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高龄仍精神矍铄站在讲台，邱仁宗先生为何要讲市场之恶！

2019年10月12日，首届国杰论坛在京举行，中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联合国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获得者、国际哲学院院士邱仁宗教授在论坛中作主题发言。

德高望重的邱仁宗教授在87岁高龄仍关注着国内外伦理学的前沿问题，在相关领域内，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中提到的那样——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在邱仁宗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不断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伦理学人向他学习。

小编通过会议录音以及现场PPT整理出了邱仁宗教授在论坛现场的发言如下：

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受邀参加《首届国杰论坛》。

在开始今天的发言的题目之前，我想再提一下的前一段时间讲到过的酒精之恶。现在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酒精广告，这些广告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引起我们国家的饮酒量上升，而且更严重的是我们青少年的饮酒量上升。联合国最近发了个报告，报告显示所有国家的饮酒量都下降，唯有中国持续上升。中国饮酒量的持续上升意味着中国大众的肝硬化、肝癌、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在不断的增加，每年有好多人死于酒精带来的伤害。

今天的发言主题是“市场之恶”，这个恶，是针对我们关于市场的很多错误的决定指出的。比如让私人资本来办医院，让私人资本投入公立医院，把医院办成企业那样，我认为都是错误的决定。所以今天从这个话题引申一下接下来我要讲的市场之恶，阐明完全依靠市场的话很多问题是无法很好的解决的。

我的基本观点是要对市场“一分为二”。市场是我们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机制。目前我们手边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资源分配机制，有的都很糟糕，例如计划经济最后弄到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凭票。市场是所有糟糕的机制中最好的。例如它可以帮助我们把国民经济这块饼做大，在我国市场已经帮助我们国民经济这块饼做大到仅次于美国了。所以，市场有善的一面，我们今天不谈市场之善，因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决策者只看到市场积极一面，而没有看到市场消极一面（即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反而想用市场机制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种人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我认为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如果把所有的社会问题交给市场，那么市场就可能会导致对很多无辜人的伤害和对社会的某些层面的破坏。我们现在很多人信奉、甚至迷恋市场原教旨主义，遇到什么问题就靠市场来解决。所以我今天着重讲市场之恶，旨在敦促政府和社会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抑恶扬善：市场表现出的恶的那些方面，我们避免、减少、制止它们；相反，市场表现出的那些善的方面，我们则应当去接纳、促进、鼓励它们。

第二，我们来谈一下理想市场是什么样的。可以这样说，商品交换，双方都是为了自我利益而交换，而不是为了公共或者第三方的利益，这种交换在当前社会一般是用金钱作为交换中介的。而在理想市场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性能和质量以及用其他方式生产或提供的费用的全部信息可得，获得这些信息的费用为零、履行契约和财产权的费用为零，财产权包括生产手段的权利业已确立且稳定。

我认为，理想市场需要理性个体的参与，这些理性个体他们的偏好是有序的，例如某人的偏好A大于B，B大于C，那么他也A大于C，他们能够选择合适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交易的费用为零，存在着完全的竞争，即没有买方或卖方单方面影响价格，进入市场有完全的自由；不存在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对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以外的第三者的影响。比如正面的是我可以欣赏得到邻居美丽的花园；负面的是化工厂污染空气。唯有接近理想市场才有效率。

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概念包括市场，资本迫使人们不但赢利，还要增值。这是资本生产与商品生产的不同。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资本”其实就是“私人资本”。

有关支持和反对市场的论证有效率论证和伦理论证。市场的效率概念是帕雷托提出的，帕雷托（Pareto）的效率概念的内容是：一种经济系统的状态帕雷托最优（Pareto Optimal），当且仅当该系统没有其他的状态，在其中至少有一个人生活变好了，而没有其他人生活变糟。一种状态A比另一种状态B帕雷托更优，当且仅当在A中至少有一个人比在B生活变得更好了，而在A中没有人比在B变糟。唯有接近理想市场才能有帕雷托效率。简单来说，效率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参加市场交换的买卖双方，或者双方都受益，或者一方受益，另一方未受益也未受害，或者买卖双方都没有受益也没有受害，但第三方受益了，这就是效率。

反对市场的效率论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几点：

1、交易费用高（运输、订契约、租场地等都很贵）；

2、缺乏信息，尤其弱势一方，或受价值规律影响，即过多的资本投向去年赢利的部门，结果造成今年供过于求；

3、垄断趋势（如市场寡头们，而且往往能获得政府支持）；

4、负面外部效应（如污染，破坏环境）；

5、不能提供公共需要物品或服务（“公共品”）：或因想免费搭车而不愿投入，或不能确定别人是否也愿意投入而不投入，造成“公共品”匮乏。

6、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失业。因为总会有一些人没有一个雇主愿意雇用，或求职者找不到他们乐意做的工作。

反对市场的伦理论证主要有以下几点：

1、市场行使“丛林法则”。人们往往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市场，唯有在市场才能做到“适者生存”，因为市场培育了一个胜者的品质特征，然而这个胜者的品质特征可能就是贪婪、对他人漠不关心或表里不一。市场将一些人变成动物，支配人际关系的是“丛林法则”。财富不公平分配：有人辩护说，市场按照人的“应得”分配财富，或者他们努力或者他们贡献大。可是人不是孤立的，有些人家底厚，有关系，他们的努力成功了，但其他人再努力也不行。工人劳动所作出的贡献要比他们的工资多得多。在市场上许多人得不到他们应得的报酬，而且受到了剥削。

2、市场剥夺许多人的权利和自由。有些人用权利和自由为市场辩护：有人有私有财产，他们有利用他们的财产进入市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市场造成人们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穷人的许多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在一个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通过市场分配的社会里，没有钱购买的人仅有非常有限的自由，往往遭到社会排斥或遭受强迫：没有自由和平等去选择有价值的工作，只好去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如出卖器官。

3、市场扩大贫富鸿沟。有人辩护说，市场会自动将财富分流给穷人。是的，市场会使国民经济这张饼做得更大，然而这种分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做到？非市场的办法：累进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唯有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有利于穷人时这种不平等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市场本身只能使贫富鸿沟加深。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最新出炉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国处于顶端的1%富人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端的25%家庭仅拥有中国财产总量的1%左右！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40%低端美国人全部财富等于比尔盖茨一个人的财富：400亿美元。

4、市场腐蚀人和社会。有人辩护说，市场使人心平气和进行交易，和平又文明，培养了人们的理性和善性。亚当·斯密说：“不是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行善我们才能吃到晚饭，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的意思是，自我利益使个人与许多与之进行交换的伙伴联系起来，进行有效的分工和生产。然而，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市场使人更为自私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成为拜金教徒。人们越来越使用金钱刺激，使得人们出于利他主义和公共利益的内在动机做事越来越少。市场使得人际关系工具化，“找关系”，“走后门”，尤其是使官场腐败，屡禁不绝，传统的优良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济关系，受到严重腐蚀。

5、异化。市场的回报是满足你想要的东西，对此市场效率非常高。但实际上往往使人们的偏好转移到实际上你并非需要但市场上容易获利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人们本来选择的偏好和需要的东西。这种情况被称为“偏好污染”：市场给我们创造了我们实际上不需要的、原来不要的偏好（比如那些垃圾食品）。市场往往会让你觉得被诱导出来的癖好是你本来就有的，使你成为“色盲”。市场可以改变人，人际关系，以致使你成为与你原来不同的人和关系。这是一种异化。有人打比喻说，异化好比你4个月不洗澡，你就与原来的你完全不同，与他人隔离开。我认为，异化主要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隔离。

6、市场有一种扩展到所有其他社会领域的倾向，使之商品化，然后支配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有些是私人领域或亲密关系领域商品化。如亲子、朋友、夫妻关系的商品化或商业化。例如有偿**。社会有许多领域，在有些领域利益攸关者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市场进入是要失灵的。“集市的道德属于集市之中”。所以应该阻止市场进入这些领域。例如国防、安保、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至多在边缘起一些辅助作用。

下面我想讲一下医疗市场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Arrow认为：医疗市场失灵是内置的，即这种失灵是在医疗市场结构内部，不是靠人为努力就能够克服和纠正的。医疗需要和治疗效用有关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为医疗市场所固有，它们是医疗市场失灵的基础。

医疗市场的种种乱象（假冒伪劣、过度治疗、红包、骗保等）并不是因市场扭曲才出现的，医疗市场失灵必然导致扭曲的市场，出现种种乱象。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点，不适用于医疗卫生领域。虽然亚当•斯密本人希望通过市场把人性的两个方面，即自我利益与同情的美德结合起来，然而医学的利他主义目的（有益于病人）与医者之关注自我利益（逐利赚钱）之间始终不能通过市场结合起来。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能使患者和医者都受益的市场，美国、中国、印度三大医疗市场都是失败的或失灵的市场，这些市场都不能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病者不能有所医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我们来试着探讨一下医疗市场问题的几个方面：

1、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渗透医学，挥之不去。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是医学需要的性质。医学需要不规则发生和非常多变，往往不可预测，疾病发生的时间和严重程度都不确定。与之相反，其他不可缺少的消费者商品，如食品和住房的需要则是规则的、可预测的。当医疗需要发生时，个体往往没有实际的机会根据价格和质量比较结果去购买所需医疗服务（所以只好去百度查去哪家医院看病）。医疗服务需求是刚性的，人们很难预先计划或做好预算来满足这种突然性的需求。与运输市场的对比：消费者可决定是否买一辆名牌车还是经济车，或者干脆不买车，乘公交或步行。如果缺乏可得的资金来满足交通需要，或者其他需要更为迫切，那么消费者可根据轻重缓急原则作出合理决定，而且后果一般不是灾难性的。在医疗市场，医疗服务（例如治疗癌症）是不能放弃的，必须付出身体、情感和经济上的很大代价。

最重要的事实是，从医疗中得到的实际受益是不确定的。患有同样疾病的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例如，在发病年龄、患病的严重性、是否存在合并症、并发症、诊断所用检查以及对特定治疗方法的反应等，在人与人之间都不同。这些区别造成对特定病人疾病治疗效用的不确定性。因此医疗与电视机、电冰箱或汽车等其他市场商品不同——消费者知道应该买哪家的，到哪里去买，准备花多少钱去买。

2、信息不对称性：

对于许多医疗服务，病人必须依赖专业判断来评估医疗需要的存在和性质，以及满足医疗需要的合适手段。类似这种商品往往被称为“信任商品”。信消费者必须信任和服从医生的专业判断，这种服从的基础往往是相信医生（他们是专业人员，不是职业人员）拥有卓越知识。这是医生向病人提供符合他们最佳利益的医疗建议时所必需的。例如，病人需要做阑尾手术，一家医院说需支付5000元费用，另一家医院说需支付1万，病人如何选择？病人不拥有关于这两家医院、做手术的医生的信息，他无法做出合理的、对他最有利的选择。

3、权力不对称性：

从社会学视角看，医生在医患关系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在医患关系中占支配地位。两千年的医学历史中医生永远是“家长”，由他决定“孩子”（病人）该怎么治？病人几乎没有发言权，连知情权也没有。病人处于脆弱地位，他必须依赖医生，为了治病他自己听从医生的嘱咐（包括有时需要给“红包”）。由于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我们要求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病人把自己的健康、生命和隐私交托给医生，医生要不负病人的托付，将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不是市场中的买卖关系。

4、医疗市场将医生置于利益冲突之中：

如果企图通过市场来解决医疗问题，你就将医生置于利益冲突之中。医生在市场内属于卖方，通过向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病人则是买方，向医生购买医疗服务。但是，医生之成为医生，社会花那么大的经费培养医生，是为了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医疗需要，因此医生不是生意人，他要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医本仁术”。也就是说，医生的天职是为了治病救人，为病人健康利益服务。可是，进入市场的医生，又要求他为自己和自己医院的利益服务，那么他服务的病人的利益与他为自己和自己医院服务的利益必然发生冲突。企图用市场解决医疗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且会加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种是逐利增殖资本的市场文化（为股东服务），另一种是有千年历史的“医本仁术”的医学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会毁于一旦！

解决的办法：

1、媒体的监管：应该鼓励媒体进行监管市场的调查，禁止各种机构阻碍媒体调查。

2、群众的监管：政府应出资鼓励成立各种监管市场的社会组织，成立各省市和全国的市场监督协会，进行协助政府的独立的监督活动。

3、政府的监管：政府在国防、安保、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领域中起主导作用，不能让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在这些关乎国家、社会、民生的重要领域肆无忌惮地蔓延，追逐私利，伤害人民，侵蚀社会。

作者：刘武阳  洪博文