分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提炼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不朽性的元素，确立作为传承和“转化”的资源；二是在前述基础上，提出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现代转化的具体方案；其三是阐释“转化”后的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间的承接与融合。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集思广益，进一步进行综合性整合和创新，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运行体系的建设。这两个体系应当是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切实、简洁、层次分明、逻辑自洽、实际有效且为广大公民喜闻乐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相协调、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与中国优秀道德传统和道德文化相承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道德生活，可以为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实现高度的社会和谐、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长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